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少壯派

　　在戈德華特落敗之後，國會內一小幫志趣相投的共和黨人開始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有些人認為我們在眾議院的共和黨領導層需要新方法。我們在1963年幫助眾議員傑拉爾德福特當選共和黨大會主席時便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我們可以選擇究竟是接受現狀，還是繼續變革。

　　選舉後的第二天，我第一個電話打給了共和黨的一位退伍老兵—密蘇里州眾議員湯姆柯蒂斯。柯蒂斯大致可以算是我剛入國會時的指導者，他是一個穩重、學者類型的人，如果他對一個重大問題產生興趣，會就這個問題向全國傑出的專家咨詢，堅定信念之後他會積極地以他的立場行事。我喜歡這樣的方法。他固執，有時候會激怒對手，但他也具備一個議員應該具備的良好品質，他原則性強、勤奮、誠實，而且膽識過人。剛剛第八次當選的眾議員柯蒂斯和我一樣，對我們政黨的形勢有著共同的擔憂。我們約定在華盛頓與幾名其他成員會面，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辦。

　　那些日子揮之不去的傳言是我們這些在1964年選舉之後聚會的人在一開始心心念念的就是叛變。但是根據我的回憶，我們開會之初並沒有人談及要罷黜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在與少數國會議員包括鮑勃格里芬、查爾斯古德爾和鮑勃埃爾斯沃斯討論之後，我們決定採取改革進程，向民主黨多數黨勢力發起更強有力的挑戰，使共和黨在下次國會選舉時能夠有煥然一新的表現。

　　共和黨領袖查理哈勒克和他的二號人物維普阿倫茲都拒絕接受我們的看法。哈勒克是一個正派的人，堅定的保守派，也是民權的支持者。但是他1934年就當選進入國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阿倫茲仍然對他在做伊利諾伊代表團主席時我公然挑釁他的權威一事耿耿于懷。他們倆都還記得，格里芬、古德爾和我都曾參與過推翻另一位領導人物並支持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

　　作為共和黨大會主席，福特對于反對領導層的同僚一事表現得小心翼翼。但是隨著普通共和黨人對改革進程的支持呼聲漸漲，福特終于簽字了。共和黨呼喚出臺新的、有活力的藍圖的呼聲並沒有打動哈勒克，他沒有認真對待我們建議的內容。他沒有參與改革，卻將時間花費在確保能夠獲得足夠選票保住自己的工作上。在一次與福特共同出席新聞簡報會時，一名記者注意到哈勒克“看上去緊張而且憂心忡忡，時常順著福特，確切地說，是時刻提防著福特”。

　　人人都想改革，所以哈勒克的行為不會贏得很多支持。如果哈勒克熱情地接受我們的建議並積極考慮“少壯派”的擔憂，也許他的命運會截然不同。他的行為就像一名頑固守舊的保守派，這是我們絕對不需要的。

　　“哈勒克這次出錯了牌。”專欄作家鮑勃諾瓦克和羅蘭埃文斯這樣寫道。確實如此，我看不出他還能打出怎樣的臭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哈勒克近乎偏執地提防對他領導地位的挑戰，可他的行為給他帶來的只有無法避免的挑戰。與其他幾位眾議員一起，我認為哈勒克是時候離開了。“少壯派”再一次選中了那個人，我們認為他最有希望在領導人競選中擊敗查理哈勒克。又一次，我們的候選人不願意競選該席位。

　　傑拉爾德福特自己坦白說，他不是一個擲彈手，也不是大家搞政治改革的象徵。我們不得不費盡心機地說服他，競選共和黨領袖，是出于共和黨的最高利益考慮。由于福特明確地表明不願參選，所以我們集團中有些人並不支持推福特為候選人的主張。湯姆柯蒂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福特不夠堅定。盡管內部有質疑聲，但最終不得不接受一個難以否認的現實，即福特是唯一有機會擊敗哈勒克的人。所以我們幾個人加緊向福特施壓，直到他最終同意參選。

