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那段無憂無慮的日子里，我還不滿十歲，生活的重心就是上學，幹幹家務，聽聽收音機。有時，我會調到“午夜隊長”，這個節目講的是一位陸軍飛行員和他的冒險歷程。然而真正激發出我的想象力的卻是另一檔節目。記不清有多少次，我匆忙跑進客廳，為的就是不錯過《威廉退爾序曲》的著名開場：

　　一匹快如閃電的烈馬絕塵而去，縱情地喊一聲“嗨喲，跑吧，銀子，跑吧”！遊俠！勇往直前吧！在忠實的印第安夥伴湯托的陪伴下，智勇雙全的蒙面騎士馳騁在美國大漠，向早期西部的法律和秩序發起挑戰。帶我們重溫當年那段光輝歲月。遊俠再次出發了。

　　對于很多男孩子來說，住在芝加哥郊外僻靜的鄉村，身邊發生的最大新聞不過是尋找走失的小狗，美國西部在他們眼中就充滿了神秘與刺激。我和我的夥伴們想要得到遊俠的6發式左輪手槍環和警徽。我們熟記遊俠的信條：“交友之道是誠信。人人生來平等，每個人天生有能力改變世界。上帝把木柴放在那里，每個人必須自己去收集並點燃。”70年之後，它還是個不錯的理念。

　　收音機同樣也為我們打開了通往職業體育世界的大門。秋天是橄欖球的季節，爸爸和我會一起為我們喜歡的芝加哥熊隊歡呼加油。熊隊周日正在康明斯基公園參加決賽，忽然芝加哥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中斷廣播，插進來一條公告。“重要快報：日本的飛機對夏威夷發動閃電襲擊。”一處名為珍珠港的美國軍事基地燃起了熊熊大火。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中斷了常規節目的播報，從檀香山進行了現場報道：“我們親眼見證了今天這個早晨……敵機，無疑是日本飛機對珍珠港進行了狂轟濫炸。檀香山Ｋ 這座城市也遭到襲擊，破壞相當嚴重。戰鬥持續了近三個小時……不是開玩笑，是真實的戰爭。”夏威夷那時還不是美國的一個州Ｋ ，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它的大概位置，可我對珍珠港一無所知，也不清楚它對美國海軍的意義。不過我能感覺到一定有恐怖的事情發生了，我從父母的面部表情能夠看出，從播音員緊張的聲音中也能夠聽出來。從那一時刻起，電臺、報紙、街頭巷尾和學校談論的話題都是這次襲擊。

　　兩年以來，美國一直憑借兩個大洋的庇護得以舒舒服服地從遠處注視著肆虐歐洲和亞洲的戰爭衝突，同時保持著安全的距離。很多人對發生在2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遭受的慘重損失仍記憶猶新，再也不願意卷入遠方的另一場領土紛爭。在芝加哥這種情緒尤為濃重。這座城市是反戰的美國第一委員會總部所在地。該委員會擁有80多萬成員，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反戰組織之一。第一委員會成員深受美國很多年輕人的擁戴，其中一些人在我今後的人生中還會相遇，他們是耶魯法律學院年輕的學生傑拉爾德福特和年輕的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他們都曾向該委員會捐資Ｌ 。美國第一委員會在珍珠港襲擊事件中是最早遭受人員傷亡損失的機構之一，其成員一夜間銳減。該組織的很多支持者，包括福特和肯尼迪都迅速參戰。

　　當年那個星期天的其余時間，我們一家人擠在收音機旁，收聽最新消息。每個小時都有新的報道：

　　羅斯福總統宣布日本空襲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震驚倫敦上下，根據剛剛收到的一份電文，倫敦正在等待丘吉爾首相同意在一小時以內向日本宣戰……政治交涉已經基本無望。蒙大拿州參議員，同時也是立場堅定的孤立主義者的惠勒說：“我們必須盡最大力量打敗日本。”……最大的一份孤立主義報紙《芝加哥論壇報》第二天的大標題將是：“不論對錯，都是我們的國家。”

