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過去的五年間，政府關于失業的計劃、關于城市的計劃、關于貧困人口的計劃等等鋪天蓋地而來，”尼克松在邁阿密大會發言上說，“而我們最終從這些計劃中收獲的是醜陋的、令人痛心的失敗、暴力和衰退。”要重整旗鼓，尼克松說現在是時候了，“不要再將億萬美元投向那些在美國已經失敗的計劃。”

　　尼克松講話針鋒相對的主要目標是美國經濟機會辦公室（OEO）—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時期建立，當時只是脫離總統辦事機構 的一個試行計劃。肯尼迪的繼任者約翰遜則將這一機構拉攏過來用作他“向貧窮開戰”的武器。

　　在好高騖遠的約翰遜的領導下，經濟機會辦公室也像氣球一樣膨脹起來。一度它要負責管理社區行動計劃、啟蒙教育、就業工作團、法律服務和美國志願服務隊（VISTA，國內和平隊），以及幫助老年人、美洲印第安人、移民、社區保健中心和戒毒中心的計劃等等，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很多漸漸發展成獨立的組織活動。

　　作為國會議員，我投票反對1964年創辦經濟機會辦公室的議案。我對經濟機會辦公室計劃脫離總統辦事機構感覺不爽，寧願其仍隸屬于相關的內閣部門和機構。獨立出來好像在現有的官僚機構基礎上又多了一道官僚關卡。

　　隨著經濟機會辦公室在約翰遜政府期間的膨脹，反對這個機構的聲音也越來越高。尼克松上任後發現，約翰遜消除貧困的宏偉目標正在走向失敗。上億的美元花費出去，卻很難判斷並跟蹤其進展。同時，經濟機會辦公室的一些計劃帶有激進主義色彩。當我第一次走進經濟機會辦公室房間時，我看到馬克思主義者切格瓦拉的海報高高地貼在牆上。在國家的一些地方，納稅人的錢甚至流向激進的、暴力的“黑人權力”運動組織。另一個爭議點是，經濟機會辦公室刻意繞過地方選舉的州長和市長直接向社區團體提供資金，引起兩個政黨的州和地方官員對經濟機會辦公室的不滿。

　　雖然尼克松站在了與經濟機會辦公室對立的立場上，但他決定在他當選之後不會放棄它，而是改革它。種族關係緊張，很多團體將希望寄托于經濟機會辦公室成功完成使命。尼克松想也許能引導經濟機會辦公室從事一些更現實、更有效的活動。他正在尋覓一個合適的人選經營此機構，但是由于多數保守派的掣肘，尼克松向他的首席國內政策助理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尋求建議。

　　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創造能力強，人也風趣，是我曾經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之一。正如俗話所說，莫伊尼漢走過的路比很多人吃過的鹽都多。在肯尼迪政府中，他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供職于勞工部，之後他起草了林登約翰遜偉大社會的宏偉藍圖。一個有著獨立色彩的民主黨人如今為肯尼迪的老競爭對手理查德尼克松工作，擔任他的城市與民族事務問題顧問 。我想尼克松這點值得稱讚，他看到了重用莫伊尼漢的好處。

　　莫伊尼漢有著敏銳的政治直覺。他的建議是，要掌管一個不受國會共和黨人歡迎的機構，誰會比一個國會中保守的共和黨人更適合？帕特知道我投票反對經濟機會辦公室，但是也知道我支持民權立法，並對改革主張感興趣。他強烈建議尼克松委任我。這是一個打破陳規的選擇。

　　我對新當選總統提出請求的回答也同樣背離傳統：“不。”那時雖然我還在與保守勢力爭論不休，但我還不曾想過要離開國會。例如，1969年初，我競選眾議院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我以為自己勝券在握，誰知在最後時刻，長期以來的一大難纏敵手、少數黨督導萊斯阿倫茲跳出來說服俄亥俄州的鮑勃塔夫特和我競爭，塔夫特以一票的優勢獲勝。盡管如此我還是喜歡我的工作，對加入尼克松政府接手一項看上去注定要失敗的任務，我沒有多大興趣。

　　尼克松的助理在組建新政府期間一遍遍地催我。我一遍遍地拒絕。終于，我給尼克松團隊寫去一份坦率而詳盡的備忘錄，列出了我不是掌管經濟機會辦公室最佳人選的理由：

　　1. 指派一個白人、常春滕學校畢業、來自國內最富有的一個國會選區的共和黨眾議員，可能引起不利于尼克松政府的反應，尤其是這個人沒有什麼讓人難忘的管理經驗，在貧困問題上也沒有什麼公眾認可的作為，更有甚者，在濟貧計劃初提時還投票反對過 。

