第一章 微笑的死神

　　1983年10月23日黎明，中東地區，一輛送水卡車在駛向貝魯特國際機場美國軍事設施的途中遭到劫持，並被裝上了炸藥，炸藥的當量相當于1.2萬磅TNT。一位目擊者恰好瞥見了司機，形容他的笑容令人不寒而栗，簡直就像“微笑的死神”。他的目的地是一幢插有美國國旗的四層建築，里面住著1600名軍人。卡車高速衝進建築入口後起火，巨大的爆炸將整個建築掀上了天，建築完全坍塌。幾乎在同一時間還發生了第二起炸彈襲擊，目標是法軍，殺死了58人。

　　塵埃落定時，有241名美國人死亡Ｋ 。他們都是部署在黎巴嫩，負責制止該國各派交戰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及多國部隊士兵。貝魯特機場炸彈襲擊事件成為美國海軍陸戰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硫磺島戰役Ｌ 之後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在2001年9月11日以前，這次事件也是對美國人民發起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貝魯特襲擊發生時我在芝加哥的家中，當時正擔任西爾制藥公司首席執行官。從電視畫面上看到遇襲地點冒起濃濃煙柱，我被襲擊規模之大驚呆了。里根總統也是一樣，看著一個接一個覆蓋著國旗的棺木將遇難美國人的遺體運回家鄉，里根總統悲痛欲絕。里根日後曾經說起，海軍陸戰隊營房被炸，是他總統任期內最悲傷的一天，可能也是他一生中最悲傷的一天。

　　襲擊發生後很多組織立即聲明對此次襲擊負責，但最終襲擊的真兇指向了由伊朗和敘利亞扶植的一支新崛起的恐怖組織。該組織自稱Hezbollah，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真主黨”。恰好在這個時候，該組織承認策劃了這次喪心病狂的大屠殺。襲擊的意圖很明顯，就是希望借此迫使美國從黎巴嫩撤軍，這樣，真主黨的主子敘利亞便可以在已經佔領該國三分之一領土的基礎上獲得更大的影響力Ｍ 。

　　為了顯示美國的決心，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被派往貝魯特。“我們絕不會容許一群詭詐的恐怖分子、膽小鬼來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布什信誓旦旦地說。就我所看到的事實而言，我對他的措辭並不讚同，我可不認為一個自願駕駛汽車炸彈衝進一幢建築並犧牲自己生命的人是“膽小鬼”。在我看來，他們是危險分子，是願意為了自己的事業舍棄一切的狂熱分子。至于布什所說的不應讓恐怖分子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這個觀點，我非常讚同。

　　隨著美國遇難人員的遺體陸續運回，國內要求對這種暴行給予嚴厲回擊的呼聲日漸高漲。然而襲擊發生之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卻未能做出有效反擊Ｋ 。

　　由于短時間內看不到在軍事上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美國應對恐怖分子挑釁的可行措施只有採取強勢外交。總統認為，對中東地區採取全新政策也許會有所幫助，至少可以表明他的憂慮和美國的擔心。

　　貝魯特爆炸案之後不久，我便接到了國務卿喬治舒爾茨的電話。1969年我與他初次相識，當時我們都在尼克松政府任職，自此便成了朋友。舒爾茨是里根總統的第二任國務卿，他的前任是亞歷山大黑格。黑格也是我們在尼克松時代的同僚。舒爾茨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行為做事一向低調，說話直截了當。他說總統需要向中東地區派遣新特使來處理黎巴嫩危機並幫助美國應對恐怖分子的襲擊。舒爾茨說，他們需要找一個不在政府中任職的人。“我希望你能夠擔任此職。”他說。

　　如果我同意，我的任務將是支持黎巴嫩政府，並與盟軍合作，促使敘利亞人放棄他們的攻擊行為，同時向該地區傳達美國的承諾。

　　我清楚地知道派往中東地區的總統特使歷來都不甚愉快。我在國會任職期間，以及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職期間，一直都在觀察美國在這一地區外交上的問題，有很多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在這一地區斡旋，希望能夠有所突破，但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在里根政府面臨史無前例的國家安全危機之際，我從西爾制藥首席執行官任上請假，去華盛頓面見里根總統。

　　羅納德里根在遭遇黎巴嫩危機的時候，已經擔任總統兩年多了。我認識他時他還是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當時我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職。他是電影明星時我常在電視里見到他，也曾一起出席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而這一次，我在1983年11月3日那一天走進白宮總統辦公室時，他看上去有了很大的不同。總統將我迎進房間，鼻子上架著一副角質架金框眼鏡，手里還拿著一疊文件，說話的過程中不時會瞄上一眼。

