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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缺席晚飯被發現了。第二天早上——北方那晴徹如洗閃閃發光的夏天早晨——普魯多姆先生在我們房間門口停下。他肩膀寬闊,嚴肅陰沉,身穿一套灰西服。他並不像大多數德文的教師那樣,一副英國人大都具有的漫不經心的樣子,因為這個夏天他是臨時替補。他執行著他所知道的校規,晚飯缺席便是違規之一。
我們在河里遊泳來著,菲尼解釋道,然後又摔跤來著,然後是人人都想看的日落,然後有幾個朋友必須去看看,有事情要談——他東拉西扯,他的聲音一會兒高亢,一會兒急轉而降,好似發自那顫動著的音箱。他的眼睛時不時睜大,發出綠色的光亮,穿過房間。他站在陰影處,背對著明亮的窗戶,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被陽光炙曬過的健康。看得出來,當普魯多姆先生看著他,聽他口若懸河胡謅亂扯時,他那原本嚴肅的表情迅即消失了。
“如果你們不是在最近的兩個星期中已經九回沒有吃飯的話……”普魯多姆先生突然插話道。
但是菲尼抓住了時機。這並不是因為他想使這回沒吃飯的事情被寬恕——他對寬不寬恕根本不感興趣,假如懲罰是以某種新奇和未知的方式進行的話,他倒很樂意接受。他抓住時機,是因為他看出,普魯多姆先生滿意了,情不自禁地被說動了。這位教師暫時放下了自己一本正經的架子。很有可能,菲尼亞斯再努力一下,一種單純的、無拘無束的友誼就會在他倆之間涌動起來,而這種涌動正是菲尼生活的動力之一。
“真正的原因是,先生,我們只是必須得從那棵樹上跳下來。您知道那棵樹……”我曉得,菲尼清楚,假如普魯多姆先生停下來想一想的話,他肯定會想明白,從樹上跳下來甚至比沒吃一頓飯更為不可寬恕。“自然了,我們必須這樣做,”他繼續說,“因為我們全都在準備上戰場。如果他們把徵兵年齡降到十七歲怎麼辦?過了這個夏天我和吉恩就都該十七歲了,這個夏天是個非常合適的時間,因為新學年剛好開始,該歸哪個班級一清二楚。萊珀?萊佩利爾已經十七歲了,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本學年結束之前,他就可以參軍了,所以,他完全應該在更高的年級,他現在本應該是四年級,希望您明白我的意思,那樣他就要畢業了,準備應徵入伍了。但我們是沒有問題的,我和吉恩都完全沒有問題。毫無疑問,無論是現在要我們上戰場還是將來要我們上戰場,我們都務必符合條件。這完全是一個生日的問題,除非您想弄得更確切,那就要從性的觀點來看它了,我本人還從沒這樣看過,因為那是我老爸和我老媽的問題,我從沒覺得自己想要過多地考慮他們的性生活。”他所說的話都是大實話,也都是真誠的;菲尼一向是想起什麼就說什麼,如果這會使聽者震驚,那麼他反而會感到更為驚異。
隨著一聲令人驚異的大笑,普魯多姆先生松了一口氣,他凝視了菲尼一會兒,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這就是這個夏天老師們想要對待我們的方式。他們似乎在修正自己通常的態度,不再像以往那樣沒完沒了地指責。而在冬季,大多數老師則都用懷疑的態度來看待任何涉及一名學生的出格之事,似乎我們所說的任何話、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很有可能是非法的。現在,在新罕布什爾六月這些晴朗的日子里,他們顯現出了緩解之意,他們似乎相信我們有一半時間是聽他們話的,只有另一半時間在試圖糊弄他們。可以覺察出一絲容忍的意味;菲尼斷定,他們在開始表露出值得讚賞的成熟跡象。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所作所為。德文學校的老師們以前從未遇到過這樣一個學生,他既鎮靜地無視校規,又迫切地想成為優秀生;他似乎真心地深愛著這個學校,可一旦破壞起校規來,卻也是任何人都無出其右的;他是個模范男孩,卻能面對受罰若無其事。老師們放棄了對菲尼亞斯的管教,于是也就放棄了管教我們大家。
但是還有另一個原因。我認為,我們這些十六歲的男孩使老師們想起了和平是什麼樣子。我們沒有在徵兵局登記,我們還沒做過任何體檢。沒人檢查過我們是否有小腸疝氣或色盲。膝關節炎和耳膜穿孔都不是什麼大毛病,還不足以算是殘疾,那些有殘疾的學生與其他人命運就不同了。我們無憂無慮,我們瘋狂,我想我們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生命象徵,打這場仗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我們這樣的生命存活下去。不管怎麼說,老師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對我們更為遷就;他們對四年級學生管教很嚴格,驅趕他們、磨煉他們、為戰爭而把他們武裝起來。他們寬容地注視著我們的遊戲。我們提醒他們和平是什麼樣子,也提醒他們生命並非與毀滅聯係在一起。
菲尼亞斯骨子里就是這無憂無慮的和平。這並不是說他不關心戰爭。普魯多姆先生走後,他就開始穿衣服,也就是說他伸手去拿離他最近的任何衣物,其中一些是我的。然後他停下來考慮,走到穿衣鏡前。他從一個抽屜里拿出一件精紡的絨面呢襯衣,這件襯衣裁剪精致,顏色是鮮艷的粉色。
“那是什麼?”
