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顧問生涯

　　我離開經濟機會辦公室之後，尼克松任命我為總統顧問，這是白宮的一般咨詢職位。我仍然是內閣成員，全天工作，辦公室搬到了西翼大樓。我比在經濟機會辦公室時能夠更經常地見到總統和他的高級助理。

　　我很快就注意到尼克松喜歡遠離總統的橢圓辦公室去思考問題。他常常躲在離白宮不遠、建于19世紀的老行政辦公大樓的一間私人辦公室中。在那里，他會與一小組助理開會，討論他腦中可能想到的任何問題。我常見他穿著外套、打著領帶，兩只腳架在凳子上，膝蓋上的黃色襯墊總是露在外面，思索著解決問題的辦法。

　　1970年，這個國家仍處于動亂中。越南局勢仍然高度緊張，春天時，在所謂的入侵柬埔寨（這個詞使人想象的是觀光訪問，而不是武裝入侵）之後時局更加惡化。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關閉校園，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政府在柬埔寨的行動，學生們害怕的是戰爭的擴大與升級。為了試圖控制騷亂，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隊員開了槍，打死四人，打傷多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事件引發波及全國400多所大專院校、有400多萬學生參與的罷課潮。為了平息事態，尼克松在一天清晨出現在林肯紀念館前的抗議學生中間，和在此露營的部分學生對話。他的視察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批評聲打斷，但我認為這一次展現了總統性格有意思的一面，他喜歡置身于此類場景之中。

　　5月15日，密西西比傳統黑人大學傑克遜州立大學的抗議演變成了暴力衝突，又有兩名學生被殺。在這些槍擊事件後不久，切尼（我離開經濟機會辦公室後仍擔任我的助理）和我一起到密西西比了解所發生的情況並走訪家庭。我們發現局勢不穩而且多變，每一個人都屏住呼吸靜觀其變。這是千鈞一發的一刻，在整個國家都能看到年輕的學生和同樣年輕的國民警衛隊隊員互相攻擊。全國性的混亂持續了好幾個月，直到秋季，校園才終于重新開放。

　　尼克松的內閣成員都見識過年輕人反戰、希望參與所謂的青年運動，留著長頭發、戴著串珠，穿著扎染的襯衣。這使內閣中的部分家長頗感為難，因為多數周日時間，尼克松會邀請我們這些人全家到白宮參加禮拜儀式，家長必須額外花時間保證他們的孩子外表得體，能夠讀聖經或與總統握手。我們自己的孩子與一些反戰示威人士是朋友，讓他們說出自己的父親在白宮為理查德尼克松工作實在不那麼容易。瓦萊麗有一次對我說她在考慮加入一個示威遊行。“好，去做吧，”我直率地說，“如果你相信自己所說的。”但是我告訴她我不希望她僅僅因為想融入群體而去參加抗議活動。她最後決定不去了。

　　我現在全部的工作時間都在白宮，于是媒體和外界有推測說我已經打入尼克松總統的核心集團。那是外人的看法。在白宮內部，形勢要復雜得多。尼克松有不止一個核心集團，他可以在這些集團之間搖擺不定，具體要視他的興趣和情緒而定。而且目的不同，他利用的核心集團也不同。

　　當然，在尼克松掌權的白宮中也有那麼兩個人頗為引人注意，他們是鮑勃霍爾德曼和約翰埃利希曼。他們欣賞尼克松的政治天賦和堅韌的性格，以及他長久以來對那些他稱之為華盛頓精英的不滿。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德國姓氏加上他們組成保護總統的統一戰線，使他們從媒體那里獲得了“柏林牆”的稱號，這也暗示著其他人將被排斥在外。我的經歷說明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有著相當不同的個性和工作方法。

　　作為白宮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是總統最親密的助手。他是一個表面整潔的男人，留著平頭，活潑，做事有條不紊，很少令人不快。我喜歡他的會議，因為他的會議有實質性內容，效率高。我與他打交道的時候還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能夠準確提供尼克松總統的真實希望和觀點，有了他的指導，我工作起來就很舒心了。由于他能夠親近尼克松，霍爾德曼按理說應該是那個能夠臨危受命、阻止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做出鑄成大錯的決定的人。尼克松曾經表示過，有時候他對事情考慮不周，他需要有人能夠和他談一談這些想法。我懷疑霍爾德曼的錯誤或許在于沒有堅持告訴老板他錯了。