　　第二天，美國民眾聽到了來自總統的聲音。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是我當時知道的唯一一位總統。他在我出生4個月的時候第一次當選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聲音一定有什麼魔力，增添了他的權威性。他的語調正式，近乎貴族語調，與我們在中西部的朋友截然不同。在整個大蕭條期間，他的聲音就是一種安慰，對我父母而言也是這樣。他講話語速緩慢，不慌不忙地控訴日本帝國的罪行。每一個音節都力求發音清晰，好像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是義憤填膺的導彈。他的這段講話成了他的傑作，美國首次聽到這樣的話，因此也就永載史冊：“就在昨天，1941年12月7日，我們的國恥日……”

　　總統要求國會宣戰。現在，只有美國取得勝利，民主精神才能繼續發揚光大。國內數百萬人曾經試圖回避的戰爭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在這一過程中，很多很多美國人會死去。戰爭將會改變全國所有美國人的生活，包括在伊利諾伊州的一個小男孩兒，他真的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還有可能再度回到遊俠騎士那個無憂無慮的世界。

　　第三章?最後的春天

　　在大蕭條的那幾年，真是貧困不堪，令人絕望。1932年，按歷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的描述是“最殘酷的一年”。

　　即便是適應力很強的工業城市芝加哥也未能逃脫大蕭條的厄運。在市中心盧普商業區外圍，數以千計的失業和無家可歸的人用廢金屬搭起棚子，用紙板搭起帳篷，聚集在一起，這就是胡佛村，起這樣的名字是為了譏諷對美國經濟困境難辭其咎的胡佛總統。小巷和街道也都有了新的名字，如昌盛路和蕭條大道等。

　　1932年7月9日，《芝加哥論壇報》無情地報道說，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前一天收于41.22點，這是大蕭條期間有記錄的最低點。就在這一天我出生了。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災難中最殘酷一年中最黑暗的一天。我降生在芝加哥市中心的聖路加醫院，是喬治和珍妮特拉姆斯菲爾德夫婦的第二個孩子。就像我在第一次也是這之前唯一一次嘗試寫自傳（時年13歲）時記錄的那樣，我從醫院回到家就發現自己有一個兩歲的姐姐瓊。由于小時候家里常常搬家，瓊也就成了我的玩伴和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我們的母親珍妮特個頭不高，她的身材給人的感覺是精力充沛。她是一名受過正規培訓的老師，對正確使用語法要求很嚴格。她心地善良，但同時也是嚴師。我清晰地記得我們在北卡羅來納州小住期間發生在我母親身上的一件事。在南部，老師教課都靠死記硬背，和我在伊利諾伊接受的先進教育完全不同，伊利諾伊的老師們鼓勵學生們按照自己的進度學習，所以在南方我的學習遠遠落後于同學。當得知我有降級的危險時，媽媽生氣了。她對老師說會讓我上暑假補習班，她將親自指導我的學習，幫我趕上進度。每一天，媽媽都和我一起做練習，確保我各科齊頭並進。我的這個夏天可不好過，但是我的成績足以進入下一年級了。

　　我的父親喬治拉姆斯菲爾德就是任何一個小孩子都會以他為榜樣的那類人，我當然也不例外。他是我知道的最誠實、德才兼備的人，我經常徵求他的建議。他盡心盡力地想要成為一個好父親，因為他清楚孩子如果沒有一個好父親是什麼滋味。約翰亨利希拉姆斯菲爾德在我父親剛剛出世時就離開了家，並與奶奶離了婚。我父親小小年紀就不得不與他的哥哥亨利一起幫著養家糊口。父親12歲就開始做勤雜工，一輩子都很操勞，卻總是樂觀向上，喜歡吹口哨，從來不抱怨。他總是有一種緊迫感，從來不願意浪費時間。有時候，他會帶上我，在黎明時分去公共高爾夫球場，玩他發明的快速高爾夫：只打九個洞，從來不超過45分鐘，從來不停下來練習揮桿。