　　2. 政府希望對經濟機會辦公室採取的措施，據我理解，是對約翰遜的濟貧方法的清算。尼克松政府針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措施最終將不再由經濟機會辦公室負責，而需由其他部門負責……

　　3. 在當前的政治形勢下，看來最好的方法是任用一名希望節省開支並重組的開明人士。

　　我指出我不想再聽尼克松的建議。于是，那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天，喬伊斯和我正與孩子們吃晚餐，電話響了。我接起電話，是總統。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打電話到我家。

　　“唐，”尼克松說，“我想邀請你和你的夫人到比斯坎灣來，我想和你談談。”我告訴總統我很樂意到佛羅里達去見他。尼克松會偶爾到那里去度假。當我們挂上電話，我把通話內容告訴了喬伊斯。

　　“很好，事情已經定了。”她輕描淡寫地說。她甚至比我還不喜歡經濟機會辦公室，因為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國會，去掌管一個讓我猶豫不決的機構。但是她立即得出結論，我與美國總統會面，若不接受這項工作，就別想脫身。

　　矜持的尼克松數十年間都在政治旋渦中奮鬥，早已成了人所共識的公眾人物。即使在陽光明媚的佛羅里達度假，他也是一板一眼，不敢有絲毫放松。在以前的會議中我就注意到，他在人際互動中很難放松。舉例來說，當尼克松見到喬伊斯時，他笑著打招呼，“唐，”他說，“我很高興你能帶女兒來。”尼克松會在多種場合下重復這種奇怪的話。

　　他在人際關係上談不到溫暖與放松，可是單從專業水準來看，尼克松總統還是很有說服力的。1969年4月我們在佛羅里達會面時，尼克松告訴我他需要我來接管經濟機會辦公室的工作。“該機構需要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轉，”他說，“你將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我一再聲明不接受這個職位的理由，而尼克松則不停地告訴我他不同意，我就是最適合這個工作的人選。他給人的印象是對我的未來很感興趣。當總統對我說他需要我幫助的話一出口，我發現很難再拒絕了。尼克松說服我接受了一項自己不希望接受的任命，接管了一個自己曾經投票反對過的機構，這項使命尼克松本人也不喜歡，目的性也並不明朗。

　　在我們就經濟機會辦公室問題的討論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告訴總統，我最近剛剛二次造訪東南亞。鑒于約翰遜在戰爭方面的信譽問題，我建議尼克松仔細檢查美國軍方對越南鄰國老撾境內越共和北越目標的轟炸。約翰遜政府對這一問題的三緘其口使美國人民對轟炸行動知之甚少。我們在這一地區的朋友，包括老撾和柬埔寨政府堅持美國官員不要披露他們已經授權在其國家進行轟炸一事。此事若公開，老撾和柬埔寨將不得不對自己剛剛批準的行動提出抗議。問題是，正如我告訴尼克松的，我們的朋友在合作的同時也在自保。繼續秘密轟炸行動，尼克松將無法保護自己。

　　“約翰遜總統就是因為沒有說出真相而陷入麻煩，”我指出，“您的政府絕不會希望重蹈覆轍。”

　　尼克松專注地聽著，點著頭。我希望該說的話都說了。在答應了總統的請求之後，我們遇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問題，使對我的任命飽受爭議。憲法禁止國會議員個人接受國會之外的政府薪金，尤其是新職位的薪金高于國會薪金的時候。在我供職期間，國會提高了聯邦職位的薪金，包括經濟機會辦公室主任的薪金。但現在我沒有資格享受這一職位的薪金。尼克松的司法人員發現了這一問題，並要求司法部調查此事。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一名年輕的司法部長助理來到我家，希望商討出一個解決辦法。他提出的建議是我不領取經濟機會辦公室主任的工資，而是作為白宮總統助理領工資。在總統的建議下，我也將成為總統內閣的一名成員。時至今日，那位瘦瘦高高的律師，坐在我家小餐桌前和討論這個問題的畫面仍然歷歷在目。我終于得以開始在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供職，而這一結果還要感謝美國未來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精明的法律頭腦。

　　我在經濟機會辦公室的最初幾個月，與國家媒體發生第一次持久對抗，這個小插曲給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那是1969年9月22日，我打開《華盛頓郵報》看傑克安德森的專欄。安德森是多家報紙期刊的專欄作家，經常出現在全國近千家報刊上。他的作品目的是想讓普通美國人了解華盛頓，所以他尤其喜歡將目標瞄準政客和政府官員。那天早晨，我成了他的目標。