　　和埃利希曼打交道就沒那麼愉快了。他看上去對他的觀點高度自信，已經近乎自大，他在白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種個性對他沒有任何幫助。沒有影響力的自信是有趣的，甚至是可笑的。有影響力的自信則是危險的。我從來沒有看清埃利希曼為他人提供指導時究竟是以總統的觀點為基礎還是以他自己的觀點為基礎。未經其他人核實，我不會採納他的建議，而且核實後還要經我認同。

　　有一個人突破了“柏林牆”，他就是查克科爾森。他擔任尼克松的特別顧問，隨著1972年的選舉日益臨近，他與總統走得也越來越近。科爾森睿智、堅韌，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善于解決棘手問題，自詡為尼克松的心腹。尼克松誇口說科爾森會為他做任何事，哪怕叫他“踹門而入”。尼克松無疑很看重科爾森的忠誠，但是依我的經驗看，無條件服從未見得能輔佐好總統。

　　白宮中還有一群人，另一個所謂的核心集團，包括前加利福尼亞副州長鮑勃芬奇、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喬治舒而茨和我。比爾薩菲爾有一次描述我們這些人是“年輕學者”，是欣賞尼克松對內政策的書呆子。與霍爾德曼那一集團的人不同，我們每個人加入尼克松政府之前都有在選舉事務處、政府或學術界工作的背景。我們都尊重總統，但是我們中間沒有人會每天一早醒來就想著為了尼克松的政治目的去撞開緊閉的大門。

　　在尼克松早年的總統生涯中，他曾嘗試過將這兩個集團並在一起開會，霍爾德曼戲稱之為FRESH ，人員包括芬奇、拉姆斯菲爾德、埃利希曼、舒爾茨和哈洛。我們是尼克松在政策和政治問題上的非正式意見團。這是一次令人感興趣的機會，可以在工作中觀察尼克松的思想。他是一位戰略思想家，做決定時總能夠提前考慮未來兩三步，總會沉思並通盤考慮各種可能。

　　當然，有時候尼克松被某件事激怒了也會咆哮。如果媒體人或某些政府人物做得不理想，他會無休止地說個不停。聽說自己有時候也曾是這些慷慨激昂的長篇大論的主角，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驚訝。我對總統的印象與從尼克松秘密錄音帶（和間或刪除的不雅文字）中得出的相反，並沒發現總統有哪些地方像某些描述那樣不堪。正如歷史學家斯蒂芬安布羅斯所指出的，那些不雅文字多數還都是一些溫和的字詞，如廢話、見鬼和該死。

　　我抓住機會與總統討論的事情之一是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教化，這是共和黨多年來反復出現的問題，如果政府希望真正代表民眾就應該正視這個問題。有些人指責尼克松的南方戰略加深了少數族裔與共和黨之間的隔閡。他的這項戰略目的是爭取南部民主黨人的選票，而他們當中很多人對民權立法並不熱衷。無論這項戰略是不是好主意，事實是民主黨數十年來一直成功地採取此類策略，而這也是這些選民被稱為“南方民主黨人”的原因之一。

　　我不讚成種族限制，我認為政府應該嚴肅地在多樣性上多下功夫。在尼克松政府，每次涉及重大種族糾紛的問題（如學校取消種族隔離、叛亂、舊城區學校和毒品等）而且問題突出時，來自少數民族群體並能夠參與決策制定的人太少了。我建議白宮組建一個小組，負責監督少數族裔雇傭情況、安排向黑人學校提供資助，並關注其他支持少數民族的工作，包括與少數民族組織對話。

　　我在把提案呈遞總統時，特意使用了我認為他會欣賞的政治術語。我指出，尼克松政府與少數族裔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侵蝕對他的支持，對他優先考慮之事——如經濟問題和結束越南戰爭等事情的支持率正在下降。“改變目前民眾對政府的看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雇傭，”我在一份備忘錄中建議，“少數族裔群體如果能夠成為政府的一部分，將會更願意從有利的方面看待政府。”

　　錄音帶暴露出來的內容顯示，尼克松偶爾也會針對少數族裔發表冒犯性的言論。我並不確切知道他的感受，但是我的經驗表明他的言論有些看來是世代遺傳下來的，而且我發現他在少數族裔問題上的行動並不像他有時表達出來的言辭那樣不適宜。尼克松總體看來還是同意我對少數族裔教化問題的意見，他的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大量認真的工作，包括在學校取消種族隔離和鮑勃布朗的成功工作。鮑勃布朗是尼克松白宮領導少數族裔事務的負責人。