　　我人生最初的幾年是在芝加哥這座城市度過的。芝加哥在那以前就已經是一座移民城市，大量歐洲移民，吃苦耐勞、想尋求二次致富機會的拓荒者，以及相當數量從南部遷移過來的非洲裔美國人雲集在這里。盡管這座城市的居民差異很大，但芝加哥人有一個共性：對歐洲貴族的自命不凡嗤之以鼻。那時芝加哥中有很多愛爾蘭人，當地政客們以嘲諷英國人為樂，英國人會還以顏色。“看過了這里，”英國作家拉迪亞德吉卜林訪問芝加哥之後不屑地寫道，“但我迫切希望永遠不要再看，這座城市里居住的都是些野蠻人。”

　　這種看法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事實，這座城市的確不適宜那些神經脆弱、敏感的人。這座城市出過艾爾卡彭Ｋ 、情人節大屠殺Ｌ 、1919年黑襪醜聞Ｍ ，及其聞名于世的黨棍政治Ｎ —墓地里的私人經常提前投票。芝加哥居民對這種無秩序相當引以為傲。在這座城市，一個人的價值並不體現在他的血統、出身上，更多的是體現在努力奮鬥中。“芝加哥，”美國作家林肯斯蒂芬斯曾經這樣寫道，“把機會擺在你眼前。”這種評價相當準確。

　　我父親從年輕時到結婚頭幾年，全家人一直擠在城市狹小的公寓中，他長久以來一直希望全家能搬到市郊的大房子里。我六歲時，我們搬到了埃文斯頓附近，西北大學就在這里。之後，我們終于搬到了北部郊區溫內特卡的一幢房子。這幾次搬家並非漫無目的，是我父親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決定。父親相信，好學校附近區域的地產價值都有上漲空間。溫內特卡在新特里爾高中區，就屬于這樣的地方。和我們同住的還有我的奶奶利澤特及奶奶的媽媽伊麗莎白。是這兩個女人將父親撫養長大，她們在一起聊天時經常說德語 。

　　現在，溫內特卡是芝加哥一個非常富裕的城郊住宅區，可是在20世紀30年代，這個小鎮的貧富分化還很嚴重。我們的鄰居有生意人，有移民，也有工人：建築工人、一個列車長、一個電力工人、一個花匠和一個清潔工。

　　我猜想，由于我父母都是精力充沛之人，我一定是在很小的時候就繼承了這一特點。在學習之余，我是鄉村硬式棒球隊康尼小熊隊的三壘手。這支棒球隊由當地藥店讚助。我七歲時加入了童子軍 ，喜歡徒步短途旅行、釣魚和玩獨木舟。在我的印象中我還打零工。我還不滿十歲時就下決心自己掙夠錢去買我的第一輛施文自行車。我送過報紙、割過草坪，還幫人訂閱雜志，包括由諾曼洛克威爾創作封面的《星期六晚郵報》。每個星期六，我幫鄰居給溫內特卡信托儲蓄銀行的員工派送其自制的三明治，可以掙到20美分之多。終于，我掙的錢足夠將我鐘愛的紅色施文買回家了，這輛車在我眼中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東西。對于我們那里的孩子來說，騎上自行車就可以撒野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直到不得不回家的時候。

　　總的說來，我的童年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西部小鎮中還是很有代表性的。不過，這是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了。

　　日本的襲擊發生後不久，我父親就志願加入了海軍。父親其實已經不是新兵的理想人選了，他那年38歲，已經遠遠超過了徵兵局規定的年齡限制。而且他身形瘦弱，看上去完全與他的實際年齡不符，海軍徵兵辦公室拒絕了他。

　　父親沒有放棄，他開始增加體重。他吃香蕉船、奶昔和任何能夠增重的食物。經過一段時間的飲食調整，父親回到徵兵辦公室再次應徵。

　　戰爭進展不順利，無形中幫了父親的忙。徵兵辦公室終于批準父親入伍，並告訴這個有著德國名字的堅定男子準備接受軍官訓練。他的這個決定最終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

