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說，導致老年癡呆發生的原因有多種，像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都可能最終誘發老年癡呆症。父親以前的身體很棒，並沒有這些老年常見病。醫生又說：“當然了，這里面的情況很復雜。並不能一概而論。”

　　對于父母病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惡化的，做子女的永遠比醫生更清楚。父親精神變態開始初顯端倪，我認為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那次拆遷。

　　父親住了六十年的房子說拆就拆了，就像拆了父親的心。

　　2001年4月，我們住在西四的院子里貼出一紙拆遷令，限令4月11日之前43號院整體搬完。早就聽說這一片將要搬遷，只是沒想到這次來得這麼堅決，時間這麼緊促。一時間大夥都沒準備。

　　以北京的危舊房改造速度，我們居住的這片市中心的胡同平房，要拆除是遲早的事。但這次拆除的范圍僅限我們這一個院，說是被國土資源部徵用為停車場。那幾天，小院里一下子沸騰了起來。左右鄰居體現出空前的團結精神，互相打探口風，開會共同出謀劃策，與拆遷辦聯合“鬥爭”——其實無外乎想為自己多掙得一些實惠。這種沒有硝煙的“鬥爭”實在怨不著我們，平民百姓的日子過得都不容易，況且將來要買房，對一般家庭來說是一大筆支出，那點拆遷補償費根本不夠。

　　“鬥爭”的具體方式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痛說革命家史”，通過軟磨硬泡向拆遷辦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諸如人口多，有老人，孩子的上學問題，自建房該不該算面積，等等；二是採取“拖延”戰術，就是不動聲色，你不動我也不動，認準了拖得越久所得實惠肯定越多。

　　拆遷辦對我們自鳴得意的伎倆毫不畏懼，輕而易舉就各個擊破了每家每戶的“軟肋”。有些家扛不住了，打算見好就收，提前在協議書上簽了字。軍心隨之開始動搖。我們家是在最後期限的前一天開始搬家的，我以為還會有人繼續戰鬥在烽火前沿第一線，與拆遷辦“死磕”到底呢，不曾想，當我後來到拆遷辦領取那30萬元的補償款時，聽到的卻是——“全院都已經簽字了。”

　　不是相約一起抱團“鬥爭”到底嗎？這麼快就全都妥協了？！

　　拆遷從根本上改變了每一個底層市民的生存困境，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不是因為拆遷，能住上設施齊全的嶄新的現代化大居室，對一般老百姓來說真的是很遙遠。但對于父親這樣的老年人來說，說拆遷是抽筋斷骨之痛，其實並不為過。

　　自從得到要搬走的確切消息以後，父親便整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這座43號小院，伴隨了父親四十多年（之前我家住在與這兒相隔不遠的同一條胡同的另一院子），他曾為巴掌大的一塊地方與街坊紅過臉，他到處揀來的破舊桌椅木料堆滿了一座油氈搭蓋的小棚（也許計劃著今後蓋房用得著）……他怎麼舍得搬走？

　　父親每天都要跨出小院的門，走出胡同，到街上遛彎。從胡同到大街的距離不過三四百米，他要走上半個小時。那時候不是因為腿腳慢，而是一路上不停地有老街坊、老哥們兒攔住他聊上幾句，大到國際國內新聞政事，小到退休養老金的最新變化和煤、水、電價的上漲……父親的大多數信息來源都與這三四百米的路程有關。誰誰一天不來，老哥們兒們就會猜測——

　　“老張怎麼沒來？”

　　“你還沒聽說呢？——住院了！”

　　“呦！什麼病啊？昨兒還見著來呢……”

　　……

　　為了證實自己的健康硬朗，父親每天必會準時出現在大家面前，風雨無阻。這已成為他們互報平安的一種特殊的約定方式，一種簡單而充實的生活樂趣。

　　如今，父親即將與這種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徹底告別。

　　山牆的一側已經成為工地，轟鳴的開掘機晝夜不停地運轉。聲音刺耳，更鬧心。父親在屋里，一刻也不安寧。

　　出去，進來，又出去……

　　那時候的父親就像一頭憋瘋了的困獸，隨時準備撲咬一切擾亂他平靜生活的人。

　　臨近動遷的最後幾天，父親一整天一整天坐在院門對面的廣場上，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家的房子和山牆旁邊的工地。他大概正盤算著，還有幾天我們的家也會像這樣被夷為平地，43號小院將永遠不復存在。他就這麼死死盯著，腦門冒火，心里運氣，誰叫也不回。我們看出了父親的反常，覺得他精神不對，目光發狠，當時卻並不十分在意。

　　我們計劃著把年邁的父母暫時安置在農村老家，等這邊買了新房，再接二老回來。

　　搬家那天，父親寸步不離他的老屋子，強令搬家公司把所有家什一樣不落地搬到車上，他要帶回老家。一只破椅子、火鉤子他都不許留下。我們阻止他，他就大聲怒喝我們——

　　“混蛋！這都是我置的，都得帶走！”

　　胡同里住了一輩子的老哥們特意趕來跟他告別。依依不舍。

　　父親從車窗里伸出手來，攥緊對方的手，不禁老淚橫流。

　　老哥兒倆一定都在想，這輩子，也許再也見不著了。

　　整整一輛大卡車的破舊家什，一路顛簸著運到河北老家，運費1000多元。

　　我問父親：“這麼老遠，花這麼多錢運一堆破爛回去，值嗎？”

　　父親狠狠地：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