　　尼克松總統偶爾會派我參與涉及外交政策的工作，他知道，我對這一領域很感興趣。還有一種考慮是如果我能增加曝光率，對我競選美國參議院席位或許有幫助。他也曾多次提出此類建議。他認為參議院中很多共和黨人意志薄弱，對他的政策執行不力。他希望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參議院，好“教教他們”。對于他建議我競選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席位一事我一直在搪塞。尼克松說服了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去競選得克薩斯參議員席位，不過布什競選失敗。

　　1970年9月，總統要求我作為美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的葬禮。納賽爾是前蘇聯的親密夥伴，前蘇聯向其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武器裝備。由于美國的緊張關係，代表團中沒有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高級官員。

　　開羅本已擁擠不堪，現在又擠進至少一倍的人來參加其領導人葬禮。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代表團聚集在一個大帳內，等待參加正式活動。幾個小時內，大喇叭里一直在播放著《古蘭經》中的段落。埃及婦女們涌上街頭，在儀式的聖歌中慟哭。我離開帳篷，想看看街上發生了什麼，結果被追隨納賽爾遺體過尼羅河的哀悼民眾給堵了回來。

　　在開羅期間，我們團曾與當時的副總統和臨時總統安瓦爾薩達特會過面。我們接到過國務院和情報部門的簡報，說薩達特是平庸的人，不可能成功接替納賽爾成為總統。而實際上他證明自己是一個大膽、無畏的領導人，最終成功修復了埃及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並在很短時間內便把前蘇聯部隊請出了埃及。

　　1971年春，總統建議鮑勃芬奇和我去歐洲和北非，討論日趨嚴重的非法毒品交易問題。在我們準備出發期間，尼克松提出了一個意外的請求。總統要我們給一名羅馬尼亞官員帶去一個消息，說尼克松希望建立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溝通的渠道，並一再強調要高度保密。我們將要中國領導人通過時任美國駐巴黎的武官，陸軍少將弗農沃爾特斯接觸尼克松。這可是不同尋常的要求，我不知道國務卿威廉羅傑斯是否知情，但尼克松有時候會讓一些人秘密地去做事情。不巧的是，羅馬尼亞相關官員出訪，我們未能將消息傳達過去。但是尼克松已經開始暗示他已然決定直接、大膽地向中國伸出手去。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我第一次與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一起共事。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事務的非凡能力令我不勝欽佩。基辛格不屬于白宮內任何一個集團，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自成了一股力量。在民眾眼中尼克松與基辛格的關係是對等的，甚至基辛格是老師，尼克松是學生。雖然現在普遍認為基辛格是現代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爭議人物，但他加入尼克松政府時卻並不是這樣的形象。基辛格來自學術界，理論多于實踐經驗。相反，尼克松實際經驗豐富，幾十年來與各國政要打過不少交道。總之，最初應該是尼克松是教授，基辛格是學生，毫無疑問，他是一名優秀的學生。

　　在今後幾十年間我常常要面對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那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的復雜關係。曾經有一次，內閣會議討論國務院、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三部門如何緊密合作。基辛格那時是國家安全顧問，他寫了一張字條，笑著遞給我。上面寫道：“像一隊梭魚。”

　　在一次會議上，基辛格表明他擔心國務院做事未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他本人通氣。具體說來，基辛格認為國務卿羅傑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蘇聯領導層接觸。霍爾德曼是誰也不怕的，即便是厲害的基辛格也嚇不倒他，于是回嘴說基辛格也曾做過同樣的事情，當他與蘇聯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會面時也沒有通知羅傑斯。基辛格被霍爾德曼的指責激怒了。他低沉地說他只是在正規渠道之外與外交官員對話，而且總統指示他不要通知國務院。他當然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羅傑斯也有可能是在依尼克松的指令行事。無論如何，基辛格暴怒地衝出房間。

　　15分鐘後，基辛格回來了。他告訴整個小組霍爾德曼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還意味深長地補充說他正在重新考慮與霍爾德曼討論的“其他事宜”。我後來聽說，基辛格所指的其他事宜是他正在考慮究竟是辭去哈佛教學職位，留在尼克松政府中（並失去終身教授地位），還是重返學術界。基辛格那時將辭職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表示除非國務卿羅傑斯在沒有告知他的情況下不再與外國政府打交道，否則他將考慮改變主意，返回哈佛。

