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後上海解放。六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趙家璧他們去北平，出席首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各地來的許多熟人和分別多年的老友，還有更多的為國家和人民的前途獻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藝戰士。我很感動，也很興奮。

　　但是從文沒有露面，他不是大會的代表。我們幾個人到他的家去，見到了他和兆和，他們早已不住在達子營了，不過我現在也說不出他們是不是住在東堂子胡同，因為一晃就是四十年，我的記憶模糊了。這幾十年中間我沒有看見他住過寬敞的房屋，最後他得到一個舒適的住處，卻已經疾病纏身，只能讓人攙扶著在屋里走走。我至今未見到他這個新居，一九八五年五月後我就未去過北京，不是我不想去，我越來越舉步艱難了。

　　首屆文代會期間我們幾個人去從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緒，他臉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們打聽文藝界朋友的近況，他關心每一個熟人。然而文藝界似乎忘記了他，讓他在華北革大學習，不給他出席文代會，以後還把他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做講解員，據說鄭振鐸到那里參觀一個什麼展覽，見過他，但這是以後的事了。這年九月我第二次來北平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又成為首都，這次我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我幾次看望從文，交談的機會較多，我才了解一些真實情況。北平解放前後當地報紙上刊載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有的還是在香港報上發表過的，十分尖銳。他在圍城里，已經感到很孤寂，對形勢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兩個文藝界熟人見見他，同他談談。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倣佛就要掉進水里，多麼需要人來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他只好到華北革大去了，反正知識分子應當進行思想改造。

　　不用說，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不僅在今天，在當時我就有這樣的看法，可是我並沒有站出來替他講過話，我不敢，我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寶劍。從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聲不響、認真地幹他的工作。

　　政協會議以後，第二年我去北京開會，休會的日子我去看望過從文，他似乎很平靜，仍舊關心地問到一些熟人的近況。我每次赴京，總要去看看他。他已經安定下來了。對瓷器、對民間工藝、對古代服裝他都有興趣，談起來頭頭是道。我暗中想，我外表忙忙碌碌，有說有笑，心里卻十分緊張，為什麼不能坐下來，埋頭譯書，默默地工作幾年，也許可以做出一點成績。然而我辦不到，即使由我自己做主，我也不願放下筆，還想換一支新的來歌頌新社會。我下決心深入生活，卻始終深不下去，我參加各種活動，也始終浮在面上，經過北京我沒有忘記去看他，總是在晚上去，兩三間小屋，書架上放滿了線裝書，他正在工作，帶著笑容歡迎我，問我一家人的近況，問一些熟人的近況。兆和也在，她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偶爾談幾句雜志的事。有時還有他一個小女兒（侄女），他們很喜歡她，兩個兒子不同他們住在一起。

　　我大約每年去一次，坐一個多小時，談話他談得多一些，我也講我的事，但總是他問我答。我覺得他心里更加踏實了。我講話好像只是在替自己辯護。我明白我四處奔跑，卻什麼都抓不住。心里空虛得很。我總疑心他在問我：你這樣跑來跑去，有什麼用處？不過我不會老實地對他講出來。他的情況逐漸好轉，他參加了人民政協，在報刊上發表詩文。

　　“文革”前我最後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動身去越南採訪。是在晚上，天氣熱，房里沒有燈光，磚地上鋪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從文說：“三姐生病，我們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了一會，不知怎樣我們兩個人講話都沒有勁頭，不多久我就告辭走了。當時我絕沒想到不出一年就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頭上那把利劍，正在緩緩地往下墜。“四人幫”後來批判的“四條漢子”已經揭露出三個，我在這年元旦聽過周揚一次談話，我明白人人自危，他已經在保護自己了。

　　旅館離這里不遠，我慢慢地走回去，我想起過去我們的辯論，想起他勸我不要浪費時間，而我卻什麼也搞不出來。十幾年過去了，我不過給添了一些罪名。我的腳步很沉重，倣佛前面張開三個大網，我不知道會不會投進網里，但無論如何一個可怕的、摧毀一切的、大的運動就要來了。我怎能夠躲開它？

　　回到旅館我感到精疲力竭，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機場，飛向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