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6月，因為到處都是抓兵的，我跑到家里後園的樹林里躲了起來。

　　可不一會兒抓丁的闖了進來，先是四外搜了一遍沒有找到，便找我母親讓她說出我藏在哪兒了。

　　我母親怎麼也不說，他們急了，一把搶過母親懷里才三個月大的我的妹妹，說是要把她給摔死，讓我母親趕快把我交出來，看見實在躲不過去我主動從樹林里鑽了出來，這樣他們才放了我母親和妹妹，帶上我走了，那一年我17歲，我母親38歲，父親41歲。

　　由于我被帶走時，父親也因為怕抓兵在外面躲著，所以，我跟父親沒有再見上一面。

　　當時國軍都在鳳凰山一帶集結，因為我中間開了幾次小差都被他們發現了，所以，這次被抓回去先是被打個半死，後來又讓我給他們挑子彈。

　　那會兒我還沒有槍高，根本不可能參加作戰，讓我挑子彈我就半道上給他們扔了兩箱，這會兒他們不敢小看我了，天天派人跟著我。

　　丟了子彈後，班長一生氣說我故意搗亂，要槍斃我，可一個姓周的排長說，“算了，他還是個孩子，就饒了他這一次吧。”就這樣我才逃過了這一劫。

　　這之後我們就全撤到了臺灣，在臺灣待了5天後，又開拔到香港，走到半路上，船在海上發生了故障，那是一條整整載了5000多人的大船，當時是從中間斷開了，死了很多了。

　　後來我們這些僥幸活下來的便換乘小船直接開到了海南島江河市，那是1949年8月。

　　當時的海南島到處是一片荒涼，因為打仗，老百姓也無心種地，因此，我們吃的穿的都成了問題。

　　沒有辦法我們這些當兵的就到處挖野菜，摘野果子充饑，有的時候還跑到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葉煮著吃。我那會兒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整天就是感覺餓，因為總吃不飽肚子，所以連槍也拖不動。

　　沒有鞋穿就割來草藤自己編草鞋，衣服也是東拼西湊勉強遮住身體。

　　因為當時大勢已去，所以駐扎在海南島的這些兵個個都無心戀戰，到1950年，再也守不下去，便全部撤到了臺灣。

　　那個時候我是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兵敗如山倒。

　　到了臺灣以後我們又是整編又是訓練，一時搞得特別緊張和勞累，我當時就想逃走，可在臺灣舉目無親，就是逃得出來我又能到哪兒去安身呢？

　　考慮再三，我下決心要考憲兵。那會兒憲兵比起我們這些普通步兵來要優越的多，至少除了長官沒有人敢去打憲兵的。

　　可真要考起來難度也特別大，因為我從小沒有讀過一天書，幾乎是目不識丁地就當了兵。我那會兒已經有些懂事，明白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開始用功地讀書，從最低的水平學起，那時我們這些普通士兵根本沒有條件進學校讀書，只得一點一滴地靠自學。

　　那會兒班里那些當兵的都說我傻，笑我一個大字不識的，竟異想天開地想考什麼憲兵。他們越這樣說，我就越不服氣，現在想想就是因為我當時年齡特別小，頭腦也很單純，一心一意想通過讀書來為自己找個前程。

　　就這樣我堅持讀了三年書，在21歲那年終于考上了憲兵，被調到憲兵外事組做事情，從此，命運也有了轉機。

　　當了憲兵以後，生活漸漸好起來，我個子也長高了，人也漸斬成熟起來，那時由于我人長得比較高挑，歲數也小，我參加了憲兵籃球隊，經常在各地參加籃球賽，也算是一個比較出眾的人物。

　　而我的愛情便降臨在籃球場上。

　　那是我28歲的時候，有一個姓郭的16歲的國中女生，成了籃球場上我最忠實的崇拜者。

　　那會兒每逢有我參加的籃球比賽，她必定會出現在觀眾席上，為我吶喊助威，而當我們隊勝利時，她會飛奔著將一瓶汽水送到我手上，然後輕盈地跑開，將一串串活潑的笑聲留給我。

　　我當時雖然已經過了情竇初開的年齡，可一顆心被愛情擊中還是第一次。

　　這位祖籍是福建客家的郭小姐是家里的獨生女，聽說她非我不嫁，她母親是堅決不同意。那會兒為了我，郭小姐跟母親差點鬧翻了。

　　她母親說：“他一個外省佬（臺灣人把大陸人稱做外省佬），要錢沒錢，要地位沒地位，你嫁給他還不要一輩子吃苦受窮。”

　　也許是初戀，郭小姐在我們之間嫁與娶的這個問題上表現得相當堅決，我當時特別地感動。

　　後來，她母親覺著實在拗不過女兒，只好要我給她6000新臺幣的聘禮，她才肯把女兒嫁給我。

　　可我當時做憲兵每個月只有280元新臺幣的津貼，無論如何一下子拿也不出那麼多錢來。

　　即便是這樣，郭小姐的母親也一會兒一個主意地刁難我，她打心眼里不喜歡我這個大陸來的窮當兵的。

　　為了郭小姐對我的一片情意，我橫下一條心到處借錢湊錢，好歹弄到了6000新臺幣。

　　可帶著錢來到郭小姐家，她母親又想反悔，她大概沒有想到我會真的湊起這麼多錢，而且是在很短的時間里。

　　我那時也年輕，背井離鄉與家里失去了聯係的我，對獨身一人的生活也產生了深深地厭倦，並且，在顛沛流離中有這樣一個女孩深深地愛著我，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