　　在羅得島的昆塞角完成了為期90天的訓練任務之後，父親接受了任命，我們一家搬到了北卡羅來納州伊麗莎白市附近的一個飛艇基地。海軍的飛艇當時用來定位跟蹤在大西洋尾隨盟軍商船的德國海軍潛水艇。父親不希望就這樣把生命消耗在北卡羅來納州，很快就請求參加海上任務。最終父親的請求獲得了批準，他被分派到美國護航航空母艦俾斯麥海號（CVE-95）上。當時俾斯麥海號還在華盛頓州布雷默頓附近的造船廠，馬上就要完工了。最初，我父母決定全家返回伊利諾伊，但媽媽不願意與父親離得那麼遠，在最後時刻，她決定我們將隨著父親一起走，送他出海。于是，在等待俾斯麥海號完工的這段時間里，我們搬到了華盛頓州東奧查德港，在俄勒岡的海濱也小住過一段時間。

　　1944年俾斯麥海號試航完成後，海軍卻將父親調到同樣準備部署在太平洋戰區的護航航空母艦荷蘭第亞號（CVE-97）上。這次調任真是太幸運了。父親隨荷蘭第亞號出海之後，俾斯麥海號遭日本神風式飛機攻擊沉沒，艦上300多人遇難。

　　父親在海上作戰時，母親和其他有丈夫參戰的妻子一樣必須獨自支撐起家庭。珍珠港事件後她第一次學習開車，技術還不甚嫻熟。從俄勒岡向南，我們開車穿過舊金山。母親開著我們那輛綠色的1937年產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駛在這座城市著名的山間，道路顛簸，母親緊張極了。她時不時就要我和瓊下車步行，怕她在踩離合器和換擋時車輛失控。

　　由于沒有機會徵求父親的意見，母親在加利福尼亞科羅納多的C大道買了一幢小房子，離海軍航空基地不遠。對她而言這可是個重大決定，我們的錢不多，在這方面的經驗也很不足。在整個戰爭期間，她採買都十分謹慎。母親曾經給父親寫信說，她一個月工資有190美元，全家的整月支出為186.37美元 。

　　我們很幸運，在科羅納多有很多軍人家庭，大家的境況都一樣艱難。母親與荷蘭第亞號的船員妻子們成了好朋友。他們一起為親人擔心，分享得到的訊息。很多和我一起去上學的孩子家中都有父兄被徵召入伍，所以給我們分配了特殊債券。

　　我們仔細研討報紙中的地圖、聆聽廣播報道，並在電影院觀看電影播放前插播的新聞短片。在科羅納多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抱著共同的目的——支持這場戰爭。我們開墾戰時菜圃，自己種蔬菜，通過打零工掙錢，購買戰時公債發行的配給券或郵票，還收集可回收作為戰爭物資的報紙、橡膠和金屬挂鉤。母親節省下煎炸用油捐去做軍火。橡膠都被軍用車輛徵用，沒有人能夠買到新的汽車輪胎，所以舊輪胎是補了又補。政府對重要商品，如汽油、糖、黃油和尼龍等實行定量供應。幾乎沒有人抱怨，大家知道，我們需要同舟共濟。

　　隨著戰爭的進行，我們會在人們的窗戶上點綴有一顆星星的小旗子，表示這家里有人在軍隊服役。如果這家有軍人陣亡了，旗子會被鑲有金星的旗子所替代。我的父母之前從來沒有分開過，分離使他們兩個人都備受煎熬。母親幾乎天天都在寫信。父親會使用薄薄的蔥皮紙回信，這也就是著名的“V-mail”，即勝利郵件。有些信打開信封發現里面支離破碎，這是因為船上的審查官擔心郵件被敵人截獲造成情報泄露，審查時將認為重要的內容剪掉了。結果，我們從來不知道父親在哪里，在做什麼，但是我們還是很高興能收到他的信，因為有信來，就表明他很安全。

