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我進行了三個多月的採訪，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每周開會討論一次，人人表態，看得出來，有人慢慢地在收網，“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場了。我有種種的罪名，不但我緊張，朋友們也替我緊張，後來我找到機會在會上作了檢查，自以為卸掉了包袱。六月初到北京開會（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機場接我的同志小心囑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面認為自己已經過關，感到輕松，另一方面因為運動打擊面廣，又感到恐怖。我在這種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個多月，我的確“沒出去找任何熟人”，無論是從文、健吾或者冰心。但是會議結束，我回到機關參加學習，才知道自己仍在網里，真是在劫難逃了。進了牛棚，倣佛落入深淵，別人都把我看做罪人，我自己也認為有罪，表現得十分恭順。絕沒有想到這個所謂“觸及靈魂的革命”會持續十年。在靈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長夜里，我偶爾也想到幾個老朋友，希望從友情那里得到一點安慰。可是關于他們，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想到了從文，他的溫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對他講過的那句話——“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鐵槌在我的頭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還有臉去見他？這種想法在當時也是很古怪的，一會兒就過去了。過些日于它又在我腦子里閃亮一下，然後又熄滅了。我一直沒有從文的消息，也不見人來外調他的事情。

　　六年過去了，我在奉賢縣文化係統“五七幹校”里學習和勞動，在那里勞動的有好幾個單位的幹部，許多人我都不認識。有一次我給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後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協分會舊址學習，我剛剛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位年輕姑娘走進來，問我是不是某人，她是從文家的親戚，從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處。她是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我在幹校見過。從文一家平安，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處，她就走了。回到幹校，過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見她，她說從文把我的地址遺失了，要我寫一個交給她轉去。我不敢背著工宣隊“進行串連”，我怕得很。考慮了好幾天，我才把寫好的地址交給她。經過幾年的改造，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遵守的信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並不希望從文來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來，我回家休假，蕭珊已經病倒，得到北京寄來的長信，她拿著五張信紙反復地看，含著眼淚地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對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這樣開始的：“多年來家中搬動太大，把你們家的地址遺失了，問別人忌諱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們住處。大致家中變化還不太多。”

　　五頁信紙上寫了不少朋友的近狀，最後說：“熟人統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們生活種種，我們都十分想知道。”

　　他還是像三十年代那樣關心我。可是我沒有寄去片紙只字的回答。蕭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兩個月便離開人世。我還是審查對象，沒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蕭珊病逝。

　　我為什麼如此缺乏勇氣？回想起來今天還感到慚愧。盡管我不敢表示自己並未忘記故友，從文卻一直惦記著我。他委托一位親戚來看望，了解我的情況。一九七四年他來上海，一個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兒進醫院待產，兒子在安徽農村插隊落戶，家中冷冷清清，我們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沒有拘束，談得很暢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結論”已經下來：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