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忽百年：王國維先生與我

　　王國維先生是我的父親。1913年的冬天，我在日本西京（京都）出生。雖然前後兩位母親莫氏與潘氏，已育有四個男孩，也育有過四個女孩，但四位女兒都夭折了。我算是長女，因此，我最得父親的寵愛。他說我是米里撿出來的一粒谷，很是難得。

　　父親為我取名字，也是煞費苦心，以前女孩兒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我家的女孩，不好養育，因此把我也排在男生的“明”字輩，取名“東明”。父親工作之暇，常愛抱著我哼哼唱唱，隨口就叫我“小姑娘”，全家跟著叫，“小姑娘”就成了我的小名。

　　七歲時，母親要生六弟登明，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寄養。外婆家祖居浙江海寧城內，房子很大，我一去就不想回上海的家了。

　　外公是前清的秀才，那時他在住家的大廳設私塾。學生都是鄰居家的孩子，我是唯一的女生。那些男生都很野。雖然入學時外公向大家介紹我，說叫“王東明”，可是他們聽到家人叫我“小姑娘”，也跟著叫，有時還拍著手，扯著嗓子唱。我實在生氣了，就向“外公老師”告狀。我本想外公一定會重重地打他們的手心，誰知道他把戒尺在空中揚了一下，訓了幾句就算了。表弟表妹們比我小了不少，也跟著叫我的小名，我會狠狠地對他們說：“我是你們的表姊，叫我表姊！”

　　小名困擾了我的童年，一直到十三歲，母親把我從老家接回北京時，家中幫傭都改口叫我大小姐，只有父親母親仍叫我的小名。父親于民國十六年（1927年）逝世。次年夏天，母親偕全家返鄉，住到外婆家。

　　十六歲，我上小學五年級，“王東明”才正式成為我的學名。自幼到老，人們對我的稱呼，實在很多。我最喜歡的是初入南京中央大學時，英語老師郭秉龢教授向同學介紹我的方式，他說我是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的長女公子。因為開學時，郭教授出了一個作文題，好像是有關家庭的，我雖然沒有寫父親的名字，但在內容上他看出了我的身世。父親的光環，初次在大眾面前照亮了我。

　　抗戰開始，全家都住到上海租界避難，叔叔王國華先生在浙江教育界頗有地位，很多省立中學的老師，都是他的學生。當時困居孤島，家長（老師）失業，子弟失學，因此由叔叔號召成立了私立浙光中學。我也跟著在學校服務，校舍簡陋，設備談不上，但教師卻都是浙江有名的精英名師。

　　江浙地區稱教書的人為“先生”，男女無區別。我雖不執教鞭，在校的人也稱我王先生。

　　珍珠港事件（當地時間1941年12月7日）發生不久，上海租界被日本人佔領，四哥服務的海關，也遭日本人接收。茍安已不可得，家人紛紛潛往後方。我和四哥紀明、嫂子、侄兒，歷經艱辛，在西安定居下來。四哥向西安海關報到，我則由友人介紹到中國銀行與雍興公司合辦的子弟學校教書。

　　抗戰勝利，四哥隨復員的隊伍回到上海，待命接收淪陷區的海關。不久，他與西安稅務司張申福等攜眷去往臺灣，接收高雄海關，接著母親和松明妹也相繼抵臺。

　　我留西安一年，學校同事都人心惶惶，我決定先到南京二哥高明家暫住。正好接到松明妹來信，得知高雄海關要塞及港務局要合辦子弟學校，缺少人手，我就決定去臺了。

　　兩年後，由好友符琴、鈕庭方伉儷介紹，認識了江蘇鹽城的陳秉炎先生。經過短暫的交往，母親和叔叔兄嫂等都認為適合，我們就在1950年10月10日結婚了。

　　秉炎是學財經的，又有會計師身份，對官場不太熱衷。于是他借機辭去公職，挂牌開業，我就成了他的助理。

　　臺北市與中和鄉僅一水之隔。當時中和鄉是臺北市的疏散區，大陸去臺的各界人士，紛紛到中和定居。秉炎由舊友相邀，也遷去中和，和那些住在附近的人們守望相助，倒也能安居樂業。外來人口不斷增多，一個鄉公所辦理不了那麼多業務，只有劃分行政區，才能應付鄉民的需要。我們住的地方被劃為永和鎮，靠南面的仍稱中和鄉。

　　行政區域劃定後，我們永和鎮的新鎮民發起籌組永和鎮消費合作社，秉炎當選理事主席，設立門市部和碾米廠，草創伊始，實非易事。

　　那時正逢八七水災（1959年8月7日至8月9日，發生于臺灣中南部的嚴重水患），市面上食米缺貨，糧食局一度委托合作社辦理戶口食米配售業務，時間雖短，卻也符合當時的需要。

　　稍早，“行政院”公教人員實物配給委員會已委托我們代辦業務，對外配送業務由理事主席應對，內部業務一切由我擔任經理，負責總管。

　　他鄉遇故知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一次，在臺北衡陽街上遇到一位老太太。她忽然走過來對我說：“你不是小姑娘嗎？ ”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二三十年未見面的表姨媽，彼此尚能認識，真是奇事。多少年沒有人叫的小名，居然在臺北的街上聽到，親切溫馨的感覺，差一點讓我流下淚來。

　　退休後，我迷上了京劇，本來只是愛聽而已，現在居然有開口唱的機會，自然不能放過。可是八十三歲的高齡，還能唱嗎？總得嘗試一下，于是我加入了臺北老人福利協進會的國劇社（京劇）。

　　說起學戲，我只學唱腔，就像唱歌一樣，正好老人會國劇社的琴師賀肇黔先生能抽空為我說戲。我向賀老師說明學習的目標：只要我喜歡的，一兩句也要學，至于其他演唱的基本功夫都不必教了。

　　開始學的是梅派的《鳳還巢》，腔調板眼都練得差不多了，一上胡琴，腔調走了，板眼亂了，真是“事非經過不知難”。慢慢地學了幾段青衣，在票房唱的時候，總覺得聲音低沉，比其他票友要低兩三個音節。雖不好聽，但唱得還算規矩。

　　到現在，高音唱不上去，青衣又難唱，賀老師便教了我幾段老旦戲，如《釣金魚》《打龍袍》《徐母罵曹》等，最後索性連老生小生，也學了幾段。

　　在票房混了十七八年，可以說是一事無成。但對我的老年生活，得益很多，擴大了我的生活空間，也交了不少朋友，每天都過得很充實。

　　垂暮之年，認識了喜愛京劇又愛閱讀、寫作的忘年之交——李秋月女士。她願執筆為我記述平凡的一生，真是喜出望外，只是我年邁記憶力衰退，思考欠缺條理，李女士下筆困難必多，特此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