　　專欄的標題引起了轟動：“反貧困沙皇入主辦公室。”“反貧困沙皇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經濟大斧砍向貧困計劃，”安德森這樣寫道，“他把部分節余用在了自己行政套房的豪華外觀上，看來削減貧困會從他周圍做起。”

　　安德森的專欄會有4000萬的讀者，這篇報道真是雪上加霜。那時我正試圖改善與機構雇員的關係，他們中很多人對共和黨人持懷疑態度，有些更是充滿敵意。我還希望通過良好的運行改善一下經濟機會辦公室的名聲，並力求獲得國會的支持。

　　安德森的專欄徹底破壞了這些努力，我被描繪為一個典型的有錢有勢的共和黨人，與我的前任，肯尼迪總統的富豪妹夫薩金特施賴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薩金特施賴弗被認為是非常在意經濟機會辦公室使命的人。“薩金特施賴弗在任時，反貧困主任的辦公室是政府中最獨一無二的一間，”安德森說，“房中沒有地毯，布置整潔。”安德森羅列我的罪過包括以下內容：

　　準備削減預算事務很令人疲倦，因此他在行政套房中添加了一間臥室。熒光燈被昂貴的燈盞取代，柔和、寧靜的燈光打到牆上……為了顯示他新任內閣成員的身份，拉姆斯菲爾德新添置了象徵他行政地位的極品：一間私人浴室。

　　現在人人都可以看出為什麼這篇報道會不可避免地招致批評了。這無疑是內部人員報料給安德森的，此人對我為了使經濟機會辦公室能夠更有效率、更精簡而正在進行的改革不滿。只有一個問題：安德森的故事完全不是事實。實際上，就我所知，除了正確拼寫了我的名字之外，專欄中沒有一個字是準確的。安德森連一個簡單的求證電話都沒有打過。

　　1958年我在管理眾議員戴夫丹尼森的競選期間清楚地了解到，哪怕違法行為只是表象，也能帶來嚴重的破壞。一篇報紙的文章，無論失實到何種程度都會陰魂不散地黏著一個公眾人物數十年。古有名訓，一個搞政治的人永遠不要向靠墨水吃飯的人挑釁。但是我必須做點什麼。于是我口述了一份長達四頁的稿子，逐條回擊了安德森專欄的抨擊，包括：

　　引文：“反貧困沙皇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經濟大斧砍向貧困計劃……”

　　評論：1969年財政年度的支出是17億美元。尼克松政府申請的是28億美元……在國會仍然懸而未決。這不是“經濟之斧”。

　　引文：“熒光燈被昂貴的燈盞取代，柔和、寧靜的燈光打到牆上。”

　　評論：熒光燈還在。燈盞是總務管理局發的，一共三盞，不在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而在八層的接待區。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里沒有燈，無論貴的、賤的，柔和的或不柔和的，都沒有。

　　引文：“為了顯示他新任內閣成員的身份，拉姆斯菲爾德新添置了象徵他行政地位的極品：一間私人浴室。”

　　評論：……沒有私人浴室。拉姆斯菲爾德辦公室所在的第八層有兩間浴室，一個女士專用，一個男士專用。拉姆斯菲爾德使用後者。

　　在我的秘書把回應打成定稿之後，我請安德森讀一讀，並到我的辦公室來一趟。眼見為實，在他親眼看到他的文章的錯誤之後，我天真地以為他會像最初那樣大張旗鼓地更正他的專欄。但是，相反，他告訴我對于錯誤他很遺憾，他的專欄是繼承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的。安德森說他擔心如果承認主持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專欄，部分刊登他專欄的報紙會棄之不用 。很顯然，他更關心的是他的工資，而不是他的文章給我或真相造成的損害。

　　這個插曲對我真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使我今後對媒體有了深深的戒心。多年以後，當我離開政府並于1977年重返芝加哥的時候，安德森的故事仍然困擾著我。喬伊斯和我偶爾會遇到一些人，總體還是很友善、有禮貌，但他們想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花窮人的錢去建造一間特級臥室和私人浴室。

　　我們的計劃是讓經濟機會辦公室作為承擔試驗性計劃的實驗室，而不是長期管理大規模運營的實體。例如，經濟機會辦公室嘗試過一係列創新的教育方法。值得稱道的是，在我的前任們的領導下，經濟機會辦公室推出了一項試驗，向家長們提供就學券。這一計劃得到我朋友彌爾頓弗里德曼的支持。我和弗里德曼認為就學券可以改善公立教育，使家長有選擇余地，而不是強迫他們把孩子送到某一所學校。經濟機會辦公室還支持過一次試驗性的教師合同管理，不過這一想法遭到在政治上很活躍的教師工會的強烈反對。