　　在宣布他參選的記者招待會上，福特清楚表明即將開始的戰鬥不是針對個人的。“這是事關擁立新的、有活力、大膽、善于創新的領導人的大事，”他解釋說，“這是事關眾議院中所有共和黨人的聰明才智能夠充分得以發揮的大事。”我完全有理由讚同福特的發言，因為他的發言是我起草的。

　　我在國會的首個任期內與福特的往來並不密切，但是激烈的政治對抗能夠錘煉友誼。在福特對抗哈勒克的整個過程中，我漸漸地開始欣賞福特的意志力，人們有時會忽略這一點。一旦下定決心參選，福特就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名睿智、堅韌不拔的競選人。他總是那麼有人緣，甚至連對手都喜歡他。這也意味著當有議員要將共和黨內的反叛歸罪于什麼人的話，他們不會去找和藹可親的福特，而是會找我們這些被認為是幕後策劃的人。很快，注意力就轉向了我，我被當成主要煽動者之一。一名民主黨議員開玩笑地說：“這真是拉姆斯菲爾德拿著匕首，由福特從哈勒克背後插入。”

　　第二個月，福特和哈勒克兩派力量開始決戰了。哈勒克一直說我們需要堅持到底，他有經驗，能夠幫助我們重新成為多數黨，戈德華特的災難只是意外，還有其他一些話，他認為能夠在共和黨大會上討好一些議員。相反，福特的告白既有效，又簡短：是變革的時候了。

　　我為競選團隊制作了每日的列表，按我們的觀察記錄下140名共和黨議員在福特-哈勒克的競爭中的立場。每天早晨，我們都派出“黨紀律委員”與議員談話，嘗試確定他們此時此刻的想法和立場，以及他們認為其他人的立場，並修正和調整支持我們的最新總人數。每天結束的時候，我都會記錄他們的報告，注明“讚成福特”、“傾向福特”、“立場未定”、“未知”、“傾向哈勒克”或“讚成哈勒克”。競爭如此激烈，很多議員還沒有表明態度，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精確統計，兩人似乎只有一兩票的差距。

　　雖然我們這一群人都是改革派，但是福特的競選班子仍然沒有擺脫老一套的政治手腕。畢竟這里是美國國會。我們精心策劃，力求爭取選票最多的俄亥俄代表團，這會使查理哈勒克感到自豪。七葉樹州 的共和黨代表團中有多位老前輩，最初都是支持哈勒克的。但是我們有哈勒克不具備的優勢。傑拉爾德福特是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少數黨資深成員，對繳納稅款的花費方式和去處有極大的決定權。我們向俄亥俄代表團指明，如果福特成為共和黨領袖，按傳統，他需要從所有任職的委員會去職。一旦他在撥款委員會的高級席位空缺，按順序下一個坐上該位子的人會是眾議員弗蘭克鮑爾，他來自俄亥俄州。這會鼓勵俄亥俄議員把票投給福特。

　　隨著一月大會的臨近，我們認為也許我們還落後幾票。那時，一個未承諾投票的集團是堪薩斯代表團。事情就那麼湊巧，在眾議院佳能大樓我的辦公室隔壁是一名來自堪薩斯的朋友，叫羅伯特多爾。多爾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他的右臂廢了。他是一位勤奮的議員、詼諧幽默的男人。我和他經常在召集投票時一起從辦公室走到眾議院。如果我們沒有返回所屬國會選區的話，周六我們都會加班，有時還會帶上各自的孩子。我和多爾在財政上都是保守派，對聯邦政府中的浪費現象十分關注，偶爾會一起關心國會經費超支問題。當我找到多爾請他在領導人競選中助一臂之力時，他邀請福特給堪薩斯代表團講話，遊說他們將寶貴的選票投向我們。

　　傑拉爾德福特眼看就可以實現逆轉了，但是我們還不能慶祝。由于票數很接近，我開始擔心有些議員過分小心，可能會導致雙方認為他們會支持自己。于是投票的當天，我堅持坐在了俄亥俄代表團一位重磅人物的旁邊，以確保我們能夠得到他的代表團的支持。

