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奇人文懷沙

　　世人公認文懷沙先生是奇人，現在他已經被冠上“國學大師”的桂冠。文老今年已百歲，仍精神矍鑠，睿智樂觀。他雖閉門謝客，但時不時在電視臺的訪談節目中露面，美發長髯，瀟灑飄逸，引經據典，高談闊論。

　　文懷沙祖籍湖南，1910年生于北京，十幾歲便開始迷戀那些連大人都不敢看的書。童年的文懷沙似懂非懂地讀《離騷》，屈原的筆鋒漸漸把內向、多愁的文懷沙，變成了一個棱角分明的人，養成了他特立獨行的個性。

　　20世紀初，中國社會動蕩不安，各種革命文學團體盛行一時，最有影響的是1909年由柳亞子與陳去病、高天梅發起成立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南社與同盟會互為掎角，一文一武共助國民革命，能夠被南社認可並且接受是當時的文學青年夢寐以求的機會。文懷沙當時高中畢業，憑著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熱愛，積累了比較深厚的詩詞功底，他寫了一首詩，寄給著名的國學大師柳亞子。

　　柳亞子看過文懷沙的詩作後，寫信給他，在詩後寫了十個字：“君詩如美人，未嫁已傾城”，稱讚文懷沙的詩像一個美麗的女子，還沒有嫁人就已經傾國傾城了。

　　文懷沙在詩詞上的才氣漸漸為人所知，後來他別出心裁，用新詩的方式解讀了屈原的《九歌》《九章》和《離騷》等著名的篇章，為屈原作品的推廣和普及闖出了一條新路。

　　文懷沙曾寫過“平生只有雙行淚，半為蒼生半美人”。他用“美人芳草”概括楚辭。他認為以女性為中心，是《離騷》的偉大之處。他對屈原的理解與眾人有所不同，他認為屈原愛國，也愛美人，這個理念貫穿了他的一生。

　　他與郭沫若、遊國恩被譽為當代中國三大楚辭專家。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為了紀念中國愛國詩人屈原、波蘭天文學家尼古勞斯?哥白尼、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馬蒂四位文化名人，決定在莫斯科舉行和平大會。當時新中國在聯合國還沒有獲得一席之地，為了響應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爭取國際地位，國家文化部決定由郭沫若、遊國恩、鄭振鐸、文懷沙等人組成屈原研究小組，並將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話文的形式出版發行。給屈原作品加簡單的注釋，注釋要盡量通俗易懂，讓具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這樣才能普及屈原作品。文懷沙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屈原集》的出版對當時的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很多人就是在屈原愛國主義情懷的感召下投身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中的。

　　由于文懷沙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深厚造詣，特別是對屈原詩歌研究的成就和博學多才，他被譽為當代“屈原”。解放後他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並擔任北京師范大學、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等職務，現任中國詩書畫研究院、上海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

　　文懷沙在20世紀40年代進入解放區，與偉人毛澤東、周恩來等私交甚篤，20世紀50年代，文懷沙是毛澤東等人的座上客和隨員。有一張毛澤東等在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的照片，文懷沙也躋身其中。

　　胡耀邦同文懷沙也有交誼。在胡仙逝的半年前，他曾贈詩與文，詩題為《致文懷沙先生》。全詩為：“騷作開新面，久仰先生名。去歲饋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雲。明知楚水闊，苦尋屈子魂。不諳燕塞險，卓立傲蒼冥。閉戶驚落葉，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極翻作艷陽春。艷陽之下種桃李，桃李芬芳春復春。哲人曉暢滄桑變，一番變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萬，春蕾一綻更精神。”

　　文懷沙同中國當代文壇大家都有來往。他與郭沫若有深交，丁玲是他的表姐，俞平伯大遭批判的《紅樓夢研究》新版本就是由文懷沙主持的棠棣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的，而該書跋語由棠棣主人撰寫，這個棠棣主人就是文懷沙。1953年9月，棠棣出版社又出版了周汝昌批判俞平伯的著作《紅樓夢新證》，這是後話。

　　很難想象熱愛美人芳草的文懷沙一輩子只愛一個女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並不妨礙他把自己的心靈感情揉成很多片，他給出的每一個片都是真誠的，都是帶著血的。