　　我還曾在尼克松總統組建的一個委員會任過職，目的是應最高法院1954年針對“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 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要求，鼓勵並引導學校取消種族隔離政策。該委員會最初由副總統阿格紐任主席，這讓我首次了解了真實環境中的阿格紐，不過印象並不深刻。他很快就對這個問題失去了興趣，他對其實質看來了解不多，也很少出席會議。後來主席的職位由另一名委員會成員，勞工部長喬治舒爾茨擔任。他是尼克松政府中的一個後起之秀。舒爾茨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他也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前海軍陸戰隊隊員，個性並不張揚，雖然有傳言說他的背部紋有一只普林斯頓虎。

　　總統非常看重舒爾茨。尼克松有一批特別倚重的人，出于他自己的利益需要，根據他當時要優先考慮的事情，這些人會升升降降。最初，至少舒爾茨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密切注意舒爾茨，”尼克松在比斯坎灣會議上對我說，“他早晚會成大人物。”

　　有關在學校取消種族隔離政策的爭論在熱議中。舒爾茨巧妙地把相互指責、衝突不斷的討論引導到更實際的方法上。我們希望在南部和平地取消學校中的種族隔離，我們的努力得到總統的支持，理所當然地排在尼克松政府國內事務的前列。

　　在經濟機會辦公室，我們除了要處理政策事宜，還經常要面對當時棘手的社會問題所引發的激昂的公眾情緒。在經濟機會辦公室，如果哪一天沒有抗議示威，或炸彈威脅，就算是美好的一天。有一陣，我勇敢的秘書布倫達威廉姆斯不得用她的寫字臺堵住房門，以阻止M大街的抗議者闖入我們的辦公室。

　　1969年11月，曾經有50來人在幕僚會議期間闖入會議室，抗議法律服務計劃的雇用方針。特里倫茲納是該計劃負責人，他陪同這些人前往另一層的一個房間，我們的會議才得以繼續。倫茲納是一位好鬥的民主黨人，幾年前曾是哈佛橄欖球隊的隊長，他不是那種知難而退的人。倫茲納試圖離開人群的時候，抗議者擋住了門，把他扣留了。

　　得知這一問題後，我下樓來，穿過重重障礙擠進房間，拉住倫茲納的手臂，告訴他我們要離開。然後我對抗議者說，他們有權利表達他們的觀點，但是我們不會在威脅或恐嚇下履行政府職責，如果他們不離開這座樓，他們將會被逮捕。當然，他們中某些人就希望看到這個。我滿足了他們的願望，叫來了地方警察。後來我得知，是我使霍華德大學法學院畢業班的大部分畢業生遭逮捕。碰巧，其中有一名年輕的法律係學生，名叫傑瑞里弗斯，也就是後來人盡皆知的傑拉爾多瑞弗拉 。這是經濟機會辦公室部分計劃在全國導致敵意和衝突的又一例證。

　　考慮到機構權限的很多問題，我不得不將很多職責委托出去才能保持經濟機會辦公室的正常運轉。作為一名國會議員，我沒有很多幕僚，但是在經濟機會辦公室我非常清楚有人才輔助的重要性。我招聘並合作過的一群人包括克里斯蒂托德惠特曼，日後是新澤西的州長、環境保護總署（EPA）署長；比爾布拉德利，曾是紐約尼克斯隊的籃球球星、美國後來的參議員；羅恩詹姆斯，後來成為陸軍部的一名高級官員；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尼克松、福特和里根政府傑出的國會關係室主任。

　　這一群人當中還有兩位傑出人物。弗蘭克卡盧奇是一個，他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是我從駐外事務處一個很有前途的崗位上拉攏過來的。我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普林斯頓大學摔跤隊時認識的卡盧奇。卡盧奇畢業後便加入了美國海軍，再之後便到了國務院。在國務院，他領導了大幅削減美國駐巴西代表團人數的工作。他介入一項已經死氣沉沉的行動並成功將其激活的能力引起了我的注意。

　　另一個絕佳的決定是雇用了一位來自懷俄明州的年輕而認真的紳士—迪克切尼，他六個月前來我這里面試之後便為我的好朋友，為威斯康星眾議員比爾斯泰格爾工作。我知道他的工作能力讓斯泰格爾很受觸動。當我被提名為經濟機會辦公室主任時，斯泰格爾建議切尼寫一份戰略備忘錄，幫助我準備確認聽證會。備忘錄主要強調是我的所感和所聞，經濟機會辦公室要獲得成功就必須具備更好的問責制。我一得到參議院的確認，就請卡盧奇致電切尼請他擔任我的特別助理。切尼當時正在考慮重回威斯康星大學完成他政治學博士學位，但還是接受了這份工作。卡盧奇、切尼和我，我們三個人日後曾先後任國防部長，不過此時此刻則是在努力修補約翰遜偉大社會的基石。