　　“你好，親愛的，好久不見了，”1944年8月父親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愛你，這場戰爭過後我再也不要與你和孩子們分開。”

　　快到父親生日時，母親寫道：“你生日的時候我們沒有吃蛋糕，沒有你我不想要蛋糕。我們整天都在思念你、談論你，替你想了很多生日願望……我想有更多的時間與你在一起，我想所有時間都與你在一起，越快越好。”

　　母親會隨時把我和瓊的情況告訴父親。“唐就是那種一刻不肯閒著的人，他現在的確很忙，”她在一封信中寫道，“今晚晚餐時唐說他有三大願望。他希望能夠成為像哈里詹姆斯那樣的‘樂隊指揮’（那時我在初中樂隊吹短號）、做一名‘建築師’以及‘會飛的海軍軍官’。”最終，三個願望中我只實現了一個。

　　在我給父親的一封信中，我把自己認為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訴了他：現在是壘球季，我要去參加右場手或中場手的選拔賽。雖然父親遠在太平洋海上作戰，我仍然首先求助于他。“如果可能的話，您能不能給我找……找一副守場員合指手套？”我問道，“我很想您。”我補充道：“好好保重。”我迫不及待地期望他早日回家。

　　震驚的一刻對我而言來得非常突然。那一天，我正在科羅納多初中的操場排演一個校園劇，忽然大喇叭里開始播報緊急通告：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去世了。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總統是不可戰勝的。我們在收音機里聽到他，在新聞影片里看到他，我曾經堅信這個人會領導我們走向勝利，讓我父親安全回家。在為他的死訊震驚的同時，學校中一些孩子的反應也令我訝異。當他們聽到總統去世的消息之後，他們有些人看上去十分高興。

　　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與我父親、他所在的船、我們的國家以及這場戰爭的命運息息相關。如今，這個偉大人物不在了，我痛哭流涕。

　　如今戰爭的命運就掌握在副總統哈利S．杜魯門的手上，全國人民都對他知之甚少。上任數月內，杜魯門下令向日本投放了兩枚原子彈。我們知道原子彈是一種爆炸威力極大、爆炸後會產生某種放射性塵埃的炸彈，但原子彈究竟是什麼就一無所知了。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包括我們一家，轟炸意味著這場漫長、血腥、奪走6000萬條生命的戰爭可能快要結束了。

　　在向日本城市長崎投放了第二顆原子彈後，父親給母親寫了一封信。“現在船員們都在議論日本投降的可能性，當然還沒有什麼具體消息，我們除了聽收音機也得不到什麼其他消息，”父親告訴她，“但是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應該為時不遠了，值得期待。”

　　幾天之後他的願望實現了。1945年8月15日，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有了變化：“日本投降了，戰爭結束！”我那會兒正在科羅納多渡船碼頭賣《聖地亞哥報》，這則裝飾精美的消息就在頭版。那天我的報紙全部賣光了，不過事後回想起來真覺得自己應該保留一份。對日作戰勝利日的意義是我父親就要回家了。

　　一開始，荷蘭第亞號計劃駛往日本，參與日本駐軍計劃，不過最終還是更改了任務，將被日軍潛水艇炸沉的美軍印第安納波里斯號上的幸存者運送回美國。那是一次恐怖的慘劇，大約300名美國海軍人員隨著船一起沉入了大海，900多人跳入海水中，卻只有近300人在五天之後獲救，這五天沒吃沒喝，還要逃避轟炸和鯊魚的襲擊。于是，荷蘭第亞號于1945年9月26日返回美國，首先靠岸將印第安納波里斯號上的傷員放下，第二天便進入港口，全體船員登岸。

　　一收到船要進港的消息，母親便開車帶上我們去接父親。媽媽、瓊還有我看著船上的乘客和船員下船。最後，我父親走下船來。對于我這個13歲的男孩子來說，世界一下子又變得美好了。