　　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個很貧窮的女學生到他家拜訪，文懷沙留她吃飯。然而，文夫人很瞧不起這位女學生，覺得自己是開汽車的，女學生是騎自行車的，褲腿上夾的夾子還忘記取下來，文母也看不起這個學生。女學生很委屈，文懷沙站起來對她說：“這個飯我吃不下，你陪我出去吧。”站起來拿起大衣就走了。

　　為了這個女學生，文懷沙伴她進入解放區。這個女學生後來成了他某個孩子的母親，但他與這個女子的婚姻生活並沒有維持多久，就以失敗宣告結束。文懷沙說：“每個人的愛情生活同社會有關係，動亂、戰爭年代的愛情生活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把許多不可能變成可能，把許多可能又變成了不可能。”

　　解放後文懷沙被聘在文化部，從事古籍整理工作，一場更大的感情糾葛悄悄降臨。

　　一位剛從醫學院畢業的醫院大夫愛上了文懷沙，她的家庭非常富有，父親是大學校長，姨母是英國一家醫院助產科大夫，兩家都希望這個女孩子嫁給姨母的兒子，但是她只愛文懷沙。有一天晚上，她就留在文懷沙家里沒有回家。文懷沙雖多情，但他非常規矩，用他的話說：“那天晚上，我們有擁抱，也有kiss（接吻），但是不見于亂。”

　　文懷沙當時抽煙，而姑娘家里是沒人抽煙的，回去後母親和姨母聞到她身上殘留的煙味，就斷定這個女孩子一定失身了，于是就大罵文懷沙是流氓。

　　後來這個女孩給文寫了一封信：“我最尊敬的母親同大姨對先生有不敬之詞，這些語言傷了我的心，我不能保護你，而且使你受屈辱。你不過是窮，你有什麼別的缺點？我為了報答你，也希望你將來有幸福，我沒辦法反抗我母親，那麼就再見了。”

　　她在醫院拿到一種叫葉氰酸的烈性毒藥吞了下去，發現的時候已經無法挽救了，死的那天是三月三日。

　　這場情感的風波幾乎徹底摧垮了文懷沙的精神支柱。從此以後的幾十年間，他每年都要在三月三日這一天閉門謝客，靜坐一日，以此來紀念這位為他舍棄生命的心上人。

　　文懷沙說：“世界上最痛苦的莫過于兩件事，一個叫生離，一個叫死別。這些年來，生離死別這種經驗太多了，但是我還沒有失去敏感。我不止愛過一個女人，不會像梁山伯與祝英臺那樣從一而終，但是我每次都愛得很真誠。這個事情可對知者道，難對俗人言也。”

　　文懷沙在20世紀50年代時，喜歡早晨站在王府井大街邊上，看來來往往上班的人們，那時大家都騎自行車上班，姑娘們學蘇聯，喜歡穿一種叫“布拉吉”的連衣裙，文懷沙覺得這些女孩真好看。

　　文懷沙在花甲之年，在北京腫瘤醫院做手術時為了美麗的女醫生而學關羽刮骨療毒。

　　兩個二十幾歲的女醫生對他說，要打麻醉針。文懷沙從她倆的眼睛里看出了美麗（盡管她倆穿著手術服，帶著帽子和口罩），就說：“能不能不打針？”醫生說不打麻藥你受不了。文說：“我覺得我受得了。古人都可以刮骨療毒，我看著你們，你們的美麗就是麻藥。”

　　手術進行了半個小時，文懷沙說他的心都疼得直想抖，但是他還要笑，還要說不算特別疼。手術做完後，女醫生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病人。”文說：“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像你們這麼美麗的醫生。”

　　1986年7月5日，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一檔節目。這是一個日常的文學鑒賞節目，但節目播出後，所有認識文懷沙的人都大吃一驚。

　　電臺的編輯在整理錄音帶的時候，發現了文懷沙吟誦的錄音帶，一聽，實在是太感人、太迷人了。再看先生的資料，1910年出生，心想這位老先生肯定已經不在人間了，後來在播出這盤錄音帶時就想當然地說是：“已故的文懷沙先生”。節目播出後，文懷沙收到大量的挽聯、唁電和唁函。