　　批評里根的人常用漫畫誇張地描述他是一位好心眼的人，卻缺少智慧—有人說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傻瓜”。我成年以後聽到幾乎每一位共和黨總統受到的指責都如出一轍，那就是低能。通常批評的人都是反對派，他們不知道任何有頭腦的人都不會同意他們的看法。就以里根為例，對他的諷刺就有失公允。他不是一個注重細枝末節的領導者，這一點毫無疑問。他喜歡講幽默軼事，甚至在非常嚴肅的會議上也是如此。在他的身上看不到華盛頓政客常有的那種硬朗風格，他的行事方法有些隨心所欲。但是我認識里根已經有很多年，顯然他具備一個成功領導人應該具備的堅定而長遠的戰略意識。如今，里根的書信及其他作品已經出版，從中可以看出他在工作中的遠見卓識。

　　有些總統常常迷失于細枝末節，里根的前任吉米卡特就是一位事必躬親的人。羅納德里根卻沒有這個問題。他清楚什麼時候需要站出來領導美國，並在大原則上為他的政府設定航向，而將細節留給他人去完成，自己在旁準備幫助修正方向並在必要時做出調整就可以了。雖然並不總是能夠發揮最佳作用，但多數情況下還是行之有效的。

　　“我對美國政策的看法……很簡單，”在被問及對蘇聯的看法時他對助手這樣說，“我們贏了，他們輸了。”批評家們嘲笑這段講話純屬虛張聲勢，但事實是，這是一個大膽的構想，具有革新意義。里根入主白宮之前，聯邦政府的架構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一直都是秉持與蘇聯和平共處的觀念，或如其所稱的“緩和政策”為基礎。現在已經不時興以輸贏看待冷戰了，更多的人認為蘇聯問題是無法更改的不幸事實。但是里根知道，只要對問題進行通盤考慮，下定決心，重新確定政策方向，並且擁有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班子去高效實施他的設想，作為美國總統是可以對美國政策進行重大戰略變革的。里根總統最終達成了他的既定目標，從而也驗證了他在蘇聯問題上的聰明睿智。

　　談及黎巴嫩危機，雖然事情的最終結局有違里根的最初願望，他的措辭卻還是一樣的直截了當。在中東問題上，里根的直覺與他對待蘇聯的政策是一致的：利用美國力量保護、鼓舞自由的人們，震懾敢于破壞和平的人。總統說，我們不能允許恐怖分子將我們驅逐出黎巴嫩。同時，他也清楚，美國一旦插手中東事務，就等于接手了一個大麻煩，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耐心才能獲得成功，而時間和耐心恰恰是最缺乏的。里根政府的國家安全政策集中于蘇聯，原因是與蘇聯的冷戰正在興頭上。至少目前，他在中東地區的目標是努力給這一地區帶來一定程度的穩定。

　　我告訴里根，我會盡自己所能代表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他感謝我在國家危難時刻願意挺身而出，並保證為此次使命提供所有可能的支持。不過顯而易見，“使命”不是那麼清楚。

　　黎巴嫩危機期間，里根振振有詞，他宣稱美國不會在恐怖面前畏縮，更不會拋棄我們在這一地區的朋友。但是在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就知道，要想制定出始終如一的政策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缺乏或根本沒有堅實的基礎，想要為達到某一個目的而建立一個標準是幾無可能的。

　　我們在總統辦公室討論完畢之後，里根總統和我一起來到白宮新聞簡報室，他向媒體介紹了我這個中東問題特使。記者會開始了典型的華盛頓風格的質詢。他們指出，我是里根在三年之內指派的第三位中東特使，又一位外交官去執行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像西西弗斯滾石頭Ｋ 一樣徒勞無功。有些人想知道我為什麼願意去承擔這樣一個“取勝無望的工作”，我的回答是，不管前途有多艱難，我只是希望能夠盡自己的一份力。我沒有說出來的是，我還不得不嘗試掌控好期望。正如我對喬治舒爾茨說的：“我保證你絕不會從我口中聽到類似‘美國尋求在中東地區實現正義的、持久的和平’這樣的話。沒有什麼是正義的，我在這一地區看到最持久的是衝突、訛詐和謀殺——沒有和平。”我認為我能夠期望的最好結果是取得些許進展。我很清楚，在當前的環境下，哪怕能夠在中東地區維持現狀，保證局勢不再進一步惡化，也算是很大的成績了。

　　我不拿聯邦政府的工資，所以我希望能夠少受一些聯邦機構官僚作風的制約，但這只不過是我的一廂情願罷了。一位國務院工作人員決定我在技術上應該歸類為“無償的政府雇員”，以此類推，我還需要一個法定頭銜，他們才能決定應該如何分類。我應該是國務院專家或顧問，還是應該歸為其他類別？最終的結論是我應該被認定為專家。這樣的分類令我不快，因為在中東地區，如果一個人被稱作專家，從一開始就會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