　　投票開始，哈勒克和福特都在坐。我們每一個人在選票上寫下自己的選擇然後投出選票。計票時，我們發現結果有問題。只有140名共和黨議員，卻有141張選票。那一刻，好像我們又回到了芝加哥。很明顯，需要第二次投票。這一次，每位議員將選票投到箱中時都會經過仔細觀察。當一人一票的最終結果出來時，結果如我們所願。福特以73比67票獲勝。我們勝選了。福特也很高興，但是正如他一貫的行事風格，他仍然很低調。他立即向哈勒克和他的支持者們伸出了手。

　　福特從第一次到華盛頓時起，他的目標就是成為眾議院議長。當然，歷史為他安排了不同的使命。如果福特沒有與哈勒克競選過，他就不會成為眾議院共和黨領袖，也不會在後來斯皮羅阿格紐不得不辭職時被尼克松總統選為副總統。的確，完全可以說，這個從未在美國人民選舉中當上總統的人卻由于在1965年1月4日以微弱優勢當選眾議院少數黨領袖而成為了美國總統 。

　　我們這個非正式小組在幫助選舉福特登上領袖席位之後繼續推動各項急需的改革。令人感到無助的是我們在國會的人數遠遜于民主黨，他們更希望一切維持現狀，而且有一些共和黨人也不希望惹麻煩。我們有時候站在國會大廈前，舉著大幅標語，上面寫著眾議院上次規則更改的時間：1909年。我們稱之為“馬車時代的規則”。久而久之，我們這群人就被冠以“拉姆斯菲爾德的突擊隊員”。我們的策略是在立法辯論過程中擇機敦促國會通過我們某些改革政策的要點。我們的建議包括成立眾議院道德委員會、向公眾開放更多國會聽證會和針對開支法案的投票更多採取公開記名投票方式，以取代現行的無記錄、匿名的口頭表決 。

　　到1966年，共和黨開始轉運了，其中部分要感謝共和黨本身的復興，另一部分則要歸功于民眾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越南問題上，而且約翰遜的民意支持率也隨之下降。在那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全國有多位共和黨員當選，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密歇根州州長喬治羅姆尼和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羅納德里根。共和黨在眾議院贏得了47個席位，而且將一些前途無量的新人帶到國會，威斯康星州的威廉斯泰格爾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愛德華“皮特”比斯特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都是議員中的典范，都願意深究問題的本質，並按照是非曲直考慮立法。他們對國會的看法與我不謀而合：與其作為通往參議院或白宮的進身之階，不如腳踏實地做些重要的大事 。

　　另一個為我們的改革工作提供了支持的新議員是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參議員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兒子。布什最大的成就是以新當選國會議員的身份在籌款委員會獲得了一個令人垂涎的席位。我和布什在今後的歲月里還會經常在同一個圈子內。

　　我們這群人的反叛行動也引起了正在國會謀求職位的一名年輕共和黨人的注意。1968年，迪克切尼贏得美國政治學會國會研究者獎，申請在我的國會辦公室任實習生。到了今天迪克還說他在首次面試中不及格，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津津樂道地談論我們的首次會面，很有意思，但完全不準確。他說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面試。事實是，那時我並沒有把他當成一名實習生，因為我辦公室需要一名律師，而不是初露頭角的學者。我認為他看來是個合適的人選，陽光、有才華。但是我承認，那天他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能和他親密合作長達數十年之久。

　　傑拉爾德福特1965年贏得共和黨領袖的席位後不久，就接到了約翰遜總統的電話。約翰遜不兜圈子，直截了當地用約翰遜式的方法刺探新共和黨領袖是否會支持他在越戰上的政策。他用低沉地道了聲“祝賀”之後，就表達了他的擔憂，不過，這些完全是重復福特之前表達過的，一字不差，即共和黨從白宮沒有得到有關越南形勢的有價值信息。

　　“我們知道的事情不會瞞你，我們沒有什麼不希望你知道的事情。”約翰遜向他保證說。之後總統試圖說服福特，要想增加共和黨在國會中的席位，就應該與政府的戰爭路線保持一致。“我認為如果你不那麼無聊或者不那麼好鬥，可能會為共和黨贏得更多席位。”他建議道。

