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在他最近的新書《淺薄》中提到，神經的可塑性對即將成為讀者的人來說，既是好事，也是壞事，二者之間的平衡視年齡而有差異。在概述了近期關于人類大腦訓練和再教育能力的可信的研究成果之後—著重強調了“我們的大腦構造的天才之處”，那就是“並非它含有大量硬連線，相反，恰恰是因為它沒有”—他對這個麻煩的論點作了進一步解釋：

　　雖然神經的可塑性為我們提供了不同于基因決定論的聲音……它還對我們的行為產生了一套獨特的決定論。當一種重復進行的體力或腦力活動使大腦里的某個回路得到增強時，大腦就會將這種活動轉變成一種習慣。心理學家多伊奇和諾曼觀察到，神經可塑性的矛盾之處就在于，盡管它給予我們的精神以靈活性，但是最終會把我們限制在“死板的行為”上。那些連接神經的神經元突觸實際上在不斷運用它們已經形成的那些回路。一旦我們把這些新產生的回路固化在大腦中，多伊奇寫道：“我們就會渴望讓它活躍起來。” 

　　換句話說，具有可塑性並不代表具有靈活性。我們的神經環不會像橡皮圈那樣還能彈回原來的形狀。它們會停留在改變之後的狀態，而且不能保證這種新狀態就是人們想要的狀態。

　　正因為如此，卡爾才會懷念他以前的大腦，那個可以看很長時間的書也不會覺得煩躁或者無聊的大腦。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他所提到的那些人的經歷。一名記者：“我在大學學的是文學專業，以前極其熱衷于讀書。現在是怎麼了？”一位病理學家：“對于《戰爭與和平》，我是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失去了那種能力。即使是三段或者四段以上的博客，對我來說也太長了。我只是草草瀏覽就完了。”一位英語教授說：“我沒辦法讓學生們看完整本書了。”

　　卡爾在《淺薄》一書中主要強調的是，當我們舍棄那種適合長時間閱讀的耐心和延展的注意力，換成那種互聯網催生的快速瀏覽分類能力時，我們失去了那些耐心和注意力；但是並非所有看到這些差別的人都有同樣的看法。在紐約大學教授新媒體課程的克萊舍基Ｋ 說過的一些話可以安慰那位病理學家：“沒有人看《戰爭與和平》。它太長了，而且也不是很有意思。廣大讀者逐漸認為，托爾斯泰的那些受推崇的作品其實並不值得花費時間去閱讀。”舍基認為“廣大讀者”是一個單數的、統一的實體；並且這個實體發表了一些意見；其中一條意見就是，那種耗時較長的閱讀已經不值得讀者去花費時間和精力了，雖然以前這一條很明顯並不是廣大讀者的意見；要改變大眾的判斷或者恢復互聯網的原狀都是不可能的；還有—舍基自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沒有必要回頭看，因為未來會比過去更美好。不要擔心，高興點兒。

　　卡爾提到的那位英語教授凱瑟琳海爾斯持有一種更為復雜——也許更為混亂—的觀點：在最近的著作中，她言之鑿鑿地爭論道，我們的教育模式一直以來推崇的是她所謂的傳統的“深度注意力”，而現在的學生精通的卻是那種可移動的、靈活多變的、快速轉換的“亢奮式注意力”。她將深度注意力解釋為“一種傳統的與人文學科相聯係的認知方式”，並將其定義為“具有以下特徵：長時間專注于一個單一的事物（比如說，一本狄更斯的小說），在此過程中非常投入，完全無視外界刺激，偏好單一的信息流，並對長時間的專注具有極高的忍耐力”。與之相反，亢奮式注意力要求“迅速在不同任務間轉換注意力，偏好多重信息流，尋求高度刺激，並對無聊的忍耐力極低”。

　　海爾斯認為“每種認知模式都各有利弊。深度注意力在解決單一媒介出現的復雜問題方面具有優勢，但是要以犧牲對環境的警覺性和反應的靈活性為代價。亢奮式注意力擅長在多個對象爭寵的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迅速作出反應；它的不足就在于無法容忍長時間關注一個不具有互動性的事物上面，比如說一本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或者一道復雜的數學題”。

　　在此基礎上，她還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教師將會面臨“教學法的挑戰”，“將要把亢奮式注意力和深度注意力聯合起來，並同時培養學生的這兩種能力。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指責亢奮式注意力是低等思維方式，那麼我們就沒辦法完成教學任務了”。我讚同這個觀點——不過，如果說培養兩種注意力方式同等重要的話，而海爾斯又“沒辦法讓（她的）學生們看完整本書”，難道這不是一個明顯的教育失敗的例子嗎？難道這不是表明了，保持、維護，或者說純粹的教授深度注意力，無論哪種目的，在她的課堂上，全都失敗了嗎？

　　我認為的確如此，而且我認為我們也不可能期望其他合理的結果了。從這里開始，我要展開論述我認為本書最重要的論點之一了，盡管這可能意味著對我自己職業的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