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老家都在河北定興，距北京100多公里。由于家境窘困，人口多，父親二十歲出頭便只身來北京謀生，一猛子扎在京城六十多年。

　　長久以來，定興人在北京落腳的職業大致有三種：搓澡、修腳、搖煤球。都是一些掙扎在底層的苦勞力。父親就是從一家叫做“恆和元”的煤鋪的夥計幹起的，公私合營後改制為國營煤廠。父親一輩子和煤打交道，我小時候記憶最深的，就是父親渾身上下散發的煤味，怎麼洗都去不掉。

　　我曾為父親的職業自卑過，而且這種自卑感對我後來性格的養成產生了巨大影響。父親工作的煤廠就坐落在離家200米遠的胡同里，凡是和同學經過那里，或學校組織看電影等活動列隊必須經過那里，我都低下頭盡可能地繞著走，心下禱念，爸千萬別碰巧在這時出現，遠遠地喊我，叫住我，被同學老師撞見。

　　我當時想，父親不合時宜的出現，定會讓我在老師和同學面前很丟面子，根本不曾顧及父親的面子——他是那樣的把我視作珍寶，並時刻以我為榮。

　　生我那年母親42歲，父親比媽大了將近一輪，那年53歲。我是父親老年得子的產物。後來常聽父親念叨，說關公53歲單刀赴會，而他的驕傲是在這年有了我。

　　從小到大無數次填寫的履歷表中，父親一欄都是：“姓名：XXX；職業：工人；文化程度：文盲”；母親：“姓名：XXX；職業：家庭婦女；文化程度：文盲”……當然，如果這在上一輩人中，原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平民的家境大抵相當。但到了我這一代，同齡的孩子中像我這種出身、家境和受教育環境的，就顯得絕無僅有了。

　　所以我從小就很清楚——在這個紛繁的城市社會中，我無依無靠——我只能算是土生土長在北京城里的最底層！

　　我從小對“老家”的印象特別深。自打我記事起，幾乎每年的春節我都跟著父親回老家過。在北京一大家子六口人總是要團圓的，所以父親每年都是在北京過完大年三十除夕夜，初一一大早坐火車走，初三回來。

　　別看只是個老工人，每年回去，父親都是一身簇新的褲褂，毛呢大衣披著，顯得很有派頭——窮也有窮的講究，父親一生愛面子，文化不高，但心氣兒高，他是典型的老覺著當個省長都屈的人。

　　常聽他說，他年輕時如何如何用自己掙的錢支撐著30多口人的一個大家。那時還不興出外打工，不像現在。父親的出外謀生就顯得意義非凡。回老家把錢一撂，自己一個子兒不留。拆老房的時候，家里人發現房梁上、炕坯里到處是一包一包整整齊齊包著的銅制錢兒，很納悶——父親當年怎麼會存下這麼多錢呢？

　　父親是一家人的主心骨，無論在老家，還是在北京的我們這個小家。他有殺伐決斷的魄力，在一家人中極有威嚴。有父親在，什麼難處好像都能迎刃而解。由于他說話句句在理，辦事一碗水端得平，所以大家對他的行為處事都心服口服。連老家我的兩位大伯也懼怕父親三分。這些我是知道的。

　　任誰也無法想象，今天的父親與那時——往近了說，也就四五年的光景——簡直判若兩人，如今的父親變得六親不認，渾不講理，甚至在兒女眼里都活得這麼沒有尊嚴！

　　奶奶在老家死的時候，父親只身漂泊在北京。之前誰也沒敢捎信給他，不知道怎麼告訴他，怕他受不了。等父親回到老家，奶奶的屍首已經停在門板上了。父親急得眼睛往外凸鼓著，直奔靈前，拿腦袋砰砰撞牆，七尺昂藏的漢子，俯在靈前失聲大哭。周圍人在一邊站著，大氣都不敢出，更不敢上前勸他……父親對奶奶的孝敬所有人有目共睹，相信他沒理由不為此悲痛欲絕。

　　在北京待了60多年，連他的兒女們都快成“老北京”了，可老兩口依然鄉音未改，還是一口純正的定興口音。我們印象里，父親好像從沒把北京的家真正當成過自己的家，他操心的永遠是老家蓋房、修家廟、遷墳的事，他在這里沒日沒夜地拼命幹，有一少半為了兒女，更多的是為了老家，為了將來有一天能回“老家”。

　　老家是他成為落葉以後，注定要歸的根。

　　我和妻子、姐姐們平均隔兩周回去看父親一次，遇到單位加班或特別緊急的事，最多不超過三周。父親在等待的日子里焦躁得心急火燎，幾天前就等著盼著，罵得昏天黑地。

　　堂兄說：“有好幾次，他一個人深更半夜就跑出去了，摸著黑走出院門口，我們得趕緊追他回來。他擰著，站在門口說什麼也不進屋，偏說你們來了，來接他了……”

　　問他：“哪兒呢？——這才半夜兩點……”

　　父親指指村口的方向，一口咬定：“那不是嗎？開車接我來了！”