　　他是“福特的人”，總統說，當然他不會在公開場合如此表達。

　　我發現，無論約翰遜的話有多真誠，很難相信他會去支持一個可能威脅到他在國會中的地位的人。

　　談到越南戰爭問題，共和黨陷入了左右為難之境，約翰遜對此心知肚明。面對共產主義的侵略行為，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最不願意輕言退兵。我在戰爭初期也和多數美國人一樣也讚成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主張，即抵制共產主義擴張。

　　但是在1965年5月，當一項越南戰爭撥款預算法案擺在眾議院面前，約翰遜總統緊急請求為國防部追加7億美元時，我開始擔憂了。投票演化成為支持戰爭的一方與反對一方的競爭。我看不出約翰遜有什麼理由需要急匆匆迫使撥款法案獲得通過。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策略，讓美國人看到國會支持這場戰爭。但是最終，我投票讚成撥款，我自己做出了這個決定，就像我當時寫過的：“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我們無法知道總統在想什麼，我們當然也不能一開始就假定他的動機有問題。”我最後說：“坦白地講，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投票是否適當。”

　　1966年2月那次難忘的白宮簡報會後不久，很明顯的一點是，這個國家現在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越南的這場戰爭。很多國會議員都在質疑約翰遜的可靠性，包括他利用《東京灣決議案》對自己所採取的行動進行辯護的可信性。雖然約翰遜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用“形勢正在發生逆轉”和“曙光就在前方”這樣的話語來安慰民眾，但這是有史以來世人第一次可以通過電視觀望一場戰爭，人們已經開始感到這些話與他們看到的不一樣。政府的花言巧語說多了就成了陳詞濫調，漸漸地開始不起作用了。

　　正如我親眼所見，約翰遜總統刻意回避國會議員及媒體對這場戰爭的質疑。他認為媒體的報道是在為敵人提供幫助和安慰，他這樣想，也這樣說。我的結論是，如果我想更好地了解越南的現狀，我應該親自去戰場，眼見為實。

　　1966年5月，眾議院外交事務和政府信息小組委員會前往越南調查國際發展署（AID）提出的浪費及濫用納稅人稅款的指控。我也將此行看成是一次機會，可以與部隊談一談，而無需經過過濾，也可以第一時間聽一聽越南軍方和外交領導人的說辭。

　　實際上我馬上就觀察到了我們在越南陷入困境的明顯跡象。當我們抵達國際發展署在西貢（今胡志明市）的辦公室時，電視機無法工作，有畫面，卻沒有聲音。國際發展署的工作人員試過修理電視機，卻沒修好。于是有人試圖請當值的越方人員幫忙，但是周圍的美國人沒有一個能與越南人交流並告訴他們我們需要什麼。只是想修理一臺電視機，國際發展署在場的各位人員都無法與共事的越南人良好交流，我很懷疑他們怎麼能夠攜手贏得戰爭。

　　存在語言障礙的絕不僅僅是國際發展署。我們得知，派駐越南的美方人員有26萬人，只有近1500人能夠講越南語。在常規戰爭中雖然語言差異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在發生衝突時，美軍要想取悅並尋求當地人幫助，語言障礙就會造成很大的困難。

　　還有更多驚人的真相即將揭示。當我們的代表團行至金蘭灣港口時，我們注意到一個在建的巨大工程項目。我問一名工程師，新港口能夠為多少美國士兵提供後勤補給，得到的答案是50萬以上。由于當前只有不到30萬人，這表明政府可能打算在未來大規模擴充在該國的美國軍事力量。這則消息對于美國民眾來說無疑是爆炸性新聞，因為在1964年的總統競選期間，約翰遜還曾宣稱，如果戈德華特（而不是他）當選總統將會擴大戰爭。