“一塊臺布。”他嘴角滑出這幾個字。
“不對,拉倒吧。是什麼?”
“這個,”他隨後用有幾分驕傲的口吻答道,“將成為我的標志。老媽上周郵來的。你見過這樣的玩意兒嗎,見過這樣的顏色嗎?甚至它的紐扣也不是一通到底。你得把它從頭上套進去,像這樣。”
“從頭上套?粉色!你穿上它會像是小仙女!”
“是嗎?”當他在思考某種比你所說的話更有趣的東西時,他就會使用這種若有所思的語氣。但是他的頭腦卻總是記錄下你所說的,待到有時間了,再重放給他。所以當他在鏡子前面係上高領子上的紐扣時,他淡淡地說:“我想知道,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像小仙女,會怎樣。”
“你瘋了。”
“啊,萬一求愛者們開始在門口嚷嚷,你可以告訴他們,我是把它作為標志來穿的。”他轉過身,讓我欣賞。“我在報紙上讀到,前兩天我們首次轟炸了中歐。”只有像我這樣了解菲尼亞斯的人才能意識到,他並沒有在改變話題。我默默地等著他做出任何荒誕離奇的聯係,把這番話與他的襯衣聯係在一起。“啊,咱們得做些什麼來慶祝慶祝。咱們沒有旗子,咱們無法在窗口驕傲地揮動一面國旗。所以我要穿這個,作為一個標志來穿。”
他真的穿了它。學校中其他任何人想穿它都得冒被人從背上扯下來的危險。歷史課後,暑期班最嚴厲的老師老帕奇-威瑟斯先生來找他,詢問此事。我眼看著,隨著菲尼禮貌地解釋著這件襯衣的意義,老先生那拉長了的粉紅面孔因歡樂變得更為粉紅了。
這是催眠術。我開始看出,菲尼亞斯遇上任何事都能絕處逢生。我不禁為此而有點嫉妒他了,這非常正常。稍稍的嫉妒,哪怕是嫉妒自己最好的朋友,並無大礙。
下午,這個暑期班充任代理校長的帕奇-威瑟斯先生請三年級的學生們參加傳統的任期茶會。茶會在無人居住的校長私邸舉行,茶杯每叮當一下,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太太就哆嗦一下。我們身處一個兼做溫室的陽光門廊,寬敞,潮濕,沒有多少花草。但是卻有一些不開花的高大莖生植物,生著肆無忌憚的大葉子。巧克力色的柳條家具伸出威脅的細枝,我們三十六個學生緊張地站著,在柳條與葉子之間晃蕩著自己的茶杯。四位出席的老師和他們的太太在與我們說話,當他們向我們發表見解時,我們都竭力把持著自己,以免說出蠢話。
為了這個茶會,菲尼亞斯弄濕頭發梳理了一番。這使得他的腦袋看上去非常光亮,而這副模樣又與他臉上那副既驚訝又誠實的表情極為矛盾。他的耳朵,我以前從沒注意過,非常小,緊挨在腦袋上,再加上那黏在一起的頭發,襯托得他那輪廓鮮明的鼻子和顴骨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尖利的船頭。
只有他一個談吐自如,他在談轟炸中歐的事。恰好別人都沒讀到這則消息,由于菲尼亞斯無法準確地記起究竟是哪個國家的哪個目標被炸,也記不起實施轟炸的究竟是美國空軍還是英國空軍,或者甚至是蘇聯空軍,更記不起是在哪天的哪家報紙上讀到的,所以,只是他一個人在誇誇其談。
這沒什麼關係。重要的是事件本身。但是過了一會兒,菲尼覺得他應該把討論擴展到其他人。“我認為應該把他們炸蒙,只要別炸到女人、孩子和老人,對吧?”他在對帕奇-威瑟斯太太說話,她神經質地坐在她的茶壺後面。“也別炸到醫院,”他繼續說,“自然還有學校,以及教堂。”
“也必須小心藝術品,”她插話道,“只要是有永久價值的。”
“簡直是廢話,”帕奇-威瑟斯先生咕噥道,他滿面通紅,“你們怎麼能指望我們的小夥子們在數千英尺高空把幾噸重的炸彈投得那麼精確!看看德國人對阿姆斯特丹做了些什麼吧!看看他們是怎麼炸考文垂的!”