　　父親手指的地方一片黑夜的空茫。思維混亂的父親，只有想念是真實的。

　　剛回去時父親的狀態確實好些。腿腳看上去比住樓房的時候利落很多，能自己推著輪椅車走老遠的路，知道按點回家吃飯（作息生物鐘比表還準時），大小便也基本能自理，身體倒是頗顯健康。幾個月不到，父親的臉色黑了，經常出去坐在太陽底下曬的。我們開玩笑說他：“這才像個農村老頭了，養尊處優的日子過不上了，終于又恢復了農民本色。”

　　父親的每一點變化，做兒女的都看在眼里。他健康，我們就快樂；他鬱悶，我們就失落，就惶惶不安。他的變化是兒女情緒振奮或消沉的指針、晴雨表。從前是，現在更是。

　　然而好景不長。很快麻煩就來了。

　　先是不吃飯。做好飯叫他回去吃他也不回，說不餓，接茬兒自怨自罵。稍不如意動輒就掀桌子，嫌做飯晚了，菜里沒肉了，更怕別人在他的飯菜里下毒。要不是我們事前知道他疑神疑鬼的毛病，早就給老家的兄嫂打過“預防針”，誰也不能不多心。父親對生命的不安全感可謂是由來已久了。先後幾個保姆都被父親懷疑過給他下毒，要謀害他。當時保姆委屈，我更是氣恨交加，對父親說——

　　“人家毒死你一個老頭子幹嗎？圖什麼呀？人家年紀輕輕的為你坐牢，值嗎？！你怎麼心眼這麼歪呢！”“——放心吧，她就是想謀財害命，也輪不到你頭上呢。”當時只試圖跟糊里糊涂的老爺子曉之以理，並不知道他那其實是“老年癡呆症”的典型症狀（被害感）。

　　在這里，我要對所有家有類似父親這樣的“老糊涂”的子女們進一言——當你們發現他們行為舉止出現“糊涂”得不可理喻的時候，暫且不必跟他們針鋒相對吧！當務之急是從病理的角度提高警惕：他們很可能是因病所致，一定及早替老人就醫診治——不要等到病情發展到不可控制了，來不及了，像我父親一樣。真的，後悔也晚了。

　　在老家，父親的幻想症更嚴重了。我和姐姐去看他的時候，中午，他坐在院子里的輪椅上，死活不進屋。堂嫂把飯碗端到他手上讓他吃，父親啪地把碗扣在地上，摔得飯菜七零八落……他小聲而神秘地向我解釋——不是他要摔，是這飯里原本有毒，是老天爺提醒了他，救了他一命！

　　這以後，每餐飯對于父親來說，都成為一次生死考驗。八步穿腸散？劇毒。不能吃。不能死！反過來罵哥嫂他們“好狠的心！”我和姐姐從旁一個勁兒偷偷使眼色給父親，示意他別胡說了，怕堂哥堂嫂聽見後起疑心。父親反而故意提高嗓門，好像特意讓別人聽到。父親的渾不講理，使正常人的人際關係也趨于脆弱和緊張。他時刻警戒周圍人的動靜，生怕一時的疏忽大意丟了性命。

　　知道什麼是“罵街”嗎？父親就是典型。天熱的時候，天不亮，父親就推著輪椅坐在正對院門的街口罵，中午到點回家吃飯，下午又出去，接茬兒罵。沒聽眾，沒理由，更沒邏輯。

　　以前在村里，總有從小在一起長大的父親的“發小兒”，老哥們兒，多年不見，願意跟他一塊坐著聊天，而且父親往哪兒一坐，永遠是大家的中心。這次回來，父親卻變成了村里一個不受歡迎的“瘋老頭”。沒人願意搭理他了，他把所有人都罵跑了。他說的話不著邊際，匪夷所思，漸漸也就失去了基本的聽眾。

　　有一次，他竟蹣跚著走出老遠，站在A家的門前，上門叫陣，非要人家的孫女叫A出來（A曾是父親小時候的哥們兒）。那家人說，A早死了，死好幾年了。父親不信，認準了人家蒙騙他，惡狠狠地堵在人家門口罵了一下午，罵得可難聽了——弄得人家一家大小不敢出門，不知拿他怎麼辦才好。最後打電話到堂兄家，才勉強把父親接回來。事後堂哥堂嫂一個勁兒向對方賠不是。

　　一直到現在，人家想起這事還覺得心里犯堵——招誰惹誰了這是？！

　　下雨天，父親嫌屋里憋悶，寧可站在院子里被雨淋得精濕。勸也不行。就站著，仰著頭向老天爺發號施令——“還下？住了！……老他媽下！！！”連老天爺他也不放過，一起罵。

　　堂嫂提議，他再這樣鬧下去，只能把院門上鎖了。鎖上院門，父親出不去，對自己家人罵就罵了，愛怎麼罵怎麼罵，誰也不會真往心里去，不搭理他就是了。只要別跑到街上再生事端。

　　這讓我想起了在報上看到一則配圖的報道，說在安徽某地農村，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在村里成了人見人怕的“瘋老頭”，四處追人，打人，傷人，誰都控制不住他。最後他的兒子只能用鐵鎖鏈制成的腳鐐，把父親的雙腳鎖在自家院子的柱子上。觸目驚心的照片下面，標題赫然：《給父親“上刑”，原來是“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