　　最終，基辛格接替威廉羅傑斯擔任了國務卿，同時保留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位。在亨利身兼兩職期間，他需要做的就是兩邊跑，確保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溝通順暢。但是作為總統需要從各種不同的觀點中吸取養分。我認為基辛格只任一職時效率最高，為尼克松總統和國家服務也更周到。

　　作為白宮中的一般顧問和解決問題的人，我喜歡承擔更實質性的職責。我和總統在此期間有過幾次對話，討論過我未來的任務分派，如美國貿易特派代表、副國務卿和美國駐北約代表。他看上去很享受這些討論，這樣他便有機會教導一下自己政府中的年輕人。

　　事實上，總統經常考慮幕僚的重新組合，很可能是要確保在考慮重大問題時周圍總能有新面孔，而且我懷疑還要讓所有人隨時保持警覺，準備行動。這恐怕是他的一大愛好，就像是在地圖上進行一場全面戰爭遊戲。

　　為此，在1970年中期選舉之後不久，總統召集了一小幫人到比斯坎灣舉行了為期一天的會議。他現在正在考慮1972年的連任競選活動，並告訴我們他希望在政府中做一些人員變動。他思考著各種可能的人選，有時會不由自主地大聲說出來。會議還在繼續，我走出會議室去洗手間，回來的時候，總統看著我。

　　“唐，我們準備任命羅傑斯莫頓為內政部長，任命你為住房及城市發展部部長。”尼克松說，一副就事論事的樣子。他準備解雇掉現任的住房及城市發展部部長、前密歇根州州長喬治羅姆尼。同時，他內閣中另一位前州長沃爾特希克爾，即現任的內政部長也將面臨解雇的命運。

　　我環顧了一下房間，看來沒人反對我去住房及城市發展部的想法。我很好奇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內都發生過什麼，最終竟形成了這樣離奇的主意。我說我必須考慮一下，要知道，我當眾議員的時候曾經投票反對在住房及城市發展部設內閣級職位。

　　大約一天之後，我和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談話並把我的看法告訴了他，我說我認為總統同時撤換內閣中兩名前州長的舉措太不明智。我特別指出其中的羅姆尼來自非常關鍵的一個州—密歇根。結果，尼克松在宣布解除希克爾內政部長的職務時遭到了媒體的狂轟濫炸。幸好，總統終于明白如果他解雇羅姆尼，將會遭受更多責難，希克爾的發難進一步驗證了我的觀點，最終使總統打消了派我去住房及城市發展部的念頭。

　　尼克松滿腦子都是1972年的總統競選，這讓他很快又想起了我。他建議我擔任總統連任選舉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的縮寫是CREEP ，太不吉利了。掌管尼克松連任競選在當時看上去可能是一項光榮任務，但是我可不想做一個全職的政治活動家。

　　我故作輕松地想要拒絕總統的提議。“總統先生，”我邊說邊大笑，“我相當肯定您能管好競選活動的，即便您沒有時間，還有約翰米切爾，假使他不行，還有鮑勃霍爾德曼。所以您不需要我來擔任這個職位。白宮可不缺少拉手風琴的。”我無意做一只被耍的猴子。

　　尼克松笑了。“好吧，讓我們再考慮一下。”他說。不知出于什麼原因，這一想法也被擱置了。

　　稍後，尼克松又提出來要我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我再次感到這還是應該由尼克松、米切爾和霍爾德曼來操控，任何其他人在此任職都將是擺設。這份工作不適合我。

　　對總統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不，我清楚其中的風險，我每拒絕一次，風險也隨之升高。我的拒絕看來也使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不高興。我敢肯定他們開始認為我沒有團隊精神，而且我懷疑尼克松很可能也開始有同樣的想法。

　　隨著1972年選舉的日益臨近，政治活動越來越頻繁，白宮中與喬伊斯和我比較親近的集團，以學術和政策為主導的那些人，如舒爾茨和莫伊尼漢，卻越來越少地參與其中，與尼克松上任之初的情形完全兩樣了。而另一個核心集團，霍爾德曼、埃利希曼以及後來的科爾森，卻看來得到了他的好感和信任。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必然趨勢。霍爾德曼集團附和尼克松，任憑他對自己的連任日益狂熱。我們不是。但是有些人提出，這一集團通過激起尼克松的憤怒，達到不恰當地影響總統的目的，就我的經驗來看這點完全與事實不符。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太年輕，而他是美國總統，但我很少看到尼克松會被任何人不正當地影響。他可能有教唆者，但是依我看起主導作用的那個人還是尼克松。

