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報係《名牌》雜志2009年十大年度精英的評選，被定位于知青群體。頒獎儀式，在著名的建川博物館舉行。這是由于這個博物館的創建者樊建川，也曾經是個知青。我被邀參加這個儀式以及知青論壇，在會上會下，見到了許多像樊建川這樣從前的知青，現在的精英人士。收了一堆的名片，不是老總，就是高工、教授，以及著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很多人，都是在媒體聚光燈下的大人物。

　　當然，這些精英人士也清楚，當年的知青“戰友”，有兩千多萬人，絕大多數離精英這兩個字很遠。他們其實是當下的弱勢群體，處境艱難。當初從廣闊天地回城之時，多數人歲數大了，沒有知識，沒有技能，沒有住處。好容易安置下來，成家立業，步步都趕不上。不是攤上工廠倒閉，就是輪到自己下崗。除了少數考上大學的人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是城市貧民。當年，這兩千多萬被趕到農村的青年，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的，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人，雖然叫做知識青年，但中學只上了一兩年，很多人其實就是小學生。在農村，在邊疆，他們吃了很多苦，但是卻沒有城市工廠生活的基本技能。如果說，對于成功人士而言，曾經的苦難，可以是財富，但對于更多沒有成功的人來說，苦難僅僅就是苦難。

　　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知青運動。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社會主義陣營也沒有這樣的事。用行政力量和政治動員，把絕大多數城市青年，都趕到農村，趕到邊疆。和平建設時期，幾千萬規模的人口的逆向流動。關于這場運動，流行的看法有兩個。一是說在中國當時的領導人心中，的確存在類似于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的情結，真的認為農民是最淳樸、最革命的人，城市里的人，尤其是青年學生，應該接受農村的洗禮，接受農民的教育。所以，知青運動的口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是說，之所以有知青運動，無非是因為“文革”的目標已經達成，該打倒的人都打倒了。這些紅衛兵和造反派，留在城里，多少是一種動蕩的因素，重整秩序的威脅，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的存在，是城市的壓力。當局是為了消除隱患，以及減輕城市就業的壓力，才發動這場運動的。

　　雖然我們必須承認，當時的領導人，的確對于農民懷有民粹主義的情懷。這種情懷，在知青運動存續過程中，被反復提及和強調。不要知青在城里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反而要他們去農村，接受怎麼說在共產主義理論學說中不那麼先進的農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義，無論如何都是無法解釋的。盡管我們看到，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自1949年以來，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人，都往往被發配到農村，接受懲罰。類似于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規定的，犯錯的人就要“黜為農”，暗示農民並不是一個值得尊重的身份。但這並不妨礙領導人在心目中，在精神領域幻化農民的聖潔形象。因為他也曾讓自己的兒子，到農村接受農民的教育。把城里人下放到農村，主要是一種通過艱苦生活進行的懲罰，在聖潔化農民的同時，領導人當然也知道農村生活的實際狀況到底是怎樣的。實際上，無論是“卸包袱”還是“再教育”都只是知青運動的一種表層原因。知青運動的遠因，在于當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大框架下，就沒有明確城市化的位置。

　　無可否認，中國共產黨人都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追求者，甚至可以說，是現代化的激進主義者。但是，他們的現代化，卻沒有城市化。他們對于推進工業化不遺余力，幾個五年計劃，工業化都是最主要的目標。但是對于城市建設，卻一直沒有花太多的工夫，即使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沒有城市化的規劃。甚至可以誇張地說，當時的工業化，是一種農村狀況的工業化，即使工廠建在城里，也不大考慮生活的配套，甚至把城市也變成鄉村的狀況。更不用說，由于三線的建設，大批的工廠實際上搬到了山區農村。以至于有人刻薄地說，在改革前，中國到處都是農村，城市也是另一種的農村，所謂都市里的鄉村。正因為這樣一種建設框架，所以，把城里的知青趕到鄉村，才是合情合理的。在“文革”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結束，新的秩序建立之後，仍然每年都把知青趕下去。因為，城市里沒有這些青年的位置。

　　中國的傳統，有讓子女多吃苦而經受磨煉才能成才的說法。這種說法，在今天依然有市場。的確，知青中的少數人，經過農村生活的磨煉成長成為特殊的人才。轉型時期的中國，很多類似今天聚集在建川博物館的知青精英，不折不扣是這個時代的驕子。但是，大量的普通人，卻沒有因此而成才，他們是被耽誤了的一代。現在我們知道，即使在中國，現代化必然伴隨城市化，是農村人往城里走，而非相反。動用行政力量驅使城里人（不僅是知青）到農村的反城市化的現代化，是沒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兩千多萬人的犧牲，能換回這個教訓，那麼知青吃的苦，還算有點效用。可惜，我們看到，被歷史決議早已判明為浩劫的“文革”，其中的知青運動，已經逐漸被人涂染上喜劇色彩，快要變成慶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