　　文懷沙先生的哥哥在上海，打電話給電臺說文懷沙先生仍健在。

　　闖禍的編輯很緊張，生怕受到處分。文懷沙就寫了封信給電臺領導說：“千萬不要處分這個人，他是我的知音。我活著他對我好，不新鮮，我死後這個編輯還在懷念我，為我流淚，就很不易了。現在你要處分他，就是處分我。”

　　文懷沙說：“人家都是死後有哀榮，而我生前已經聽到身後的名，這個經驗太美好了。所有的遺體告別，我看作為哀悼的主角，他都一無所知，只是活人在那里起哄。所以我是主張活體告別，你們來，歌頌我當面讓我聽聽，罵我也讓我聽聽，好歹讓我都聽到。”

　　1987年10月30日，文懷沙下榻上海淮海飯店，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編輯們趕到飯店向文懷沙先生負荊請罪。文先生一句“我們是朋友，是知心朋友”的話，頓時消融了緊張拘謹的氣氛。文先生毫無責備之意，他引用了《詩經?鄴風》中的詩句：“死生契闊，與子成悅”，稱他與電臺編輯們是死生之交。他說，這種事情很難免，不是惡意，我從你們那里感受到了慎終而追遠式的溫暖。我感激都來不及，難道還會抗議嗎？那豈不是以德抱怨嗎？務請原諒那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節目的責編），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對于生死問題，文先生說他不大讚成寫挽聯，卻主張寫活聯，好的，壞的，都可以看到聽到。“相與無町畦，相與為嬰兒”，來自周谷城先生的《懷沙教授雅玩》。“唯唯諾諾亂鋪天，一士沉吟敢直言；十載縲紲休未得，深情一往唱屈原。”這是黃藥眠先生的贈詩。

　　20世紀80年代我能夠榮幸地結識文懷沙先生並與之交往多年，是因為丁玲前輩的介紹。1985年我到北京復興門外丁玲寓處向她約稿，她介紹我去找文懷沙先生，說文那兒有一件為南通廣教寺法乳堂寫的碑文。

　　我按照丁玲前輩提供的地址給寓居在北京新僑飯店的文先生寫了一封信。4月13日文先生復我一信：

　　鄒士方同志：

　　惠書敬悉，遲復為歉。

　　因為特定條件下的需要，我受命寫的那篇碑文，不可能用語體文，而是操魏晉人語，何況還有不少用事、用典。所以然者，蓋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並非舞文弄墨故為驚世駭俗者也。

　　碑記現交中國佛學院，由一位先生作注釋。假如要發表，恐怕原文與注釋同時刊出為宜。不爾，能讀懂的人就更少了。

　　貴報擬發表拙文，甚為榮幸。丁玲所以謬許此作，因為她看出了大團結、廣統戰的客觀意義耳。究竟是否在貴報刊出為宜？又以何種形式在何時刊出為宜？容與您見面談後決定罷。我想等中國佛學院把注釋稿交我審閱並寫定定稿之日再函邀您來蝸居指教如何。專復並候

　　春安

　　文懷沙手上

　　四．十三晨

　　我于4月18日應文老之邀，于新僑飯店173室訪見這位久已心儀的大學者，訪見時文老日籍妻子在座。文老給我印象極佳，白面黑發，雙目炯炯，美髯飄逸，身材頎長，談吐不凡，大家風度。真乃奇男子、美男子也！他就是我心目中的這一個“屈原”。

　　那次訪見，他在我的本子上用硬筆書寫了：“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靈均句與士方先生共勉   文懷沙”。又將碑文手跡縮小復印一紙贈我，上題：“士方先生雅政   文懷沙敬奉   一九八五、四、十八”。還將他的論文《〈九歌〉貴在情深一往—關于〈九歌〉的一封信》復印一紙贈我，上題：“士方先生覆瓿   文懷沙   一九八五、四、十八”。