　　隨著競選活動的進行，我確實感覺到了白宮中的氣氛變了，但不是朝好的方向變化。在一次會議結束時，我看到總統與霍爾德曼和科爾森一起走出來。這一點沒有什麼特別不尋常的地方，因為他們經常在一起。但是我對白宮正在發生的事情越來越感到不安。有些不對勁。

　　20世紀70年代初期，通貨膨脹率雖然沒有達到歷史高點，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大的政治問題。華盛頓一如既往地緊張，迫使政客必須採取行動了，哪怕只是為了表示政府對問題的關注。國會中的多數黨民主黨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看上去在政治上很有吸引力，但並不明智。他們通過了一項法案，賦予總統在全國實行工資和價格控制的權力。

　　我懷疑國會通過這項法案可能從來沒有想讓尼克松總統真正去使用這項權力，而是作為政治點綴，以顯示國會正在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而努力。民主黨對魅力四射的前得克薩斯州長約翰康納利並沒有寄予太大希望。康納利被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射向肯尼迪的兩顆子彈中的一顆射傷，使他一舉成名。他是民主黨人，卻在1973年轉投共和黨，他在尼克松內閣中即使不算卓越也是很突出的一位人物。還沒有哪一個人對尼克松的影響力能夠超過康納利，確實，總統似乎對他言聽計從。

　　康納利是喜歡大手筆、行為大膽的林登約翰遜的門生。當工資和價格控制法案提出後，康納利在財政部的幕僚起草了一份備忘錄，敦促總統以道德理由否決該法案。“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康納利看到他們的備忘錄之後詢問道，“如果一個法案要賦予你新的權力，你只管接受。就當它是一把老式獵槍，放在角落里好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上它。”

　　6個月後，令所有人（當然也包括我）驚愕的是，康納利成功說服尼克松拿起了那把老式獵槍並扣動了扳機。美元持續走弱，通貨膨脹有惡化之勢，康納利建議總統採取行動。

　　1971年8月，總統在戴維營 與他的經濟團隊召開了秘密會議。1960年尼克松就是因為經濟衰退而長期為人詬病，最終以微弱的劣勢敗給肯尼迪。現在他是總統，他決定絕不允許經濟毀掉他的連任機會。在會議上，總統接受了康納利建議的方法。

　　尼克松要求對他的決定嚴格保密，直到他做好公開的準備。在該計劃的第一階段，尼克松計劃讓工資和物價固定90天。他還會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推行經濟穩定計劃，創辦薪資委員會、物價委員會、健康咨詢委員會、租金控制委員會和各種其他政府機構。所有這些實體均在生活費用委員會的監管之下，將由財政部長康納利任主席，總統內閣中多數非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都會出任委員。

　　以我的觀點，實行工資和物價控制可能只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但這很可能是政府做出的最糟糕的決定。我認為這一提議將會破壞自由市場允許全美國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依據供需法則確定價格的能力。任何集中計劃都無法實現這一提議，任何計劃者，無論多有才華也做不到。

　　總統需要一個人去擔任生活費用委員會（CLC）的主任，管理被稱之為“第二階段”的計劃。尼克松接受舒爾茨的建議，決定我就是這個職位的人選。我告訴過他我希望參與政策方面的工作，顯然這就是政策職位。不巧的是這恰恰是一個我不讚同的職位。剛剛從勞工部長調任到管理和預算局任局長的喬治舒爾茨將總統的決定告訴了我，並催我接受這個職位。

　　“我不相信工資和物價控制。”我告訴他。

　　“我知道，”他說，“這就是讓你去做這項工作的原因。”

　　舒爾茨告訴我，他需要一個人去擔任這項計劃的首腦，這個人必須能夠保證新控制措施是臨時的，而且造成的損害越小越好。于是我在尼克松政府中第二次同意接受總統指派，去一個沒有贏家、與我的信念背道而馳的崗位走馬上任 。

　　如果說我們的目標是盡快結束工資與物價控制計劃的話，我想我們向那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應該是這樣：為了不讓這個機構永久存在，我們需要避免雇用永久編制人員。我向其他部門和機構借人，也就是借調人員，特別是那些理解工資-物價控制有危險性的人。我大筆一揮就能將他們打發回原部門。