　　當父親1974年去世之後，我在他留下的文件中找到一封已經揉得皺皺巴巴的信，和其他人一樣，這封信上滔滔不絕地總結了他和其他很多人的服役對國家的意義。信上有當時美國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的簽名。詹姆斯福萊斯特後來成為美國的第一任國防部長。我猜這封信是在他們離開海軍重返平民生活的時候寄給參戰人員的。他這封信是計算著父親正式退役的時間寄出的，福萊斯特寫道：“因為，雖然沒有舉行儀式，但我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表達，我很榮幸地說，海軍以您為榮，希望您的生活順利，榮耀與您同在。”幾十年後，當我接替福萊斯特任國防部長之後，我將這封信鑲在鏡框里，挂在我辦公室的牆上，每當需要將青年男女派往遙遠的地方參戰時，我都會想起這封信。

　　在父親正式退役之後，我們驅車返回伊利諾伊。到家後，父親立即回到他12歲起步時工作過的那家房地產公司。他的工作是住宅房地產銷售員，他先在有好學校的地區購買房子，裝修後再賣出，獲取差價，這是家里一筆額外的收入。結果，在今後幾年中，我們先後住過六七處不同的房子，在溫內特卡時甚至在一條街上住過三幢房子。由于我們經常需要修繕房屋，所以我放學之後會幫忙，用蒸汽噴、用濕巾泡舊壁紙，然後撕下，並幫著把新壁紙貼好。我們完工之後，父親便會把房子推向市場出售，然後又會在新地方開始新一輪的循環往復。

　　我喜歡上高中，學習也很刻苦。只要能夠參加的體育活動我都參加。大學一年級，我參加了校內摔跤賽，並打進決賽。到了高年級，我和朋友倫尼維斯科奇爾成為大學體育代表隊摔跤隊的副隊長，我們隊在全校歷史上首次贏得了伊利諾伊州的冠軍。

　　多年以來，人們一直詢問我做摔跤手那幾年的經歷，甚至用摔跤來形容我的生活方式。而事實是，摔跤碰巧是適合我的運動。與很多活動一樣，我發現自己在摔跤上越下功夫，成績就越好，我開始明白努力與成果之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在高中時，我遇到了馬里恩喬伊斯皮爾遜。周末經常和一大群朋友晚上聚餐，我們的友誼也不斷加深。漢堡、薯條、奶昔，再加上投幣式自動點唱機，這就是我們周五和周六晚上的生活。我和喬伊斯在三年級同時當選班幹部，就在那一年，我越來越被她精神飽滿又不裝腔作勢的風格所吸引。她的眼睛閃著自信的光芒，好像要刻意掩飾她的敏銳洞察力和幽默的思想。我們升入畢業班時開始約會了，不過那一年里多數時間我們是分分合合、搖擺不定。

　　到了考慮選擇大學的時候，好幾所十大盟校所屬大學發來邀請，願意提供摔跤獎學金，這讓我左右思量，無法定奪。我的高中校長弗雷德卡勒建議我去普林斯頓大學，他是那所大學的畢業生，在他心目中，那里才最適合我。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這些常春藤名校是富裕的或有關係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我真不知道我的情況適合上哪所學校。

　　我聽說普林斯頓不提供體育獎學金，于是告訴校長我上不起那所學校。校長並不氣餒，他要求我填寫申請表，並參加需要的一切測試，並許諾和獎學金委員會去談，幫助我爭取必要的獎學金。如果沒有他堅持不懈的鼓勵，我肯定不會上普林斯頓大學。

　　1954年那一屆不僅僅全是男性，而且全是白人。我們的同學有一半以上都上過預科，第一年要求的課程已經學過不少了。而我們這些公立學校出來的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幾乎每一天我都是從教室直奔圖書館，然後去打橄欖球或練習摔跤，之後再返回圖書館學習到深夜。

　　我在普林斯頓得到的獎學金可以支付學費和雜費，卻不足以支付書本、食宿或交通費用。我很快打聽到有一個海軍預備軍官訓練營（ROTC）計劃，可以承擔所有費用，而且每個月還提供50美元的零用錢。不過附帶條件是需要承諾畢業後在正規海軍任海軍少尉，至少服役三年。