　　那年6月我又寫信與他談稿件之事，他于7月8日復我一明信片：

　　鄒士方同志：

　　江南歸來後，又去外地，昨日始得拜誦六月廿八日惠示，遲復為。

　　我這些日子相當忙，居無定所，所以您來看我，未必能湊巧碰上，還是我來看您為好。您什麼時間有空？到什麼地方能見到您？望惠我數行，俾圖過晤。丁玲說的那篇拙文，底稿現在周谷城老先生處，是否由您給周寫一信代索回並請他寫幾句評語（如願寫“讀後感”當然更好），然後再考慮是否在您報上發表合適？我原來的想法是最好能請人作注。您上次來信既然說到您報的特定情況，那麼注與不注，似乎無可無不可，倒是周的評語是可貴的。周谷城先生通訊處：“上海泰安路115弄6號”。

　　匆匆不盡即頌

　　撰安

　　文懷沙草復

　　我要去拜望文老，他卻要來看我，真是沒有一點架子，謙恭得很，現在的名人能有幾人這樣做？

　　後來這件碑文及文老親自修改過的注釋一並由我在《人民政協報》“華夏”副刊上刊出，影響很大。當時報社總編輯王禹時先生全力支持我發表此作，而報社副總編張西洛先生對發表此作頗有微詞。由于碑文及注釋冷僻字多，出報的頭天下午我一直盯在排字房，有的字要現刻，十分麻煩，我校對多遍後才付印。

　　碑文刊出後，文先生十分高興。

　　法乳堂碑文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宏文，文先生的凝重沉鬱的書法將碑文之美發揮至極致。碑文有句雲：“蓋凡大善知識，鹹具大千慈悲，必含慕道沉痛”。文先生就是一位具有大善知識和大千慈悲的哲人，就是一位重節操重人情，並且付出過沉痛代價的奇人。

　　1986年9月，聶紺弩夫人周穎攜文懷沙先生手書詩稿《挽丁玲》（七律一首）和《挽聶紺弩》（七絕二首）見我，希望能在報上發表。同時附有文老5月10日寫給她的親筆信一通：

　　周穎阿姐：

　　不過是在一個月之中，耀輝革命文壇歷時半個多世紀之久的老作家—丁玲與老聶竟相殂謝。想起這二人生前對我的知遇之恩，心頭就像壓上兩塊沉鉛，老透不過氣來。因而寫了幾首舊詩，遣個人之懷而已，初無意示人也。你既然想看看，另紙抄寫呈閱。你知道我與紺弩交情深厚，豈是兩首小詩能說得盡？頗想通過詩文為故人作評價，卻又苦于無此能力。我的兩首挽聶絕句自以為把感情濃縮了，但出之筆下卻寫得很淡很淡……也許只有您能懂得我那詩句中非言可宣的情懷罷！一般說來，哀誄之辭的遺憾是受主無從讀到，只供活著的吊客指點。這樣也有好處，讓逝者自自在在安息吧。要不，生前已聽膩了許多無聊的演講，死後還要被迫忍受聽取才子文士們的絮聒，豈非死難瞑目，其苦無涯乎？

　　唐代的高適五十歲開始學作詩，紺弩自稱六十歲才學作舊詩，其實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是個詩人了。他的詩的語言和思想彌漫在他整個一生的生活中，躲藏在他深刻、犀利的全部雜文和新體詩中，只是他本人青壯年時代不屑搞“平平仄仄仄平平”罷了。後來因在困蹶中發現“束縛思想”（毛澤東語）的舊體詩竟束縛不了他，甚至反要助長他的詩思，使他在這種“束縛”中找到他馳騁其特異詩才、寄托其特異思考的自由天地了。當二十年前我讀到他那些越寫越“邪糊”、越寫越“肆無忌憚”的詩，更是擔心極了。于是我作了幾首律詩勸他戒詩，主要是勸他不要在詩中惹事非，我說：“多一是非喻白馬，文章豈貴吟龍蛇？”（我和他都曾酷愛莊子的文章，他的舊詩集《散宜生詩》，這書名正來自《莊子》）並且向他指出：“虛心竹有低頭葉，傲骨梅無仰面花！”他以解嘲的口吻回答我：“每一狂夫天意厚，白雙老眼帽檐斜。”（見《散宜生詩》三十四頁），何等自信，又何等自負！紺弩好在沒有接受我的意見，要不天壤間就沒有《散宜生詩》這一奇葩了。“龍江打水虎林樵，龍虎風雲一擔挑。”（見《散宜生詩》柬周婆）有這樣抱負的詩人豈是阻遏得了的？

