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首次提出“食養”的概念，認為在治療疾病的時候，除了應用藥物治療外，還要“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素問?五常政大論》），指出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要根據藥物毒性及藥力大小的不同程度，配合飲食調養，不要完全依賴藥物治療，以免用藥過量造成損傷身體的危害。
這種運用飲食調養以協助病體康復的方法，就是中醫學的食養法，也叫食療法。
《黃帝內經》提出飲食養生的基本原則是“食飲有節”。即食入五味食物及飲入酒水飲品等，要有一定的節制和原則。認為飲食五味對人體五臟有“養”和“傷”的雙重作用，五味進入體內能夠滋養五臟，五臟又各有相適宜的五味。
只有飲食五味攝入適度，搭配合理，才能化生精微，補充營養，維持正常生理功能。如果偏愛某味，食用過多，就會導致人體的臟氣偏勝，出現臟腑功能失調而發生疾病，甚至危及生命。
《黃帝內經》針對人類的日常飲食需求，制定出以“谷肉果菜”為主的日常營養食譜。並指出：五谷能夠為身體提供必需的營養物質，五果能夠起到輔助滋養身體的作用，五畜之肉具有補益陰精、強壯身體的作用，五菜具有幫助補充、添加營養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注意飲食五味的搭配合理，谷肉果菜互相調和，才能有效地補益人體的精氣，更好地維護人體健康的需要。
如果違背“食飲有節”的養生原則，養成各種不當的飲食習慣，如五味偏嗜，飲食過量，饑飽無常，寒熱不適，食犯禁忌等，就會導致飲食失宜。
西醫學認為，許多疾病，如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壓病、肥胖症、冠心病等，均與飲食失宜密切相關。所以，在中醫臨床治療這些慢性病時，首先要從調整病人的飲食結構入手。
中醫主張“藥補不如食補”。根據人體的需要，結合四時季節氣候變化規律，適當地調整飲食結構，既能起到飲食養生的保健作用，還可以通過食療改善體質狀況，輔助某些慢性病的治療。
中醫學的另一本經典著作——《神農本草經》共載錄了365種動物、植物以及礦物質藥物，根據養生、治病和有毒與否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上品（養生）、中品（治病）及下品（有毒，即偏性較大的藥物）。
在上品養生的藥物中，包含一些適用于慢性疾病的常見食物，如糯米、小麥、芝麻、棗、姜、韭、蔥等。這說明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主食或常用食物，是既可養生，又可作為預防和治療慢性疾病的功能性食品。
人們常說“良藥苦口利于病”，以為用來治病的，大多都是些苦藥。其實不然，味道甘甜的食物也同樣可以起到良好的治療作用。東漢著名醫家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創立了一個著名的方劑，叫做甘麥大棗湯。是由甘草、小麥、大棗三味藥食共同組成的方子。這樣的湯藥，其實就是加入甘草的一碗甜味麥棗粥。只不過，其中的甜味不用加糖，而是來自于方中的甘草和大棗。這個方子具有養心安神、和中緩急、補脾益氣的功效。用來治療婦女臟躁證，症狀以精神恍惚、常悲傷欲哭而不能自主、睡眠不實、言行失常、哈欠頻作、舌紅苔少等為主。現代多用于治療婦女更年期綜合徵、抑鬱症、精神分裂症、眩暈等因心脾兩虛引起的多種疾病。
一般來說，當疾病初起、病邪比較強盛屬于實證的時候，需要運用藥物治療；當病邪已經削減或者疾病屬于虛證的時候，用適宜的飲食來進行調養即可。
通觀《黃帝內經》中的食養之道，就會發現，有關食療養生方面的理念和方法，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通過日常所見的多種形式滲透和運用于我們的飲食生活，滋潤著每一個炎黃子孫的生命。
先賢的睿智，時刻呵護每一個吃中國飯的人！他們把養生的智慧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使子孫後代將這種吃出文化、吃出營養、吃出健康的文明不斷傳承下去。
縱觀歷史，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各個民族開始互相融合，在飲食文化上逐漸形成了南北兩大風味。
在北方，古齊魯飲食文化歷史悠久，烹飪技術比較發達，形成了中國最早的地方風味菜——魯菜。
在南方，楚人統一了東南半壁江山，生活在“魚米之鄉”，水產畜禽菜蔬豐富多彩，使烹飪技術在發展過程中融合了南方許多民族的民風、民俗和飲食習慣，為“蘇菜”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西部，秦國佔領了古代的巴蜀之國，並將水患之鄉改造成為“天府之國”，隨著大批漢中移民的到來，結合當地的氣候、風俗以及古代巴國、蜀國的傳統飲食，形成了至今影響巨大的“川菜”風味。
秦國的統一大業進行到後期，秦末發兵兼並桂林、南海和象等三郡，建立南越國。漢高祖十一年受封為南越王，利用廣州地處東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可供食用的動植物品種繁多，水陸交通四通八達的優勢，建立了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並結合當地的飲食資源，引進中原地區先進的烹飪技術和器具，使“飛、潛、動、植”皆為佳肴，這種兼收並蓄的飲食風尚開創了廣東的飲食文化，由此產生了著名的“粵菜”。
盡管中國“四大菜係”在地域和風味上各不相同，但是，滲透于其間的中醫食養理念與食療主張，卻是相同的。
可以說，中國飲食文化之所以能夠歷經幾千年而不衰，就是因為這其中已經融入了中醫食療養生的智慧，體現的是中醫食養之道“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科學內涵和實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