　　第二點，我從一開始就強調，國會通過《經濟穩定法》的唯一目的是應對通貨膨脹。我不僅認為聯邦政府如此幹預可能會逐漸破壞自由市場體係，我也擔心法案會使政府官員為了政治目的而禁不住誘惑去使用這項權力。有些人希望利用這些控制去破壞工會，另一些人希望利用這些控制去加強工會。我立即打消了所有這些念頭。而且，我堅持我們絕不為了政治利益而使用這些法定權力去討好或懲罰任何一個選區。

　　我們根據將受監管的企業的規模創建了一套分級體係。我們使小企業免于受監管，中型企業只要求適度上報，重點則放在了能夠承擔的大型企業上。這些企業都有大型法律、會計核算和遊說公司的資源，能夠有效應地應對聯邦政府。

　　我們針對生活費用計劃所採取的的非政治性、超越黨派的方法並非人人滿意。關于應該如何使用生活費用委員會的權力有不同的聲音，也使我們遇到了困難。喬伊斯經常通過我打電話時所用語言的豐富程度就能判斷出電話另一頭是誰。當埃利希曼打來電話時，他會痛罵組成經濟穩定法所屬各實體做出的決定。我不得不再三說明一旦總統賦予他們決策權，我們只能忍耐而別無選擇。

　　我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深深的憂慮，擔心生活費用委員會遭受政治偏袒和腐敗的不公指控。結果，我們做出了很大努力確保不發生這樣的事情。在我做生活費用委員會主任的那段時間，據我所知只有一起指控，說一名幕僚有違背公眾利益的行為。我一聽說，立即將指控提交司法部，很快查明這一指控毫無根據可言。在總統選舉年，尤其是在尼克松政府時期，我想，沒有發生一例不道德行為足以令人稱奇，確實也是難以置信。一般來說，公務人員不會因為躲開了“水坑”而得到表揚或獎勵，但我們在生活費用委員會的這一幫人卻不同，在我們的監督之下，沒有發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就憑這一點，任何獎勵我們都當之無愧。

　　我在生活費用委員會任主任一事的結果是我和尼克松最親密的政治助手們漸行漸遠了。沒有過深地介入1972年的選舉，對我來說焉知不是塞翁失馬。

　　隨著大選年競選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尼克松尋求連任的戰爭之激烈完全應驗了之前一些政治專家的預言。蓋洛普民意測驗 的結果顯示，對尼克松的支持率將達不到50%。雖然我個人比較喜歡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南達科他州參議員喬治麥戈文，但是我認為他不會成為有競爭力的總統候選人。我在國會供職的時候認識了他。他是左翼人士，他的競選綱領看起來不堪一擊，但是麥戈文確實有他的優勢，他的優勢與肯尼迪和漢弗萊一樣，而尼克松在前幾次的競爭中也是敗在了這種優勢下：激情洋溢。

　　我給總統寫過一份備忘錄，提醒他注意，麥戈文的“熱情、關心和正派使他越來越受歡迎”。我建議政府尋找機會突出尼克松對普通美國人所面臨問題的關注。我相信尼克松實際上很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他只是更願意從理論上去關懷而不是親力親為。在新的媒體時代這樣的習慣並不一定總是能夠被理解。“我們的政府處在危險當中，政府的權限很有限，優勢並不明顯，在實際行動中又缺少目的和理想。”最後，我提出了警告，也許也反映出我開始對白宮行動的擔心。“競選活動，”我寫道，“必須謹慎避免‘行動越界’。”

　　就是有人聽到了這個建議，也為時已晚。1972年6月19日，我把備忘錄呈遞給總統三天之後，《華盛頓郵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一則新聞報道，大標題為：“共和黨五大安全助理之一因竊聽事件被捕。”報道將闖入水門大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企圖安裝竊聽裝置的事件矛頭指向了總統再選舉委員會的一名助理。

　　那天早晨，我出席了在羅斯福辦公室召開的白宮高級幕僚會議 。好幾個人對郵報的報道表示訝異。對于應該如何回應這篇文章，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些人主張將其作為需要加以管制的新聞報道處理，換句話說，作為公共關係問題處理。我的直覺是應該追本溯源，弄清楚真相並力挽狂瀾。多年以後，查克科爾森回憶起我在會議上的發言：“如果街道那邊（指競選總部）或這里（指白宮）有任何人與此事有任何關聯，他今天就該被吊起來。我們最好與這件事無關，它會害死我們。”我不記得這是不是我的原話了，至少沒有完全表達出我的想法。

