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錄》本不是一本書，它是奧勒留在徵戰間隙寫下的一些感悟。作為天生的哲學家，奧勒留極不喜歡戰爭，不喜歡死亡，也同樣不喜歡政治。可哈德良的賞識，讓他承擔起了一個帝國的重擔。蠻族的犯邊，讓他不得不置身于屍橫遍野的戰場上。
在《沉思錄》中，他寫道：“屬于身體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屬于靈魂的只是一個夢幻，生命是一場戰爭，一個過客的旅居，身後的名聲也迅速落入忘川。那麼一個人靠什麼指引呢？唯有哲學。”
一個只喜歡純粹思考的人，卻不得不面對陰暗的政治，殘忍的戰爭，奧勒留心中充滿了矛盾。其實，他的矛盾也是所有人類的矛盾。因為矛盾的雙方，是人生中兩個永恆的主題——理想與現實。
幾乎每一個人都遭遇過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有人選擇了理想，任憑整個人生在現實的高牆間碰來碰去，哪怕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但更多的人，不得不遷就現實。奧勒留也妥協了，修行者登上了王位，哲學家穿上了戰袍。他沒有像某些帝王一樣，置整個國家于不顧，徹底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作為一名軍人，奧勒留是幹練的，戰功赫赫，可為佐證。作為一個政治家，奧勒留是實際的。他雖然醉心于哲學，卻並未懷有任何改造世界的抱負，他承先人余烈，盡力守成，防止腐化。在統治期間權力稍過于集中，但為政力求持平，用法律保護弱者，改善奴隸生活，藹然仁者之所用心。在他任內，普建慈善機構，救助貧苦民眾，深得人民愛戴。這樣的妥協，是高尚的。因為我們許多人，都還背負著一樣沉重的東西——責任。
在他的《沉思錄》中，除了對死亡的沉思外幾乎沒有別的內容。他呼吁人們“順從理性和神”，以“愉快的心情等待死亡”。
或許古代哲學家中沒有一個像這位皇帝哲學家那樣痛苦地意識到人的易死性和短暫性，以及隨之而來的人生無價值性。他不無痛苦地寫道：“人的時間是一剎那，他的本體處于流動狀態中，知覺是昏鈍的，整個身體的結構是易遭腐壞的，靈魂是一個疾轉之物，運氣是很難預料的，追求名譽是件缺乏見識的東西。總而言之，屬于身體的一切是個流，而屬于靈魂的一切則是一場夢和一團氣，人生是戰爭和逆旅，人死後他的名聲將被世人遺忘。”他詰問道：“肉體、靈魂、運氣、名聲和生命，在所有這些事情中似乎值得你欲求的究竟有什麼呢？”
那麼對于生命短暫的人來說，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真正偉大的事情又是什麼呢？奧勒留回答是：順從人的“本性”，“順從理性和神”。而所謂“按照你的本性帶領著你的去做”，也就是“順從理性和神”。而所謂“順從理性和神”，也就是要人們順從和容忍神、自然或命運的安排，不為自己的死亡而恐懼和煩惱。
有些人總想在世上多活幾年，奧勒留勸說道：“人呀，你是這個大國家即世界里的一個公民，五年或三年會對你有什麼不同呢？”既然凡是與規律相符合的、符合自然或神的意志的都是“公正”的，則順從自然本性而死又有何抱怨呢？這就像一個司法官雇用一名演員，現在把他辭退讓他離開舞臺一樣。如果是你，你會說：“可是我還沒有演完五幕，只演了三幕呢。”你雖然說得對，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整個戲劇。“因為怎麼樣才是一出完整的戲劇是決定于那個先前曾經是構成這出戲的原因、現在又是解散這出戲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卻兩方面的原因都不是。”所以，人無論如何都應該“滿意地離開”。並且人要認識到“死無非就是構成一個有生之物的元素的解體”，同時，在元素的不斷轉換中，對于元素本身又絕無什麼害處，這樣就能使人感到死亡並不是“惡”，根本無須對之“畏懼”，從而“以愉快的心情等待著死亡”。
他教人別怕死，而且歡迎死。他慰藉人的方法之一是教人想想這世界之可留戀處是如何的少。一切宗教皆以“生死”為大事。在羅馬，宗教是非常簡陋而世俗的，人們有所祈求則陳設犧牲、匍匐禱祝，神喜則降福，神怒則禍殃。真正的宗教信仰與熱情，應求之于哲學。奧勒留哲學的一部分即是宗教，他教人對死坦然視之，這是自然之道。凡是自然的皆是對的。人在沒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于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貪睡懶覺，事情雖小，其意義所關甚巨。這是每天生活鬥爭中之第一回合。奧勒留說：“在天亮的時候，如果你懶得起床，要隨時做如是想，我要起來，去做一個人的工作。我生來即是為做那工作的，我來到世間就是為做那工作的，那麼現在就去做又有何可抱怨的呢？我是為了這工作而生的，應該蜷臥在被窩里取暖嗎？被窩里雖舒適，可你是生來為了享樂的嗎？”
奧勒留最終再一次擊退了日耳曼人的入侵。
三年之後，他決定第三次出徵日耳曼。公元177年，56歲的馬可·奧勒留又坐上了奔赴北方的戰車。多年來他的帝國一直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甚至可以說兵荒馬亂，加上軍隊的內訌，他的年輪幾乎是在戰車下轉動的，他的身體也十分疲憊。盡管所到之處，人們都在高呼“皇帝萬歲！”皇帝本人卻深知來日不多，一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預感縈繞在他心頭。不過他早已作好隨時放棄生命的充分準備。
屢次親徵，所向披靡，體力已不能支。公元180年，他在維也納的軍營中一病不起，數日之後病逝于多瑙河之濱，享年5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