　　丁玲生前介紹《人民政協報》的鄒士方同志向我約稿，通過接談，知鄒君相當熱情。老聶有何遺稿，可與鄒君聯係。匆上，敬候

　　夏安

　　弟文懷沙拜上  八六.五.十.燈下

　　找鄒士方同志可打電話到“人民政協報”（65.5302），該報社地址是：“本市太平橋大街23號”，他家住：“西四北頭條28號”。

　　文先生對我如此信任，使我覺得他真是一位肝膽相照的人。通過研讀文先生這三首詩，使我這種感覺更加真實強烈：

　　挽丁玲  文懷沙

　　重樓夜氣驀然收，五十年來挽逆流。

　　文採桑幹河上照，風雲沙跡北荒秋。

　　蒼茫魯迅虛垂淚，筆記莎菲撫卷留。

　　正式百花春盛日，神州有女耀高丘。

　　30年代初，傳聞丁玲在南京被反動派殺害，魯迅有《悼丁君》七律一首：“如磬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這詩滿蘊《離騷》之音。前句，恍惚“時暖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第二句則近“世溷濁而分兮，好蔽關而嫉妒”；末句明顯來自：“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我這首律句乃承魯迅悼丁玲之遺緒，但對于這位近代傑出女作家之逝，深感她在憂患的歷程中從容地走完了光榮的一生，于是她給我們的完成感幾乎淹沒了悲涼感。

　　挽聶紺弩  文懷沙

　　危坐讀君通塞詩，遊天戲海有余思。

　　從來大德生為用，百遍重尋繹散宜。

　　才性由來不自知，只今猶似暢談時。

　　舊新新舊千重變，又值清明雨似絲。

　　紺弩生前在病床上告訴我，胡喬木同志曾建議他對《散宜生詩》可考慮出注釋本，我也有“但恨無人作鄭箋”的想法。紺弩本人則覺得為其作注甚不易，但“不易”非必“不能”。紺弩在《散宜生詩》一書的自序中援引《莊子》釋散宜生，並說：“假定‘名以義取’，則恰為‘無用（散）終天年’（適宜于生存）。”“無用之用，實為大用（茍活偷生的大用）。”我覺得這是作者故意把話扯遠了。然則“散宜生”是什麼意思呢？根據我對作者的了解，我以為可釋為：“我是你們啃不爛咬不動的硬木頭、硬骨頭，我將永遠生意盎然，有詩為證，你們其奈我何！”因為無論紺弩其人或其詩，都浸透著作為一個社會鬥士的魂魄，他是莊子精神的反動，他無愧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

　　文先生詩的高妙且不說，就是這些注釋語亦堪稱美文。文先生對魯迅詩的講解及他所作之詩，處處顯示出他作為楚辭專家的風貌。文先生對“散宜生”的獨到見解切中肯綮，振聾發聵，實為難得的一家之言。

　　文先生的詩，報社領導不同意發表，故未見報。而詩稿及信稿我自然收藏至今，為文壇留一段佳話。

　　1987年5月先生寄《大康讚》一文並附信曰：

　　鄒士方兄：

　　大康是個卓越的文字學家和書畫家，倒了一輩子霉，理應讚之。

　　我甫自河南講學歸，疲憊不堪，寫了篇《大康讚》，務祈能在他的展期內刊出。大康的藝術是正經八百的中國氣派，當前能在政協報上登載文章，也許還是有些意思的。

　　拙書近期內必奉呈博粲。此候

　　撰祺

　　文懷沙拜手  五月八日

　　在信的前面他又加一段文字：“送奉五康展部分展品影象，如荷從中酌選刊諸貴報，尤所翹企。”

　　《大康讚》由我編發見報，但被主管副總編石肖岩刪去兩節。

　　同年6月文先生贈我書法一幅，文曰：“宋謗窺鄰屈善謠，老夫何幸嗣騷音。歸程已渡沙千劫，猶有微情一徑深。拙詩七絕一首丁卯五月錄奉   士方仁仲博粲   燕堂文懷沙”。