　　加入該計劃後，每年夏天我都要花六個星期的時間參加該項目的訓練。1952年，當我完成在美國威斯康星號戰艦上的海軍訓練之後，我和室友席德華斯一起免費搭乘軍用飛機，飛到德國法蘭克福，在歐洲遊歷了兩個星期。所到國家都是我少年時代只在書中讀到過的，而且那時候是戰爭期間。此時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過去了七年，可是戰爭給這個世界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影響，這讓我震驚不已。有些被炸地區尚未修復。甚至連不屈不撓的英國人也還在定量配給中掙扎。

　　與此同時，一場新的戰爭—冷戰席卷全球。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更多的是通過代理人和間諜發生衝突，但沒有直接的軍事對抗。隨後朝鮮半島戰爭爆發。1953年，當我再次參加夏季海軍航行實習時，收到家人的來信，家人告訴我說，我在高中時代的親密朋友兼摔跤隊隊友迪克歐基夫在戰爭中陣亡。更令人難過的是，當時戰爭就快要結束了，迪克卻死了。正在進行停火談判的時候，各方仍在不惜一切代價搶佔有利位置，結果，在戰爭的最後20天里，聯合國士兵傷亡人數達1.7萬人，其中多數是美國人。

　　冷戰初期最大的恐懼之一就是共產主義者會滲透到西方各國的政府內部。實際上，杜魯門政府通過馬歇爾計劃 加快對西歐的經濟援助步伐，就是擔心這些絕望中的國家會被共產主義國家接管。還有報告說美國政府內部有共產主義國家的高級人員。到目前為止，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最充滿變化的插曲就是美國共產黨員惠特克錢伯斯的自首。錢伯斯決定倒向美國一方並與我們的政府合作。對于他來說，做出這樣的選擇並不容易，因為他仍然相信蘇聯會在冷戰中獲勝。

　　錢伯斯主動向美國政府提供的情報之一，就是揭發國務院高級官員阿爾傑希斯是共產黨間諜。希斯憤怒地否認了指控，幾乎圈內每一個人都支持他。希斯溫文爾雅，衣著整潔，能言善辯，做過美國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的秘書，作為國務院代表團成員隨羅斯福總統出席過雅爾塔會議 。在報紙照片上或在新聞影片中，錢伯斯簡直就無法與阿爾傑希斯相提並論，他是一個胖子，不修邊幅，一口爛牙，他承認為蘇聯提供過幫助。沒有人願意相信他而去懷疑希斯。

　　在國會聽證會上，希斯辯稱從來不認識錢伯斯。他很有說服力。看來，如果能夠證明錢伯斯講的是實話，希斯可能就是天底下最好的騙子。顯然他就是一個騙子。當錢伯斯在一次秘密聽證會中作證說希斯曾經向他提到過一種珍稀的鳥類，叫藍翅黃森鶯，希斯後來在單獨被訊問時招認了，完全不了解他的招認有什麼含意。令一些人震驚且一直難以置信的是，希斯最終被判犯有偽證罪。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這個案子很吸引我，其中的經驗教訓使我受益無窮。希斯被判有罪時，我明白了群眾的意見和第一印象可能是完全錯誤的。我還觀察到，有很多人，有些還被認為是我們當中的智者，可以全然不去理會希斯有罪的證據，即便最後證明就是個騙子也無法改變他們的想法。通過這個案子，我還聽到一個加利福尼亞人的名字。他是國會小組委員會成員，支持過錢伯斯，後來又協助破獲了錢伯斯案；他是一名堅韌的、年輕的眾議員，名字叫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

　　希斯案件使很多保守派對前蘇聯間諜活動的擔憂有了正當理由。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抓住了這個由頭，麥卡錫極富攻擊性的戰術使他與政府中其他人之間關係緊張，簡直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在著名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 上，當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到部隊中調查共產黨滲透問題時，矛盾終于爆發了。這再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