　　我們在南越從軍方領導人，包括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處收到的簡報令人沮喪。其中幾乎沒有信息能夠表明我們在組建南越自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力量方面做過什麼有成效的工作。我想政府命令美國軍隊奔赴越南是很容易的，因為美國軍隊大多由被徵召入伍的人組成，但是要動員外交或經濟專家去幫助越南人發展自己的力量，則有相當的難度。

　　一切跡象表明，越南戰爭已經不是常規戰爭，美國軍方和政府的其他部門無法妥善、充分地處理組織、訓練、裝備、資助或人員配置問題。與美國作戰的敵人不必在直接交火中取勝就可以活命，他們也從來沒有在直接交火中取勝。確實，他們完全可以不按我們的路數作戰。他們可以星期一伏擊美國軍隊，星期二就回家收割稻米。他們可以選擇在有利于他們的時間與我們的部隊交戰，但一般來說，他們知道自己會輸，因此會避免直接衝突。他們的策略就是拖，拖到美國及其盟軍由于成本過于高昂而不得不決定停戰。

　　更有甚者，我們在意識形態分歧上獲勝的幾率也很小。越共是為了理想而戰。胡志明向他的追隨者承諾的是經濟進步，在他口中，美國只能帶來更多的炸彈和流血衝突。毫無疑問，如果能夠享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越南人民的生活會更美好。但是無論是我們，還是我們所支持的越南人都無法說服他們接受這個真相。我們在與思想狂熱的革命者戰鬥，他們不會放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不會在談判桌前坐下來討價還價，他們希望建立一個胡志明領導下的統一的越南。

　　在這個國家進一步增加美國駐軍人數，等于同時在增加靶子數，會導致更大的傷亡，也會進一步降低國內對戰爭的支持度。美國採用的做法看來給了敵人可乘之機，加大轟炸力度並增加美國部隊人數，卻並沒有成功地使南越盟軍承擔更多作戰任務。在給選民的報告中我說明美國未必“能夠為南越‘贏得’這場戰爭”。

　　雖然美國用心良苦，但是我擔心我們會造成南越的過度依賴。我在該國逗留期間曾訪問過一個訓練機構，美國飛行教官正在教南越飛行員如何飛行。依我看，更合理的做法是教會南越飛行員如何做飛行教官，這樣他們才能去訓練其他南越飛行員。只要由美國訓練越南人，他們就會繼續依賴我們提供飛行員。

　　國會中，尤其是在民主黨中間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他們認為反戰的最好方法是拒絕提供資金。我不讚同。我的觀點是，即使一個人不讚同現行政策——我和其他很多人就越來越不讚同——最好的表達方式是對政策提出修改建議。我希望國會能夠更多參與，更實質性地投入，而不是在不滿意時簡單地捂緊錢包 。

　　1967年9月，我發起一項聯合決議，將戰爭行為提到眾議院進行辯論和討論。第508號議案建議要確定“針對東南亞的政策問題，國會是否需要採取更多行動”。我認為沒有人確切知道在這些事情上各部門之間的平衡點在何處。我沒有建議具體的改革，而是建議國會對這一話題進行研究 。遺憾的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民主黨多數派反對第508號議案，不予考慮。

　　在許多場合，我與其他一些國會議員一起對白宮企圖操縱戰爭新聞的做法表達了憂慮。政府方面有這種傾向可以理解，因為他們顯然感到媒體對戰爭的報道不公正。但是政府似乎不願意給國會議員提供更多資料（如果有的話）讓他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更好的理解，則使事態進一步惡化。

　　此刻，加利福尼亞民主黨約翰莫斯提出了《信息自由法》（FOIA），我成為了這項法案的聯合發起人和積極擁護者。作為對約翰遜政府的行為的一種回應，該法案于1966年獲得全票通過。作為一名民主黨人，莫斯提出一項法案，反對總統表達出來的願望，自己所處境地之尷尬可想而知。于是我幫助他推廣法案並推動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對于我，支持這項法案是秉承我的一貫信念：正確的判斷需要準確的信息。