　　又附信曰：

　　“文章本無求，妙手偶得之”。我不擅書法，但偶爾也能寫成頗不惡，甚或頗有筆趣的字（書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所藏之件即此類妙品）。我某日寫一小條幅，乃“偶得之”之品，原決定送奉的，不知塞到那里了。無法，只得另書大幅，字未能愜意，殆昔人所言：求工翻拙是也。自審詩尚不惡，敬祈收存。如上述“偶得之”之件找出，當再寄奉即可。拙文《大康讚》有溢美之嫌，貴報副主編所以刪去兩小節，可能出于為我留有余地之好意。晤時乞代致謝。專此並頌

　　士方仁仲撰祺  

　　文懷沙拜啟  八七年六月十八日

　　文先生對刪節其稿如此寬容和達觀，令人感動。

　　過了不久，先生又讓人送來一小幅書法，當是“偶得之”作。求一玉而得雙璧，不亦快哉！

　　文老健談，與朋友談到興奮處，眉飛色舞，手舞足蹈，真是“老夫聊發少年狂”也！他滿腹經綸，語驚四座，說他是一位卓越的“演說家”，不為過譽。我多次面對面地聽他這種口無遮攔的演說，簡直驚世駭俗，但仔細一琢磨，他的話錄下來就是一部新的《世說新語》。下面擇取部分大師的語錄。

　　我寫這篇碑文（指法乳堂碑—筆者），要使和尚們滿意，不是使一家一派的，而是使所有宗派的滿意。中國佛教的宗派是客觀存在，佛學思想正是在宗派鬥爭中發展推進的，沒有宗派就沒有佛學。我還要使外國宗教滿意，使政府滿意。此碑文是趙樸初讓我寫的，那次立碑時呂正操、丁玲、黃宗英、方成等都去了。（1985年4月18日）

　　印度文化傳入中國，使中國有了近體詩，有了四聲，有了粘，有了對體，有了唐詩。如果不是這樣，中國的詩歌發展又是另一種情況。（1985年4月18日）

　　一種外國語會給你一種新的思維方法，也是對一種新的世界觀的佔有。外國人冷眼旁觀我們的文化，會有許多新鮮的見解。如外國人問我：“抓緊”，為什麼不是“抓松”？

　　我現在教兩個外國人學楚辭，一周兩次。因為他們同中國文化圈子的人隔絕，可以避免很多麻煩。同外國人的接觸能使我的思想不斷更新。（1985年4月18日）

　　文學有時是不講語法的。如上海人夏天曬太陽說是“孵太陽”，多生動。我們人像太陽的兒子，被她孵化出來。唐詩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看似不通，卻有它特殊意義。一男一女接吻，如果讓他們把嘴唇消毒，抹上紅藥水，那就把愛情的情致全破壞了。語言科學到極點就沒有文學。（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期，我們向國外提出三個《楚辭》專家，一個郭沫若，一個遊國恩，一個我，這是郭的提拔。我沾了姓“文”的光，聞一多姓聞，我也姓“文”，音同字不同。搞《楚辭》說大話，我不如郭；細心考釋，我不如遊。屈原是一往情深的，《楚辭》不能肢解。（1985年4月18日）

　　世界上有賭徒之城摩納哥，有宗教之城梵蒂岡，我們為什麼不搞個文化之城？應該搞一個屈原—楚文化旅遊中心，讓外國人來中國以看不到此地為憾事。但這事有很多困難，“其漫漫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1985年4月18日）

　　大人物要不甘寂寞，小人物要甘寂寞，要有“雅懷”。我是小人物，我要隱藏起來，最好讓人忘記我，以為我死了。我是“閒時有味卻無能”。（1985年4月18日）

　　有的戲不能有續集，《白毛女》寫到此為止，如寫續集就荒唐了：白毛女兒子姦污黃世仁女兒。（1985年4月18日）

　　人就是有骯臟的一面，暴露出來也沒什麼不好。有一位革命者說“我看見女人的大腿就流口水”，大家都批評他，可這人在大革命失敗後卻能犧牲為烈士。人肚里有骯臟的東西很正常，運動後都要拉出來，否則積在肚子里倒不好。（1985年4月18日）

