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曾是國民黨部隊里負責核稅的軍官。1948年，很突然地便從青島港到臺灣去了。

　　那時我才6歲，剛剛記事的樣子。

　　我記得那段時間父親很久沒有回家，我母親背著我到青島的營地去找他。問了半天也沒有人理我們。

　　後來，父親的一個戰友跑來跟我們說，父親隨船去了臺灣，但很快就會回來，讓我們不要著急。

　　那人還給我母親留下兩塊大洋，說是買米用的，從此，我們就再也沒有聽到父親的消息。

　　那時候，我們還在費縣的鄉下生活，母親是個家庭婦女，沒念過什麼書，只得靠給人洗衣服養活我。

　　後來兵荒馬亂的，鄉下的地都荒了，我們再也沒什麼吃的，母親便帶著我來到青島謀生。

　　好在很快就解放了，母親有了正式工作，我們娘倆才相依為命地活下來。

　　我母親是“文革”時去世的，那時她還不到50歲。由于我父親的突然離去給她的打擊太大，她的身體一直是病病懨懨的。

　　特別是“文革”期間，像我們這樣的臺屬也受到了衝擊，母親不斷地被叫到居委會寫反省材料，寫父親去臺的來龍去脈。可父親當時是怎麼走的，為什麼走的她根本一點也不清楚，我們娘倆實際上是處在被拋棄的處境中，可那時的人們並不理解。

　　可憐我母親解放的時候拼命到識字班認字，她一直以為是自己沒有文化才使父親這樣輕易地離開她，她一心想做個有文化的女人。

　　沒想到最後她認的那些字都用來寫反省材料了，母親的身體根本經不起這樣折騰，1967年她就去世了。

　　母親去世時，我的女兒已經2歲了。

　　也許受母親的影響，我的個性也很要強，在工廠里我一直積極要求入黨，可是，我跟愛人的入黨申請都批不下來，原因就是我那個去臺灣的父親。

　　對父親我根本沒有什麼印象，一個是因為他當時在青島很少回老家費縣，一個是他走的時候我還很小，可畢竟他是我的父親，偶爾我也挺想念他的，尤其是我很想把母親去世的消息告訴他。

　　母親臨閉眼前一直喘著一口氣不肯走，我拿了很多東西放在她手里，她都不認，可最後，我想到了父親留下的照片，忙翻出一張放在她手上，母親是握著那張我們一家惟一的一張合影走的。

　　那上面的我才剛剛滿月。

　　父親瀟灑，母親漂亮，他們曾經是那麼相配的一對。那是我母親最喜歡的東西了。

　　母親去世後，剩下我一個人在青島孤零零地生活，好在我那時已成家，丈夫人很好，把我們這個家給撐了起來。

　　我那時拼命要求上進，一心想通過好好地工作和學習擺脫父親帶給我的陰影，可是，我這個臺屬的帽子一直帶著，一直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後來，我又生了個兒子，家庭經濟也緊張起來，也就顧不得再想別的，只想把日子好好過下去。

　　那時候我父親也一點音信都沒有，他在我的記憶里只剩下了幾張照片，還是他年輕時的模樣。

　　經過幾次運動，我真給整怕了，這些照片我全部把它壓在箱底，從來不敢拿出來給孩子看，我怕自己的遭遇再落到孩子身上，因此，在孩子面前我從來沒有提起過我父親的事。

　　他們也都不知道在臺灣還有一個姥爺。

　　我有時想想也從心里埋怨父親，覺著他根本沒有把我們母女當回事，說走就走了，這麼多年是死是活，連個信兒也不往家捎。我可不知道當時臺灣那邊也控制得這樣嚴，根本不可能與大陸這邊取得聯係。

　　一直到我過了40歲的生日，我的心徹底涼了下來，我想父親即使活著也是六七十歲的人了，說不定在臺灣也早已娶妻生子，跟在大陸的我早已經沒什麼關係了。

　　這樣想著我默默地流了好幾次淚，年輕時候倒沒覺著怎麼想，可年齡越大對過去的那種回憶就越多，對親人的想念就越重，每當這時，丈夫就勸我：“別再折磨自己了，說不定老人在那邊過得也挺好，只是他沒辦法跟你聯係上罷了。”

　　丈夫說的也許有道理，我們做兒女的當然希望老人能過上不錯的日子，依食無憂，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也就沒什麼牽挂了。

　　劉女士說到這里，突然停下了。一直低著頭用力看著自己的手心敘述的她，把目光投向了隔壁那個房間。

　　我順著她的目光望去，發現靠牆的一張單人床上像小山似的堆滿了布娃娃。

　　從最陳舊的到最鮮艷的，一個挨著一個，乍一看倒像是玩具車間的一角，這使劉女士本來擁擠的家顯得更為狹窄，可即使布娃娃是小孩子最喜歡的玩具，也不可能有這麼多啊。

　　看到我眼里的驚詫，劉女士有些羞澀地笑了一下：“這都是我的。”

　　“你”？

　　“是的，是我的。”

　　從我進門就一直顯得成熟而剛強的劉女士終于在這一剎那顯得溫柔起來，甚至有幾分天真。一個58歲的老人，竟珍藏著那麼多的布娃娃，這種童心來的是那麼難得。

　　窗外的雨一直不停地下著，可空氣已經不像剛才那樣沉悶了，劉女士起身把剛才關緊的窗戶打開一條縫，一絲清涼的空氣沁進來，使我們彼此都覺得神清氣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