　　我現在仍然支持《信息自由法》。但是自從我1969年加入政府的行政部門之後，我開始認識到我們出于善意制定的法律也可能造成損害。例如，依據《信息自由法》，需要信息的人究竟是合法理，還是那些希望政府陷于日常書面工作不能自拔，或是別有用心之徒在進行無根據的非法調查，常常很難區分。聯邦官員為了根據《信息自由法》判斷哪些信息可以發布，哪些信息不可以，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和財力。我們需要通過一項法律以解燃眉之急。事後回想起來，我真希望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理解自己所捍衛的法案的長期影響。

　　看到越南的形勢，加上國內反戰和反徵兵的遊行示威，我更加堅定地支持向全志願軍隊過渡。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起便開始徵兵，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很多年輕的美國人在問，為什麼他們要被迫去參加一場他們並不理解的戰爭，而且他們並不認為這已關乎國家的安全。由于各種免徵情況——如大學學生、教師、已婚的人，或出于良心而拒絕參軍——執行時更偏向富裕人群，因此徵兵也使國內本已緊張的種族和社會關係更加惡化。1967年10月，華盛頓地區最大的一次反戰示威在五角大樓前爆發，抗議徵兵無正當理由、存在歧視行為和不公正。我讚同他們。

　　在我們自由的政府體係內，我認為只有在證明確有必要時徵兵才是適當的。志願兵役制有很多好處。首先，可以保護個人自主決定自己希望的生活方式。選擇參軍的志願者更像是從事一番事業，而不是短期服役。這還能避免徵兵制度中存在的各種超期服役和免服兵役所導致的隱性歧視和內在不公平待遇。

　　出于我在志願兵役話題上的興趣，我應邀參加芝加哥大學的一次大會，專門討論此話題。在那兒，我遇到了一位志願兵役制的積極擁護者，經濟學家彌爾頓弗里德曼博士。日後多年中，我多次向他求教，徵詢他的建議和指導。弗里德曼的自由權力信念鼓舞人心，他完全讚同賦予人民服務美國軍隊的選擇權，就像他讚同賦予學生教育的選擇權一樣。其他與會小組成員包括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和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他們都支持繼續徵兵。

　　雙方針對此問題都提出很多論點。有人辯稱如果不徵兵我們可能無法招募到足夠的士兵。我對此的看法是，在我們社會所有其他活動中，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中，我們都有能力吸引並留住需要的人員，無需強迫。只要支付給他們有競爭力的市場工資，一切不在話下。批評的一方還擔心要按私營部門的水平支付軍隊軍人的工資，成本過于高昂。我的反應則是，政府支付給那些服役軍人的工資為什麼就該低于競爭性工資，換句話說，市場認為他們該值幾何？特別是，為什麼政府就應該心安理得地只在一部分人中徵兵，然後再附加一句，我們將按你們價值的50%到60%支付工資？沒有人能夠很好地回答這些問題。

　　湯姆柯蒂斯和我作為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成員，針對軍隊徵兵是否還有必要、志願兵役制在經濟上是否可行等問題提議並主持了一次聽證會。五角大樓的一位官員證實說國防部已有目標，希望“通過志願的方式徵召盡可能多的或全部的必要人員”，但是在現實中還沒有實現，他們也清楚這一點。我提出了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議案，想測試一下國會議員的意願，以了解結束徵兵是否可行。議案只是簡單表明在“國會意識到”確為“保衛美國安全而必要時”才可強制徵兵。由于遭到兩黨的反對，我無法考慮推行，後來到尼克松政府時該議案得以繼續。

　　我現在認為聯邦政府和我們的國家遲早會認真考慮全志願兵役制的思路，這只是時間問題。我那時相信，而且現在仍然相信，如果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已有志願兵役制度，在全國爆發的暴力和抗議活動就會減少很多。