　　女孩子可以略輸文採，但不可以稍遜風騷。略輸文採只是少知少識，稍遜風騷則是無風無趣。（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蘇聯大百科全書委托我、艾青、聶紺弩寫文學卷，從卜辭寫到“王貴李香香”，有些人如魯迅要有專章。當時寫哲學卷的是湯用彤、馮友蘭，其中馮友蘭有條目，寫他是“蔣介石禦用唯心主義哲學家”。湯看了，說不好。那時馮友蘭在清華講毛澤東哲學思想，讓馮友蘭看看這條目。馮念了念，說，這是事實，沒錯，不用改。他臉上沒有表情。（1985年4月18日）

　　郭沫若對我很好，抗戰時我在他那兒住，可以說是他養活了我。郭是像李白那樣的人。李白遇見農民汪倫，可以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把你歌頌一番，過後就忘了。郭也是這樣的人，他對宗白華就是這樣。（1985年4月18日）

　　聶紺弩現在正寫一文《賈寶玉論》，他艱難得一天寫幾行，但堅持寫。別人要送他去醫院，他說等寫完了再去。他對我說，現在搞《紅樓夢》的都是烏龜王八蛋。（1985年4月18日）

　　“文如其人”不一定對，有的人文很好，人很壞，如某詩人就是如此。我說，某某你的詩，我花幾毛錢就可以買到，你不要老到我這兒來。（1985年4月18日）

　　改革開放後，周揚對陳企霞道歉，對丁玲不說。艾青問周揚，我二十二年挨整算怎麼回事？周揚只說了三個字：“整錯了。”艾青說，這稿費太貴了，一個字值7年。（1985年4月18日）

　　作協開會，有人送胡喬木對聯：“此會為文，江郎才盡；此會整人，黔驢技窮”。橫批為“可以休矣”。（1985年4月18日）

　　聶紺弩寫的《散宜生詩》集已印好，胡喬木不讓裝訂，聶同我說：“禍事來了。”我說未必。原來是胡看了香港出了聶的詩集，跑到聶家說：“我要給你作個序。”後來寫了序才裝訂。（1985年4月18日）

　　孔子是述而論道，著作中常有矛盾之處，如對性急的人說沉默寡言是好人，對性子慢的人說的又相反。看起來矛盾，實際是因材施教，話是針對具體人的。（1986年1月）

　　學問學問，會學還要會問。現在的教授只是把前人的東西重述一下，他提不出什麼問題來，那是講師的活兒。

　　如果我對梁漱溟提問題（我對他很崇拜），就要問他從信佛如何到崇儒，是哪個意念上的轉變。（1986年1月）

　　我曾向胡耀邦寫信申請解決房子問題，胡批：此人50年代頗有影響。後來我去丁玲家，丁玲說“頗有影響”來了。（1986年1月）

　　我的字這次寫得不好，正像臺上耍花槍，耍過頭，槍頭掉了。（1986年1月）

　　我就是不抽煙，因為我這輩子太缺德了，一抽煙不就成了缺德帶冒煙了嗎？誰到我家里抽煙，我就讓他出去。我手提著拐杖騎自行車，這是北京街頭一奇景。（1987年6月）

　　我看到一個女孩子長得漂亮，我會說我喜歡她。這是真誠的，為什麼不能說呢？但別人會說我“流氓”。（1988年9月）

　　文老經歷過生死大坎坷。在20世紀70年代被監禁時，他一度面臨絕境。1970年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在晉南的一所監獄服刑，由于肝區疼得厲害，他到醫院做了肝部穿刺，取出一塊活體進行檢查。這難忍的疼痛讓文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由于當年不完善的醫療條件，他的肝癌沒有得到較好的救治，在周圍的人看來，他身患絕症，似乎只有等死了。可是他卻在這個痛苦的過程中，做著一件令自己非常享受的事情。他每天不論坐著還是躺著都在背誦《離騷》等詩，把讀過的書角色化，給自己演電視。文老明白，“醫者意也”，自己用的是心療法。心療讓他變得積極起來，他甚至把掃院子也當成了鍛煉。正是這些由詩和文章組成的精神良方，在他身上發生了奇跡。兩個月後，被醫生認為時日不多的他，肝腹水居然逐漸消失了，精神也慢慢好了起來。