　　屢次受郭小姐母親的非難，我對她對我的偏見也產生了不滿，那天，我把6000新臺幣往她面前一放，沉著地對她說：“你要的錢我全給你帶來了，現在你收下，我可以等到你女兒18歲跟她正式注冊結婚，要是你反悔的話，你女兒如果選擇跟我私奔，你只會落得人財兩空，這可就怪不得我了。”

　　就這樣我幾乎是在抗爭中贏得了我的愛情。

　　我30歲、她18歲的時候，我們在臺灣正式注冊結婚，年輕純潔的郭小姐成了我的太太。

　　那時，她國中畢業，在臺北公共汽車管理局找到了工作，每個月賺1200元新臺幣，我為了娶她借的錢，也都是她工作以後用薪水幫我還的。

　　那個時候，我們生活很清苦，可因為彼此愛得很深，我們的婚姻從一開始便是和諧而幸福的。這在當時大陸去臺灣的老兵當中都是比較少見的。

　　我在憲兵部隊待了9年，便再也幹不下去了，收入太少，我又娶了太太，根本養不了家，更不用說將來養孩子了。

　　可我們那時轉行也不太好轉，走向社會自謀職業沒有一技之長，也站不住腳，反而會越混越慘。

　　思來想去我覺得我要為太太負責，為家庭負責，一定要選擇一個比較有保障的職業來完成我的轉行。

　　這時正好臺北的警察局在招考新人，我當時就想試試，可書本已經扔下那麼多年了，更何況我原來的底子就薄，可是我想這也許是我最後一個機會，我不想放棄。

　　我拿出當年考憲兵的勁頭，沒白沒黑地讀起書來，常常是讀著讀著就睡著了，惹得太太心疼地說我：“算了，貴存，這警察我們不考了，我不願意看著你這樣吃苦。”

　　太太越這樣心疼我，我就越要一心地考上，我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當年對岳母的承諾，我不會讓太太跟著我吃苦受窮。

　　那一段時間我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天天讀書讀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

　　放榜的那天，我哪里也沒敢去，覺得根本沒有希望考上的我心情鬱悶地在家里睡覺，可是，電話響了，一個同事在報紙上警察局的公告欄里看到了我的名字，並且說，我考的成績還在中等以上。

　　接著太太的電話也打過來，在祝賀我考上警察的同時，我聽得出她高興地流了淚。

　　那是1962年，我31歲。

　　在警察學校培訓了半年，我分到了臺北刑警大隊，後來還擔任了組長。從那時起，我這個在臺灣的“外省佬”，總算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收入也有了保障。

　　結婚兩年後，我有了大女兒，後來二女兒、三女兒和兒子陸續出生，讓我備感家庭的負擔和責任，這以後的十幾年便是在撫養、培育孩子，努力工作養家糊口中過來的。

　　那時，我自己結婚成家，有了孩子，深深體會為人父母的艱辛，等緊張的生活稍微有了緩解，我便開始想念在大陸的雙親。

　　我當時是家里的長子，我走的時候，家里還有三個弟弟、五個妹妹，我們是一個大家庭，靠父親常年出海捕魚為生。

　　想到我17歲剛剛成人能為家里分擔一些艱難的時候，便被帶走，一去就是十幾年，我心里就有說不出的難受。

　　我太太雖然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可她非常理解我的心情，常常安慰我說，只要好好活著，以後總有回家看看的機會。

　　我因為從小沒有機會讀書，所以，一定要培養自己的孩子讀大學。因此，我的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全部是讀到大學畢業。

　　二女兒考大學那年臨場發揮失常，沒有考上，第二年我又拿出60萬新臺幣讓她復讀，終于考上了大學。

　　現在三個女兒都已結婚成家，三女兒還生了一對龍鳳雙胞胎，可愛極了。

　　兒子服完兵役後，到了遠東航空公司工作，現在也有了女朋友。

　　我在臺灣40年中，生活一天天好起來，兒女們也都長大成人，可我就是安不下心來，總想著要在有生之年再回老家。

　　1981年，我的一個幹妹妹嫁到了新加坡，我試著把信捎到了她那兒，再讓她從新加坡寄回我的老家。

　　終于，我們就這樣聯係上了。

　　不久，幹妹妹又從新加坡把家里給我的信和照片轉到了臺灣。

　　我看到了離別幾十年的母親、父親和弟弟妹妹的照片，記得那天我拿著那封信獨自一人哭了很久，一種棄兒終于找到了家門的委屈讓我既高興又難過。

　　我馬上給幹妹妹寄了200美金讓她轉寄給我母親，希望她和父親好好保重身體，等我回家來看他們。

　　由于當時我還沒有退休，而且兩岸關係也一直沒有緩解，我雖然知道家里的消息，可仍是與親人只能相望不能相聚。

　　轉眼我也是50歲的人了，從17歲離開家鄉，年過半百而沒有在雙親面前盡一天孝，讓我這個為人子的愧對列祖列宗。可這種命運又豈是我自己能夠選擇的。

　　風，從海邊帶著輕輕的嘆息吹過來，使他的敘說顯得格外沉重。 

　　我給薛貴存老人倒了一杯水，他端起茶杯聲音有些嘶啞地說：“這是我們家鄉的水呀，在臺灣幾十年，這水的甜味我從來沒有忘記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