“德國人不是中歐人,親愛的。”他太太非常溫和地說。
他不喜歡被人打斷。但是打斷他的是他妻子,他似乎還能夠容忍。過了一小會兒,他粗魯地說:“中歐才沒有什麼‘永久的藝術’呢。”
菲尼喜歡這種爭執。他解開自己泡泡紗外衣的扣子,倣佛為了這討論,他需要更多的身體自由。帕奇-威瑟斯太太的目光恰好落在他的腰帶上。她用猶猶豫豫的聲音說:“這不是……我們的……”她丈夫的目光跟著看了過來。我嚇壞了。這天早上匆忙之中,菲尼並非心血來潮地用一條領帶代替了皮帶。但是他手邊的第一條領帶竟是德文學校的領帶。
這一回他可逃不過去了。我可以感覺到,我自己對這一狀況出乎意料地興奮。帕奇-威瑟斯先生的臉變得通紅,他太太的腦袋垂了下去,倣佛上了斷頭臺。就連菲尼的臉色似乎都有點變了,除非那是因他粉襯衣映襯而致的。但是他表情鎮定,用他那洪亮的聲音說:“我係它,您看,是因為它和我的襯衣顏色相配,成了一體——我這麼做並沒有什麼雙關的寓意,我覺得這並不特別好笑,特別是在這彬彬有禮的場合,您說呢?——它與咱們剛才談論的話也完全一致,轟炸中歐,因為細論起來,學校是與戰爭中發生的一切都息息相關的。戰爭是同一場戰爭,世界是同一個世界,我認為德文也應該置身其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認同我對此的態度。”
帕奇-威瑟斯先生臉上的表情在繼續改變,臉色也在繼續改變,現在定格成了驚訝。“我這輩子從沒聽到過如此不符合邏輯的道理!”不過,他的聲音並不是特別憤慨,“在本校一百六十年的歷史中,這大概算得上是最為奇怪的頌詞了。”他心中的某個不為所知的角落似乎感受到了愉悅或有趣。就連這樣的險境,菲尼亞斯也要逃過去了。
他的眼睛睜得更大,閃著具有魔力的光,他的聲音更為強制性地說道:“不過我必須承認,今天早上我係它的時候,並沒想到這些。”提供完這個有趣的補充信息後,他愜意地微微一笑。帕奇-威瑟斯先生對這話真的是無言以對,于是菲尼補充道:“我很高興我拿一件東西當腰帶係了!我當然不願意在校長家的茶會上把褲子掉下來,造成尷尬。當然了,校長不在家。但是在您和帕奇-威瑟斯太太面前一樣會造成尷尬。”他禮貌地朝她頷首微笑。
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大笑使我們全都大吃一驚,包括他自己。對他的面孔,對這個面孔的陰晴我們常常加以分類,現在產生了一個新色調。菲尼亞斯非常高興;乖戾而嚴厲的帕奇-威瑟斯先生破天荒地發出了由衷的大笑。他成功了!他不由得露出了一個男人志得意滿後魅力十足而又毫無內涵的笑容。
他事事都能全身而退,我突然感到失望。這是因為我只想看到某種更為激動的場面;準是這樣。
我們倆離開了茶會,感覺良好。我一路上與菲尼一起開懷大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天下無雙的,任何事情都能夠絕處逢生。這並不是因為他是什麼陰謀家;這一點我可以肯定。他事事都能絕處逢生,是因為他是那種了不起的人。事實上,這樣一個人選擇我做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榮幸。
菲尼從不放下沒有做好的事情,哪怕這件事情已經做得足夠好,只要還不是盡善盡美,他就不會放下。“咱們到河邊跳水去,”當我們走出陽光門廊時,他輕聲說。我們一路行走,他用靠在我身上、改變我方向的辦法來強迫著我,就像一輛警車在把我擠到路邊似的,指引著我不情願地朝體育館和河邊走去。“咱們必須把這個茶會從頭腦中趕走,”他說,“還有那些談話!”