　　陸軍部一位叫約瑟夫韋爾奇的律師，要求麥卡錫對自己一位年輕助手在一次聽證會上遭到攻擊做出解釋。隨後韋爾奇向麥卡錫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先生，您是否毫無廉恥之心？”問得好，或者更準確地說，說的是事實。我第一次看到了眾議員為了謀求自己的政治利益，不公正地威脅、恫嚇證人的醜惡一幕。

　　我對這一事件尤為感興趣，因為我當時正在研究政治和政府。現在回想起來，我真應該主修歷史。政治係的少數教員是極左人士。我驚訝地發現，我們的一位教授看上去極其鄙視私營機構，認為其中充斥著貪污腐敗和不道德的行為，他也很看不起企業界。他對像我父親這樣勤奮工作、恪守道德的人每天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

　　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畢業都要寫畢業論文。我將兩年前朝鮮戰爭期間杜魯門總統沒收鋼鐵廠的事選作了論文主題。在《楊斯頓鋼鐵公司總統權限案》中，索耶是杜魯門那屆政府的商務部長，最高法院裁定杜魯門戰時沒收鋼鐵廠的做法是違憲行為。我則在論文中辯稱，法院的決定是“適時的並且是安定人心的”。這一決定當時並未在法律界之外引起多少爭議，但是1952年的這起案件將會成為限制戰時行政權的一大重要決定。

　　1954年3月，我們開始為畢業做準備，我出席了畢業班宴會。講話的是普林斯頓的校友、前伊利諾伊州州長阿德萊史蒂文森。他是人所共知的不走運的民主黨人，兩年前在與廣受歡迎的共和黨人德懷持戴維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時落敗。20世紀50年代，史蒂文森經常被看做是一位冷靜的智者，一個“雞蛋腦袋”（指書呆子）。“全世界的雞蛋腦袋們，團結起來，”史蒂文森在一次回擊中套用了卡爾馬克思的名言，“你們失去的只會是蛋黃！”我禁不住欽佩起他出色的幽默感和觀點來。

　　史蒂文森那天晚上的講話對我產生的影響之大，是之前從來沒有過的。我知道自己該到海軍服役了，但並不清楚自己是否應該留在海軍，如果不留下，我今後的人生又該做些什麼呢？想想我後來從事的事業不免感到奇怪：使我下定決心從政的人竟然是一個心胸寬闊的民主黨人，而且還是一個自稱雞蛋腦袋的人。不過聽到他講話的時候正好是我人生規劃的關鍵時刻，對于國家來說，當時也是一個轉折點。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美國十年間第二次參戰的歷程也宣告結束。在氫彈完成首次試驗後，對共產主義、核戰爭以及更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的擔憂也與日俱增。氫彈這種武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原子彈的威力大一千倍。

　　史蒂文森為我的未來翻開了重要的也是嶄新的一頁。他談到，無論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都不應該忘記公民的責任。他還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未能履行職責，等待我們所有人的會是什麼樣嚴酷的後果。“如果那些年輕的、受過良好教育、有遠見、善于自律的美國人都不去完全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他警告說，“美國就會停滯不前，一旦美國停滯不前，世界就會崩潰。”他回顧了美國民眾在我們的民主進程中所擔負的重大責任，以及為了幫助政府指明方向所做過的努力。他說：“美國這個政治組織的力量，無論好歹，實際上都是無法估量的。它做出的決定、它幾乎無限資源的貢獻以及在道德及實質性問題上提供的領導能力，看來都能決定現代化世界的命運。”

　　“你們在學校的時間不多了，”他結束時說，“這是你們在這里的最後一個春天。現在，在這片安詳、寧靜的美好地方，探尋真理之深邃，感受真理之內涵。你們將會與老朋友、好朋友一起離去。你們離去的時候不要忘了自己為何而來。”史蒂文森擲地有聲的話語也說出了我的心里話，每一次新的經歷都要堅定不移、深思熟慮，每一次告別都要對自己有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