　　由于反對越戰的呼聲日益高漲，因此林登約翰遜的政治生命在1968年初也走到了頭，這是普遍看法。事實上，一開始事情還是朝有利于約翰遜總統的方向發展。約翰遜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已經宣布將不在民主黨初選中挑戰約翰遜的地位（後改變主意）。美國中部地區部分最激進的反戰遊行本來已經開始同情約翰遜，在民意測驗中他的得票率也很穩定。和很多人一樣，我驚奇地看到美國名流如簡方達的照片，竟用來表示與北越人團結在一起。反對戰爭政策是一回事，可支持敵人就是另一回事了。確實，雖然我認為約翰遜總統在有些問題上是咎由自取，但我並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任總統被如此糾纏，也不希望看到我們的部隊遭到誹謗。

　　之後，1968年1月，北越人和越共部隊在國家新年假期內破壞了停戰協定，他們出其不意地襲擊了南越100多座城市。新年攻勢 中越共和北越人並為取勝，但是軍事勝利並非他們的企圖，他們是要厭戰的美國人在電視屏幕上看到血流成河的場景，而且要把一則信息傳達給美國人：“我們絕不放棄。”在約翰遜政府任期將滿的時刻，我錯誤地相信了媒體的報道，他們言之鑿鑿地聲稱1968年的新年攻勢以美國和南越的失敗而告終。但是事實是，在最初的震驚之後，我們的部隊進行了有效的反攻。新年攻勢之猛烈，再加上強大的美國部隊冷不防遭襲，都使人印象深刻。在國內，美國人對襲擊的震撼場面心理準備不足，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為美國最終會在戰爭中戰敗。

　　幾周之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到越南去了。返回美國後，于2月27日播出了一則特別評論，這是約翰遜政府在漫長的越南戰爭歲月中最災難性的時刻。克朗凱特嚴肅地得出結論說我們“陷入了僵局”並且需要與越共談判。節目播出之後，據稱總統說：“如果我失去克朗凱特，我就失去了美國中部的支持。”這無疑是實情。

　　3月31日，總統在總統辦公室透過電視鏡頭發表講話。他談到1968是“南越決定性的一年，這一年如果沒有迎來最終勝利或失敗，至少也將使戰爭進入一個轉折點”。那時候，那麼多轉折點，那麼多決定性時刻，那麼多趨勢逆轉，想來民眾都聽膩了。約翰遜話鋒一轉，所說出的話顯然故意沒有寫在提詞器上，除了與他最親近的人之外，所有人聽了都大吃一驚。“在遙遠的戰場上美國的兒女們正在英勇作戰；在國內，美國的未來面臨挑戰；我們和世界對于和平的祈盼每天都處在危急狀態中，”他說，“我認為，我不應該浪費一天，哪怕一個小時的時間去從事任何個人的黨派事務或承擔任何其他職責，在這樣的時刻，我只應該在這間辦公室里做你們的總統，並履行總統應該履行的神聖職責。因此，我不會尋求連任，也不會接受我黨將我作為你們下一屆總統的提名。”

　　越南的戰爭是對政治意志的一次考驗，但是被擊垮的不是敵人的意志。這一年的動蕩導致約翰遜政府的倒臺，也顯示出美國戰爭政策的搖擺不定，同時還吹響了一場最不可能的政治反攻的號角。

　　第四部 在尼克松的舞臺上

　　法國，普羅旺斯

　　1974年8月8日

　　法國聖特羅佩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龍騎兵行動” 的登陸點，盟軍從這里開始將法國南部從納粹的魔爪下解放出來。十年以後，這個小鎮成了一部電影的外景地，不僅使女演員碧姬芭鐸一炮走紅，也使聖特羅佩聲名鵲起。清新原始的沙灘、清澈湛藍的天空，就好像到了離此不遠的地中海。這里很快就成為歐洲上層人士的享樂天堂。

