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武術隊教練雖然對我刮目相看，並口頭上邀請我到北京隨國家隊受訓，但內地制度復雜，尤其涉及國家資助的體育團隊，審批更為嚴格，必先經上級領導批文才能成事。　

　　回國後，我暫住在廣州舅父的家約兩個多月，苦候北京體委的回復，媽媽則一邊努力為我說情，發動軟功向北京隊的教練們遊說：“一個十六歲少年，山長水遠只身由美國返到大陸，難道要他失望，空手而回？”最終成功獲北京方面破例取錄，並將我歸入隊中業余體校的一分子。　

　　那時候祖國還未實施改革開放，一個十六歲美籍少年不諳國語，加上從小接受西方教育，有如“人在異鄉”，文化上必然有很大差異，幾經努力才能適應下來。　

　　雖然破例入隊，但業余運動員身份的我，卻不能在學校留宿，為了節省開支，惟有在較偏遠的地方落腳。每天天未亮清晨五點起床，然後轉乘三次公交車，熬一個半小時車程才回到學校受訓。上完早課，是隊友們的午飯和午睡時間，而我則必須乘車返回賓館，待吃過晚飯之後，又再返回學校上晚課。　

　　每天來來回回耗在四趟車程上，就已經大半天時間。冬天穿上厚棉襖、口戴防風沙面罩，日日風塵仆仆，最狼狽莫過于要與大夥兒爭上公交車，講禮貌、講禮讓永遠撲個空，後來我也學懂了一招“當仁不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又拉又扯”才能擠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