　　盡管隨後郵報就這一主題刊出了一係列新聞報道，1972年總統競選期間水門事件對于選民來說還不是頭等大事。但是當針對水門事件的談話開始時我嗅到了麻煩的味道。喬伊斯和我出席了在老行政辦公大樓五層一間禮堂召開的會議，出席者都是尼克松挑選出來的競選代理發言人，包括很多內閣成員和國會重要成員，如戈德華特，也包括喬伊斯和其他內閣成員的妻子。埃利希曼針對報紙上提出的關于水門事件和競選的一些問題作了回應，並拿給會上的人看，在我眼中這就是一種痛苦的回應。我建議喬伊斯永遠不要根據埃利希曼建議的談話要點說話，我感覺那里面沒有一句實話。喬伊斯也有同感。

　　水門事件在1972年只不過是一個小麻煩。有人擔心這將是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事後看來也是多慮了。尼克松以壓倒性多數獲勝，僅失去了馬薩諸塞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驚人的23點差額（60.7%比37.5%）是美國歷史上最無懸念的一次總統競選勝利。總統對他以勢不可擋之勢獲勝的反應超乎所有人想象，當然我也沒有料到。

　　成功連任後的那天早晨，尼克松召開了內閣會議。我猜想目的是感謝所有人對他競選活動的幫助，並談一談他第二任期內的目標。

　　會議開始時氣氛很好。尼克松在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中走進白宮內閣房間。總統笑容滿面，示意我們入座。但是掌聲仍在繼續。有那麼一會兒，尼克松停下來，站在橢圓形桌子中間的椅子後，沉浸在我們的祝賀聲中，雙手緊緊抓著椅背。

　　那一刻，無論他有多麼激動，多麼想慶祝，衝動很快就消退了。他的發言還是那麼縝密。他確實向我們的努力表達了謝意，但很快就把話題轉向了抽象的政策討論。他談到了競選中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談到了在越南持續不斷的衝突，總統說他堅信他的政府將會帶來和平。“理查德尼克松不會放空炮。”他說。

　　他長篇大論地說明他最喜歡的歷史時期，說也奇怪，竟然是19世紀50年代那場議會大辯論。他提到了溫斯頓丘吉爾的父親。“他是一位有才華的男人，”尼克松說，“梅毒摧毀了他的事業。”

　　他談到了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和本傑明迪斯累利。尼克松評論說，格萊斯頓在位時間比較久，而迪斯累利卻有著比較輝煌的政績。總統告訴我們，迪斯累利有一次把格萊斯頓的政府描述為“一座噴發殆盡的火山”。我看這才是尼克松拐彎抹角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換句話說，他的意思是說在他的第一任政府中有些人已經倦怠了。這是一個特殊問題，尼克松還補充說道，因為一般情況下第二個總統任期往往無法超越第一任期。

　　之後，面對此時此刻有些消沉的聽眾，總統宣布在未來幾周內，他將思考我們這些人，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內留任的話，每個人會承擔什麼樣的角色。我知道這是他最喜歡的消遣。他說他並不希望表現得太過無情，但是“政府需要灌腸”。總統隨後對著他的白宮辦公廳主任點了點頭。“現在將由鮑勃主持，會議繼續。”他說，然後看了看霍爾德曼。尼克松離開房間去了另一間，在掌聲中略顯沉默。

　　總統離開後，霍爾德曼突然宣布尼克松要求每個人在本周末前必須辭職。他說這在第二任期是慣例，尼克松隨後將會決定是接受還是拒絕我們的辭職。他遞給每個人一份未簽名的備忘錄，主標題是“大選後的行動”。這事符合霍爾德曼一貫的認真風格。

　　“應該承認，這一時期必然是有某種不確定性的時期，”備忘錄寫道，“這一切將很快煙消雲散。”這句話並不足以寬慰人心，下面的內容就更是如此了。“從現在起到12月15日期間，請安排余下的工作，完成第一任期的工作，將總統的計劃集中存放，並制定下一任計劃。這可不是度假時間。”

　　我們按要求描述了我們當前的任務，匯訂成冊，我感覺我們或許是在為接替我們的人寫工作描述。“越詳盡越好。”備忘錄是這樣指示的。

　　所有這一切澆滅了內閣對尼克松大勝的喜悅。他們很多人努力工作支持總統，多數都擔任過代理發言人。他的行為使一些人失望，使另一些人憤怒。備忘錄幾乎各個方面，包括其中的意見、提出的時機和語氣都是那麼的麻木不仁、不理智。

