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東榮城人，從小在威海讀書，直到19歲高中畢業，才回到榮城老家教書。
那時候正是國共合作的蜜月時期，我也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晚上經常參加一些革命聚會。
抗戰爆發以後，國內形勢日益緊張，我的一個同學從威海來找我，說國難當頭，我們豈能等閒視之，那時國民政府正在招考軍校學生，同學拉我一塊去報考，棄筆從戎。
我那會兒剛結婚三年，媳婦大我三歲，是山東高密人。因為我是曲家的長子，家里又供我念了很多書，我16歲老人們就張羅著給我娶媳婦，一心讓我留在家鄉，繼承曲家的家業。當時父母健在，爺爺也在，那時候我們家境不錯，我怕我這一走便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因此一直猶豫不決。
這時正好是秋天，學校里放長假，到處都是打日本鬼子的高亢口號，讓血氣方剛的我再也沉不住氣了。
怕家里的人阻攔我投身革命。我幾乎是偷偷地從家里跑了出來，跟我那個同學一起往南方走。那一年我19歲。
我們從山東榮城出發，從魯南走到魯西又走到安徽，走了一個多月，終于到達了四川，並且，在成都考上了黃埔軍校一分校第十七期。（加黃埔軍校第一分校圖片，加補注，簡要說明黃埔軍校在戰爭時期的幾次搬遷，補注內容字體與正文區別開來。）
後來畢業以後，我又讀了兩年憲兵學校並被分到了憲兵部隊，在江西上饒的第三戰區黃山屯溪駐守直到抗戰勝利。
本來抗戰勝利我以為可以回家了，可不久我們又奉命進駐浙江杭州，後來又轉到上海，並且從上海我們大約有4000人又轉到臺灣，訓練新兵，從此，我與內地便一海相隔，與家人失去聯係。
剛剛到臺灣時，也正是臺灣政治、經濟都特別困難的時期，我在部隊只待了三四年，便再也忍受不了那種壓抑的氣氛，提前退役了。
那時我還年輕，覺得一切都可以從頭開始，我成了自由職業者，一個人在社會上自謀出路。
由于當時臺灣經濟也特別不景氣，資源奇缺，人心惶惶，我們這些退役的老兵更是在臺灣無根無底。
本來我是懷著救國救民理想和抱負參加革命的，沒成想竟與親人從此斷了音信。
在黃埔讀書的時候，我也曾給家里寫過信，可是兵荒馬亂的，那些家書不知何年何月才到達我的老家榮城，那會兒，由于我的離家出走，屢次被媒人找上門來理論的我的父親在家鄉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帶著我惟一的弟弟來到青島謀生。
而我媳婦則留在老家照顧我爺爺。
從小就因為我的聰敏而一心供我讀書的爺爺，對我的不辭而別更是無法接受。直到死他都叫著我的名字不肯咽氣。
爺爺死後，在家鄉舉目無親的我媳婦再也待不下去了。
她到處打聽我的消息，在一無所獲後，踮著一雙小腳來到青島，投奔了我父親和弟弟。
那時她才剛剛22歲。
我結婚時才16歲，還在讀書的我根本不懂得怎麼去組建一個家庭，結婚三年，我在威海讀書三年，剛剛回到老家教書，我又離家投身抗戰，這一走就是40多年，我連一個孩子也沒有給她留下。
孤獨無靠的她當時也正年輕、漂亮，她娘家的人對我的不辭而別一直耿耿于懷。幾次托媒人上門找我父親要問個究竟。
在我幾年之後仍沒有音信時，媳婦的娘家母親也急了，每次女兒回娘家，她就勸女兒不行就再走一步吧，這樣守活寡要守到哪年哪月。再說連個孩子也沒有，這將來老了誰來盡孝，誰來供養？
我跟媳婦雖說結婚以後待的時間不長，可她是那種典型的良家婦女，只知道拼命幹活，拼命心疼別人，卻從來不會為自己著想。
雖說自己的母親都放話讓她再走一步，可她仍是堅持再等等，再等等看。
這時我的弟弟也結婚成家，轉眼有了四個孩子，弟媳又體弱多病。
我媳婦在照顧全家的同時，又開始帶這四個孩子，為他們洗洗涮涮，縫縫補補，這一幹又是十幾年。
不久，我父親去世了。他老人家是滿懷對我的失望而走的。
臨終時我父親曾對我媳婦說：“老大家的，等了十幾年，光鏞也沒個音信，人也不知道還在不在人世，這麼多年我們曲家對不住你，要是有合適的，你自己也找個好出路吧。”
當時我媳婦也流著淚對我父親說：“爹，您就別讓我走了，是死是活我要等著光鏞，只要曲家不嫌棄，我願意在這兒照顧這些孩子一輩子。”
父親死了以後，我媳婦便跟我弟弟一家住在了一起，那時候，弟弟、弟媳上班，我媳婦便在家里買菜做飯，照顧四個上學的孩子。
知道大娘一輩子不容易，弟弟的四個孩子也特別地孝順她，把她當做自己的娘來待。
生活困難的時候，因為什麼都是憑票供應，而戶口一直在榮城老家的我媳婦，在青島沒有了口糧。
這時階級鬥爭也抓得特別嚴，我媳婦的身份也受到了別人的懷疑，總有一些人上門調查所謂她的丈夫“逃臺”的事情，弟弟在單位也因此受到了牽連。
看到弟弟一家的生活日益緊張，我媳婦收拾了簡單的行李準備回高密鄉下投奔她的娘家。
可弟弟和弟媳包括幾個孩子都堅決不同意她走。當時她沒有聽娘家的話改嫁，一直等著我，如今，娘家又會有誰來接納她，孤身一人回到農村，她吃什麼呀？
可是，我媳婦就是那種外表柔弱，心里特別有主意的女人。
她對我弟弟說：“再怎麼著，高密也是我的娘家，回去只要有地能種糧食就餓不死，這麼多年我都過來了，如今我也不想再連累你們，還是讓我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