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學家秉燭夜談

　　1983年12月的某個夜晚，我去看望著名美術家、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王朝聞先生，他正在埋頭讀書，見我來訪，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對面，一時不知從何談起，見他正在看一本美學書，我便從美學入手。話匣子一打開，就比較難收住。

　　談完美學，王老饒有興致地與我談起文藝，他說：文藝研究要有個性，因為客觀對象本身就有個性。現在流行的一些文章不講具體分析，缺乏個性。

　　我談到他那些文章個性鮮明，很有自己的風格。他淡淡一笑，謙虛地說：“我寫文章像小雞在蛋殼里包著，自己不去敲破，讓讀者敲，我不太強調結論，我只是把對我自己的有興趣的、使我感動的東西寫出來，留給別人去評價。我的文章只想起一種導遊的作用，好像到一個風景區去，我只告訴你：‘那地方風景很好。’好到什麼程度，不好絕對地做鑒定。文藝研究文章也要含蓄，含蓄不是一個簡單的形式問題，而是豐富的內容決定的。因為客觀對象有多面性，內在意義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要把事物的本來面目反映出來就要含蓄。”

　　我們又談起了中國文藝研究的傳統，他滔滔不絕地說：

　　“同樣的作品有多樣的解釋，‘詩無達詁’有一定的道理。白居易的‘野火燒不凈，春風吹又生’就有多種解釋，歷代詩家有他們的解釋，毛主席有毛主席的解釋，我看如果講絕對的本意，那是一種惜別之情。事實上，對于一件作品我們可以不斷地發現新的意義，人們的審美力、判斷力提高了，總會有新的認識。因此文藝研究的文章就不要把什麼都說得過死，說得過死反而容易阻礙研究工作的發展。文藝批評、文藝研究和文藝創作不能分得很開，中國傳統的詩論、文論、畫論就很懂得這個道理。從中國傳統看，文史就是一家。漢代是這樣，唐代也是這樣。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文藝研究落後的表現，我認為其中有進步意義。文不脫離實際（史），史表達意義靠文，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十分密切。文藝研究不像寫科學論文。最近有人寫了一篇題為《論溫柔敦厚》的文章，我以為‘溫柔敦厚’作為儒家的詩教有反動的一面，但如果把它解釋為一種文風，又有進步的一面。”

　　最後他深有體會地說：

　　“我仔細研究過，歐陽修所作的辯論性文章和他的《六一詩話》《醉翁亭記》等等都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這給了我許多可貴的啟示。”

　　臨別時他給我題詞留念，其詞為：“研究工作和文藝創作的相似點之一，是要發揮個性。”

　　我收下，回到家仔細咀嚼，一開始覺得沒味，後來發現它越來越有深意，這是因為，其中“個性”二字幾乎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的全部主題。

　　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希望借著這樣的燈光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