“是的,那當然很無聊。是誰在侃侃而談啊?”
菲尼凝神思索。“帕奇-威瑟斯先生真夠誇誇其談的,還有他老婆,還有……”
“是的,還有?”
他故作震驚地看著我,“你不會是說我說話太多了吧?”
看著他那張口結舌的驚異樣子,我饒有興致地反唇相譏:“你?說話太多?你怎麼會指責我這麼說你!”正如我前面說過的,那是我的譏諷之夏。只是過了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譏諷是弱者的抗議。
我們在陽光明媚的下午一路前往河邊。“我並不真的相信我們轟炸了中歐,你呢?”菲尼思緒重重地說。我們途經的那些宿舍非常龐大,在一層層厚厚的藤蘿後面面目難辨,這些藤蘿的葉子又大又老,你會覺得它們一年四季都長在這里,真可謂永久的新罕布什爾空中花園。在樓與樓之間,榆樹在那麼高的地方彎曲著,你不再記得它們的高度,直到你的目光望到那熟悉的樹幹以上的部位,看到那最矮部分的葉傘,領悟到它們聳立雲端的高傲感,樹枝,樹枝,還是樹枝,一個樹枝的世界,有著無窮無盡的樹葉,這時你才會想起它們有多高。它們似乎也是永久的,永不變化的,一個高空中不被碰到、無法夠到的世界,就像是大教堂那裝飾性的塔尖,高得無法享用,高得派不上用場,偉大,遙遠,一無用處。“是的,我也不相信。”我答道。
遠處,我們的前方,有四個男孩子在朝網球場走去,在那沒有盡頭的綠色運動場上,他們看上去就像是白色的旗子。他們的右邊,體育館在灰牆後面沉思,那又高又寬、上方呈橢圓形的窗戶,反射著陽光。越過體育館,運動場開始變成樹林,我們德文學校的樹林,在我的想象中,這個樹林就是北方大森林的開始。我思索著,從德文樹林起,樹木形成一個逐漸絲毫不間斷的走廊,遠遠地通往北方。誰都看不到它另一端的盡頭,一直通到加拿大那遙遠而荒蠻的最頂端。我們似乎是在這最後、最大的荒野那被開發了的邊緣上遊戲。我從沒證實是否真是這樣,也許是的。
對于身處此地的我們來說,轟炸中歐完全是不真實的,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它—— 一千多張報紙照片和新聞短片已經給了我們有關這一景象的相當準確的概念——而是因為德文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說太美好了,我們無法接受那樣的事情。我們在全然的自私中度過了那個夏天,如今,我願意這麼說。1942年的夏天,世界上可以自私的人為數不多,我很高興我們充分利用了那個夏天。
“第一個說討厭話的人屁股上要挨一腳。”當我們來到河邊時,菲尼條件反射地說。
“好吧。”
“你仍然害怕從樹上跳下來嗎?”
“這個問題有些討厭,對吧?”
“這個問題?不,當然不。這取決于你如何回答。”
“害怕從樹上跳下來?我覺得跳下來非常有趣。”
我們在河里遊了一會兒泳後,菲尼說:“你先從樹上跳,好嗎?”
“好啊。”
我開始僵硬地攀登木釘,因為有菲尼緊跟在我後面而稍稍感到一點踏實。“咱們將用一起跳水來增強夥伴關係,”他說,“咱們將組成一個自殺社,而入社的條件就是從這棵樹上往下跳一回。”
“自殺社,”我緊張地說,“暑期班自殺社。”
“好!暑期班超級自殺社!這怎麼樣?”
“很好,行啊。”
我倆站在一根樹杈上,我比菲尼站得稍稍往外一些。我轉身說些別的話,說句拖延時間的話,哪怕再拖上幾秒鐘,這時我意識到我反而開始失去平衡。那一瞬間,我害怕極了。這時,菲尼猛伸過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隨著我恢復平衡,恐慌立刻消失了。我重新轉回身,面向小河,沿著樹杈又朝前走了幾步,縱身一躍,落入深水之中。菲尼也漂亮地一躍,暑期班超級自殺社正式成立了。
只是到了吃過晚飯後,我朝圖書館走去的時候,我差點從樹杈上滑下來的高度危險才再度令我後怕。假如菲尼沒有在我後面緊跟過來……假如他沒有在那兒……我可能就會掉在河岸上,摔斷脊梁骨!假如摔得不巧,我可能就會喪命。菲尼實際上是救了我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