　　文老晚年，創造了一個養生三字經，“正、清、和”，念正字時吸氣進去，念清、和兩字時，用嘴微微地將氣吐出來，這樣可以起到清氣上升、濁氣下降的作用。文老解釋：“正、清、和乃儒、道、釋之精髓。‘正’為正心、修身，即為自愛，一個自愛的人，定會愛家、愛國，定會心存正氣；‘清’為不同流俗，分清陰陽涇渭，即使商風日熾，物欲洶洶，人皆如是，我亦獨清；‘和’則和諧也，人類向往和諧，生命向往和諧，藝術向往和諧，人類心靈世界的和諧是世界和平的保證。”他還說，“正清和”三個字是他晚年創造的哲學，是他寫的最短的文章，也叫《文子三十三箴言》，全文正文僅三個字，加上解釋共33個字：“孔子尚正氣，老子尚清氣，釋迦尚和氣。東方大道，其在貫通並弘揚斯三氣也。”中國的傳統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釋三部分組成，孔子儒學的核心便是一個“正”字，700年前文家的前輩文天祥寫了《正氣歌》。正，就是講的無羞無愧，精神健康；老子的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則是一種“清氣”，而釋迦的佛教講究萬事以“和”為貴。

　　文老每天抽出一點時間來，朗聲誦念“正清和”，故而至今耳聰目明，老而不衰。他的手上、臉上看不到一般老年人都會長的長壽斑，皮膚紅潤而有光澤。對于自己沒有壽斑的秘訣，他這樣解釋：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流水太急了，容易有結石，要慢慢地流淌，血液循環好了，就不會有血沉。“我用心來指揮它，老年人要以平和的心境來幫助自己調整血液循環，就可以避免壽斑的產生。”

　　2005年9月由文懷沙主編的、一批大師歷時十年精心編纂的恢弘巨著百卷本《隋唐文明》出版。該書收錄古籍原著626種，共6千萬字。9月10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首發式，文先生說：“我今年不到50公歲，自認為不老。”“要編這套‘四部文明’—《商周文明》《秦漢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並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要為中華文明聚原典，為千秋歷代存信史。前三個文明加起來100卷，和現在出版的100卷《隋唐文明》共200卷，大約明年這個時候完工，如果摞起來有十幾米高。”

　　關于這部巨著的編纂過程，他介紹說：“起初就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活動，很寒酸。後來，我的弟子傅光還有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加入了這個隊伍。乾隆皇帝發工資，請了200多人編《四庫全書》。我們只有8個老弱病殘，但我們發了弘願，要做好這件事情。後來被納入國家重點圖書規劃，我感到十分榮幸。我還要感謝一個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一個朋友資助我們270萬元。還有國家圖書館的領導，無條件地向我們提供了孤本、善本使用，給我們很大支持。”

　　關于《隋唐文明》的特色，他說：“秉承著大清王朝為維護統治需要而修纂的《四庫全書》的紀曉嵐，是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在修纂過程中，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大規模清剿。我們本著‘擇善存真’為準，兼寓‘撥亂反正’之宗旨，在編纂上以‘罕見’與‘實用’並舉；在文獻上，首次披露了國內外收藏的大量隋唐文獻珍善本古籍，有極高的收藏價值。”

　　苦心孤詣，歷時十余年，現在《四部文明》已全部問世，共600卷，45000萬字。

　　文老晚年注重研究茶文化，有關方面請他寫關于茶文化的文章，只寫500字。條件是：一要中學生看得懂，二要越是學問大的人越能從中得到心靈震動。文章為迎接2008年奧運會，刻了兩塊石碑，一塊在上海浦東，一塊在深圳，正面是文先生的文章，反面是陳琳翻譯的英文。文中寫道：“茶文化與酒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酒令人糊涂，茶令人清醒。鄭板橋說，難得糊涂，文懷沙說，難得清醒。只聽說酗酒鬧事，未聽說品茶打架。酒始于奴隸社會，茶先于階級社會，因此茶是酒的老前輩……我青年時代曾酒精中毒，所以主張設茶館，少開酒樓。”

　　文先生說：“我酒精中毒差點死掉，所以移情于茶，別人說：文懷沙你不是視酒為妻嗎？怎麼中途變節了？我說，是酒謀害親夫。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