　　我也知道黎巴嫩的境況令人頭疼，1975年內戰爆發以來更是每況愈下。那一年，國防部幫助美國公民從該國撤離時，我正任福特政府的國防部長。黎巴嫩內戰最終奪去了15萬人的生命，到1983年，因戰爭而喪生的人已經不計其數—里根那年12月稱“相當于美國失去1000萬公民”。無數受過良好教育的黎巴嫩成功人士紛紛逃離這個國家。貝魯特郊外的鄉村已被不再效忠于中央政府的黎巴嫩民兵控制。

　　1983年貝魯特爆炸事件發生之時，黎巴嫩的大片土地已被它的近鄰同時也是敵人的敘利亞和以色列所佔領，從而使整個地區的局勢更加復雜。敘利亞一直宣稱黎巴嫩歸其所有，應是大敘利亞Ｌ 的一部分。以色列則于1982年6月入侵，以保護其領土不受駐扎在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營地的侵犯。敘利亞對以色列的佔領不滿，以色列對敘利亞的佔領也很憤怒，黎巴嫩則反對任何人的佔領。夾在敵對各方中間的是一小隊美國軍事人員，他們是多國維和部隊的一部分。

　　美國領導人遠在華盛頓，當然可以輕松地說我們在黎巴嫩絕不會被恐怖分子打敗或趕走。但是現實很明顯，實現這一諾言需要的力量遠遠超過美國人的預期。無論在政府，在國會，還是在普通美國民眾間，向黎巴嫩增兵的呼聲原本就不高，在貝魯特爆炸事件發生之後，這種呼聲更是消失殆盡。

　　我很快了解到，黎巴嫩問題在政府中也是激烈爭論的主題。五角大樓的很多人，包括國防部長卡斯珀溫伯格在內，都更傾向于盡快從該國全部撤軍。仍在執行任務的美國部隊大多處于難以防禦的陣地，並成為敘利亞支持下的極端分子的攻擊目標。由于他們所面臨的種種危險，部隊的行動嚴重受限。就像溫伯格日後所披露的，他們在使用“徒勞的戰術以求達到無法達到的目標”。 甚至連曾公開表示支持我們立場的副總統布什在貝魯特爆炸事件發生後訪問貝魯特期間，都私底下表示黎巴嫩總統請求美國支持的說辭沒有說服力。

　　問題的另一方是國務卿舒爾茨，他更希望保持美軍的軍事存在，幫助黎巴嫩政府穩定政局。舒爾茨指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會產生令人不快的結果，會使這個國家淪為敘利亞的附庸國，或者成為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無法無天的避風港。舒爾茨的立場得到我們在中東地區一些最強大同盟國的支持。比如約旦國王侯賽因就明確表示，如果美國撤離黎巴嫩，就會失去在中東地區的有利態勢。更大的擔憂是，約旦國王覺得缺少美國在黎巴嫩的抗衡作用，敘利亞會將注意力轉向約旦，然後是沙特阿拉伯。薩達姆侯賽因和我在巴格達會面時曾說，他相信美國並不關心敘利亞對黎巴嫩的首次入侵，並任憑“這個瘋子集團互相打擊”。聽薩達姆講話也能吸取經驗，尤其是在他也許是對的時候。

　　我更傾向于舒爾茨的觀點。我相信，只要我們在那里，我們就應該保留部分地面部隊，而且不應指明駐軍時限。同時我們需要鼓勵友軍，包括英國部隊、法國部隊和意大利部隊同樣多駐留一段時間。幫助黎巴嫩構建內部團結並發展其自我保護的能力，完全符合我們所有各方的利益。如果敘利亞人看到我們不會拋棄貝魯特，他們在與黎巴嫩政府的談判中會更好對付一些。更重要的是，這也是里根總統的軟肋。

　　不幸的是，擺在政府戰略面前的還有一大障礙，就是美國國會。在越南戰爭的最後階段，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決議案》，規定若沒有獲得國會的明確支持，部署在其他國家的美國武裝部隊必須在60至70天內撤軍 。盡管該決議本身是否符合憲法尚有疑問，而且至今未有定論，但是，美國總統向搗亂分子表達美國參戰的能力卻遭到削弱。只要看一看報紙誰都會清楚，國會希望撤軍。

　　當時，里根政府的內部對這項政策同樣存在意見分歧，而且，敘利亞隨時準備利用黎巴嫩的騷亂。對美國陸戰隊在爆炸案中的死難者的哀悼聲仍不絕于耳，國會還時刻提醒我們它的存在，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派往黎巴嫩解決問題。我忽然想起以色列前總理希蒙佩雷斯對我說過的：“如果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方法，就可能不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而是有待時間去克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