　　如果說拉姆斯菲爾德有什麼不是的話，他不是上層人士。我們開著一輛老掉牙跑得卻還很好的粟色沃爾沃轎車穿過小鎮狹窄、蜿蜒的小路。我們的三個小孩擠在後座上，後備箱中塞滿了大大小小的旅行袋和提箱。我們的目的地是靜寂的小村莊格里莫，安德烈德斯泰克大使同時也是北大西洋委員會的主任，在那里有個度假屋。這時多數美國人都被水門事件的醜聞驚呆了，而我們卻在千里之外。作為常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代表，我必須定期飛回華盛頓參加會議。但是那個春天和夏天，我和喬伊斯卻不用理會水門事件的每日動態。我們的住在比利時，電視上的新聞不是法語的，就是佛蘭芒語 的，這兩種語言我都不會。我們的兩個孩子在鄰近的比利時學校上學，我甚至看不懂他們的成績單。當然我能夠收到英語報紙，《國際先驅論壇報》和其他一些英國報紙，但是我們無法跟上華盛頓事態的發展速度，那時可沒有今天的互聯網和有線電視。

　　于是，在那段時間，我更多地在幫助解決土耳其和希臘這兩個北約盟友之間就塞浦路斯島 的爭端，平息他們之間一觸即發的戰爭事態。間或我會打開當地的電視，看看尼克松總統的畫面，有時會聽到播音員帶著濃濃的口音念出一些熟悉的名字，如“Hahl-dah-mann”（霍爾德曼）和“Err-leek-mann”（埃利希曼）。我不用會說佛蘭芒語就能聽出他們講的不是什麼好事。

　　但是，那是世界另一頭的事。當塞浦路斯的緊張局勢稍緩後，我和家人終于有了暫別公務的機會。在前往格里莫的路上，喬伊斯購買了一份《國際先驅論壇報》。她看得太過專注了，我發現她根本沒有注意到法國沿海鄉村的如畫風光。

　　“唐，”她終于開口了，反常地帶著強求的口吻，“我想你應該停車看看這個。”

　　我知道引起喬伊斯注意的一定與水門事件有關，但是我們沒有在汽車中談及這些問題，因為提及這個醜聞，會使我們七歲大的兒子尼克感到不安。尼克見過尼克松幾次。我在前往比利時北約總部之前最後一次去總統辦公室面見總統時帶上了尼克。他對美國的最高統帥可是一心一意，總統曾經允許尼克坐在他的椅子上，使尼克印象深刻。所以我和喬伊斯都避免當著尼克的面談論對總統的指控。

　　我不太想知道壞消息，所以我繼續開著車，直到來到一片孩子可以遊泳的海灘。我拉著尼克的手，與他一起踩著白色沙子漫步。當兒子第一次在地中海的海濱看到典型的女式泳衣時，他一臉驚訝，真是天真無邪。他在密歇根湖的岸邊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這也提醒了我，拉姆斯菲爾德一家離家很遠了。

　　終于，我坐在沙灘上，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報紙。報道說，尼克松總統可能要辭職了。我知道他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但我從來沒想到居然不得不辭職。我想最壞的情況是他可能被迫接受縮短任期，減少影響。我認識的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有著堅韌的意志，很難想象他會放棄。但是，如果新聞是準確的，看來在國會時就與我是朋友的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將會成為美國總統。

　　那天傍晚，我們抵達了德斯泰克大使的家。德斯泰克特地請了一些折中派共進晚餐，包括比利時駐英國大使羅伯特羅特希爾德男爵，他也是碧姬芭鐸的經紀人。喬伊斯和我已經漸漸明白了華盛頓形勢的嚴重性，《先驅論壇報》認為現在的形勢已經到了危急關頭的觀點讓這些共餐的歐洲客人感到愕然。對于歐洲人來說，水門事件不算個大問題，就連尼克松在白宮的錄音竊聽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的秘書利昂娜古德爾把電話打到了德斯泰克家，告訴我副總統福特辦公室的一位助理正在找我，很快，他的電話就打進來了。格里莫還從來沒有收到過白宮打來的電話，與我們共進晚餐的人這才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副總統的助理清楚地說明福特要求我馬上飛回華盛頓。我們徹夜未眠，聽著尼克松總統對全國發表的令人難忘的講話。“我從來不是一個半途而廢的人。”總統嚴肅地說道。隨即理查德尼克松明明白白地宣布將于次日中午辭職。這個耗費了大半生精力終得入主白宮的人，忽然間，也相當意外，要重返他在加利福尼亞聖克利門蒂島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