　　最近媒體拿出慣用招數，諷刺迪克切尼是刻板的空想家，但是對于我們這些非常了解他的人來說卻不這麼想。我從他在聯邦政府任職開始認識他，起初，切尼是經濟機會辦公室眾多年輕員工中的一員，但很快，他就證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穩重、從容不迫這些字眼總是能用在他身上，而且恰如其分。在我們努力解決經濟機會辦公室在其短暫的存在期內所陷入的激烈爭論時，迪克提供了巨大幫助。事實上，形勢越艱難，迪克看上去就越有幹勁 。

　　由于經濟機會辦公室的任務及其作為約翰遜反貧困傳奇核心的地位，很多有名望的人對該機構的活動很感興趣，同意為其顧問團工作。小薩米戴維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常常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演藝人士”。薩米和我成了朋友。在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他造訪我們在華盛頓的家。這是一處聯排式住宅，寬只有28英尺，第二層有兩間小臥室。我們將樓上壁櫥的門取下，這樣在兒子尼克出生時我們就能整理出一個小房間。

　　“這地方真不錯，”薩米走進客廳時說，“讓我參觀參觀。”

　　“你已經參觀完了。”喬伊斯微笑著回答 。

　　數月之後，喬伊斯和我去了內華達，我將在那里發表講話。巧合的是，我此行恰逢薩米在金沙賭場酒店舉辦他的第一百場演出。在他壯觀的演出完畢之後，他對喬伊斯和我說，他明晚沒有演出，邀請我們與他共進晚餐，並說會安排我們見識一下拉斯維加斯最棒的演藝家。考慮到薩米的名氣，這可真是極高的待遇了。于是，那個晚上，我們去到國際酒店，薩米、他可愛的妻子迪維斯、喬伊斯和我圍坐在前排一張桌子旁。

　　不久，薩米盛讚的藝人登臺了。他穿著鑲有金屬飾片的連身衣褲，時而滑稽可笑，時而莊重高尚，很快便將大批觀眾調動起來。他唱各類歌曲，那一晚，我成了貓王的歌迷。

　　我能夠看得出，貓王真是一個表演大師。觀眾如醉如癡。他會時不時地拿出一條絲巾，擦擦額頭，然後扔向尖叫的人群。一次，他將一條長長的鮮紅頭巾扔向我們這里。薩米的妻子抓住並遞給了喬伊斯。

　　演出之後，薩米將我們領到後臺貓王的化妝室。房間中擠滿了各類人，歌迷、朋友、隨行人員和伴舞女郎。最終我和喬伊斯在人群中走散了。過了一會兒，她找到我時我正在一個出乎意料的地方。我站在房間的一個角落，專心致志地與搖滾之王談著什麼。

　　薩米為我們做了引見，之後埃爾維斯把我拉到一旁。他想要討論的是我認為最不可思議的主題：美國陸軍。多年以前他曾經隨第三機械化師在德國服役17個月，現在他希望與我分享他對武裝部隊的看法和他服役期間的輝煌。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是尼克松的崇拜者，因此也樂于討論政府話題。那段時間，貓王曾寫信給尼克松，希望能夠在與非法毒品交易的鬥爭中提供幫助。這封信促成了貓王與總統在白宮總統辦公室的轟動一時的會面。

　　我推測，貓王很難與普通交往圈中的人嚴肅地談論軍事方面的問題。服役期滿後那麼多年過去了，他還是如此關心陸軍，著實令我感動。當然，我在走進他的化妝室時並沒有料到會有這番談話，但是到處都能遇到愛國人士，卻是最令人愉悅的記憶 。

　　我在經濟機會辦公室主任的任期內，通過重新分配不甚成功的項目的資金，成功地省下錢來並投向更有價值的計劃。我們將一些還有用的計劃轉給了其他的聯邦部門。雖然我相信我們為貧困人口和國家確實做出了貢獻，但我們並沒有創造奇跡。

　　盡管機構中的人用心良苦地努力尋求解決貧困問題的方法，但仍然找不出簡單易行的答案。在那些難熬的日子里，我總是渴望喬伊斯能夠給我一些好的想法。我有多少次由于項目進展不順利而帶著失望回家，她最清楚。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經很晚了，我走到冰箱前，發現門上貼著一張便條，喬伊斯寫的，我敢肯定她是笑著寫這張字條的：“他從事一份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帶著笑容一往無前。他從事一份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工作的確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