　　會議一結束，我立即告訴霍爾德曼，他在要求生活費用委員會的任何成員辭職之前必須三思，因為我們所有人並非一開始就心甘情願地到這個委員會任職。如果我們提交了辭職，那一定是認真的，總統就需要與一支全新的團隊（如果他能夠找到願意做的人）一起經營穩定經濟的計劃。我補充說，他還要明白，在政府其他部門展開大范圍的辭職清掃行動可能會自食其果。幾個小時之後，霍爾德曼回來找我，顯然他已經與總統談過了，他說他理解，並且收回之前的要求，讓我不必要求生活費用委員會的那些人提出辭職。

　　尼克松總統很快啟程前往戴維營，他要在那兒好好考慮一下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的即將開始的人員重組問題 。幾個關鍵人物與他在一起：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還有喬治舒爾茨。值得安慰的是，尼克松還是很看重舒爾茨。遺憾的是，如果總統能夠多聽舒爾茨的，能夠與舒爾茨走得更近一些，他的第二屆任期也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結局。

　　我已經做好準備離開政府，並在考慮轉到私營機構。我開始向芝加哥的朋友咨詢，了解我都能做些什麼，同時，我也把我的想法告訴了舒爾茨。我正在權衡時，總統要我在下定決心之前去戴維營見他。于是，1972年11月底，我坐上直升機，沿著波托馬克河向北飛，飛過馬里蘭的凱托克廷山，對于這次去戴維營會有什麼結果我心里一直在打鼓。我首先與舒爾茨和埃利希曼見面，將我的想法告訴他們。一小時後，我們一起到總統辦公室去見總統。

　　尼克松很快就轉入正題。他開始敦促我競選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席位。他告訴我不管初選有多少人，他都將推舉我做1974年共和黨提名的人。我覺得競選參議員不適合我，我開始明白我更喜歡行政職位而不是立法職位，而我那時是身兼兩職。

　　尼克松總統和我曾多次談到外交政策職位的可能性。在這次會議上，尼克松告訴我他準備任命埃利奧特理查德森為國防部長，商務部長皮特彼得森很可能會任美國駐北約代表。因此，我猜想，尼克松之前與我討論過的北約職位泡湯了。那個職位差一點就是我的了。我知道，我不願意繼續留在白宮。

　　總統明白我已經開始另尋出路。“唐，我們會找到正確的方法，”會議臨結束時尼克松向我保證，“拿象棋來說吧，我想要你知道，你不是一個小卒子。”

　　幾天之後，彼得森的提名被劃去，總統通知我他最終決定要提名我擔任美國駐北約代表。我知道他對北約盟國的運作方式持保留意見，而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歐洲並不是他外交政策的中心，但是總統言之鑿鑿地說北約很適合我。在一次對話中，他說北約比其他大使級職位更有意思，更有實際意義，因為這個職位需要與多個國家打交道，而不是一個。

　　由于北約的集體安全策略，對一個成員國的攻擊將被視為對整個北約的攻擊，所以同盟可以有效地抑制蘇聯。因此，北約在布魯塞爾的總部應該是歐洲最老練的外交家雲集之處。我告訴總統，我很高興能獲得該職位的提名。

　　這項指派有兩大吸引我的地方。其一，這是一次在向往已久的新領域闖蕩、學習的機會；第二，我可以離開白宮了。我選擇離開華盛頓可能與某些人的直覺恰恰相反。1972年12月2日我的任命公開宣布之後，按照《華盛頓郵報》記者戴維布羅德所寫的，選擇我擔任此職令“大多數華盛頓官員驚訝”。確實，一個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前國會眾議員，其主要工作是國內和經濟政策問題，顯然不是駐北約代表的理所當然的選擇。

　　城里還有些人完全以離總統辦公室的遠近來衡量一個人的權力，他們認為我在尼克松總統以壓倒性多數要成功連任之後馬上就離開白宮前往歐洲，簡直是自毀前程。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志願離開內閣和白宮這個世界權力的中心，遠行到他們眼中的宇宙中心。但是我已經為兩屆政府服務了近四年。我在白宮和內閣都工作過，留下會讓我深感不安。我知道白宮不再是適合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