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5月13日報道了山西大同一起冤案，一位民營企業家被公安局經偵支隊長勒索不成，被捏造罪名羈押，在法院宣判無罪的情況下，連續被羈押941天，將近三年。所擁有的2000多萬資產，也被非法賤賣。而這位冤案的制造者，卻憑借這個案件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高升局長。如果不是後來因為礦難的瞞報事件而被雙規，這起冤案不知道會沉冤到什麼時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企業家不答應勒索，僅僅是因為他拿不出人家要的那麼多錢（200萬）。

　　這個事件，絕非孤例，實際上反映了民營企業家生存狀態之一種：待宰和被宰的羔羊。我熟悉的幾位曾經做得風生水起的民營企業家，最近都表示要移民。原因是他們現在被人盯上了，留下來不走，或者被國企鯨吞，或者被有權勢背景的企業吃掉，或者一點點被權力部門蠶食。在一些較為發達地區的農村，農民除了計劃生育罰款，已經較少被基層政府騷擾了，但那些中小企業家可在大觸霉頭，相比起一般農民，他們是大魚，吃一條可以管好些年，所以，政府的管卡拿要，無日或無。

　　當然，民營企業並不只有這一種命運，有的時候，他們還很受優待。除了極個別內地落後地區，對于民營企業，採取豬還沒養肥就殺掉的蠢辦法之外，在GDP和政府公司化的導向下，一般來說，招商引資都是各個地方的首要任務。為了把資金引進來，地方政府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優惠姿態，甚至不惜違反國家的法令。土地可以白給，稅收可以減免，污染可以不問，只要你來投資。在這樣的優惠下，民營企業肯定是很得意的，它們跟其他進入的資本一樣，佔盡了地方的便宜，這個便宜甚至要當地的百姓，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有的地方，竟然出現了很多癌症村。

　　然而，民營企業家與地方政府的蜜月，不見得能夠長久維持。一旦這個地方發展起來了，特別是某項產業，當地有權勢者及其家人親戚也在做這一行的時候，鯨吞就開始出現了。企業家在發展的時候，得到的優惠是不合法的，因此他們在被鯨吞之際，所遭遇的非法待遇，也一樣投訴無門。即使不遭遇鯨吞，也會遭到權力部門和個人無休止的勒索，一點一點把你逼向絕境。只要沒有山窮水盡，企業家總會想辦法熬過去，這些權力部門和個人也看準了這一點，反正你有產業，你拖家帶口，我勒你的脖子，只要不一下子勒死，你大抵不敢反抗。實在沒辦法了，就慢慢抽出資金，及時逃走，找另外一些尚未開發的地區，還在給優惠的地區發展。如果逃不走，就可能像大同這位仁兄一樣，家破人亡。

　　民營企業家還有第三種命運。他們中的有些人本身就是有背景的，或者在經營過程中，跟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結下了良好的關係。這種狀況，小的有地頭蛇式的企業，完全是草根，但由于在當地起家，跟地方官員和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地位也相當穩固。大的則入籍海外，成為外籍華人或者港澳人士，他們的投資，就成了三資企業，享有特別的優惠不說，還因國家擔心國際聲譽的緣故，受到特別的保護。但是，一旦這些人的靠山倒了，關係變了，也會遭遇麻煩，有時甚至是很大的麻煩。有的即使做得很大，也一樣會被更大的黑惡勢力看上，招致鯨吞，比如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嘉利來大坑事件就是如此。去年，一直跟當地有著良好關係的電動自行車企業，也因國企看上了這個產業，利用關係在制定國家標準之時，加以全面封殺。

　　如果不能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那麼法制的環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民營企業的這三種中國式遭遇，無一不是非法制環境的產物。在人治的條件下，官可以給你超常的優惠，也可以養肥了就殺。即使有靠山也靠不住，因為靠山也不知什麼時候就倒了。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家由于跟官方過于密切的結合，實際上墜入最為人詬病的官商勾結泥淖，惹了一身污穢，自己的名聲還臭了。日後遭受冤屈，即使媒體曝光了，民眾的反響也不會很大。使得權勢者殺肥，更加肆無忌憚。不消說，再這樣下去，中國的民營經濟，注定是死路一條。在整體上司法失效的環境里，民營企業即使還能生存，也相繼變質，走到國計民生的反面。不是投機，熱炒某一行業，然後把這個行業毀掉，就是競相投資那些短平快的高污染行業，以期求得快速的回報，然後早點脫身，移民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