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上海住了十年，主要是幫忙編書、做研究、寫書。

　　據蔣君章先生的回憶，上海哈同花園的正式名稱是“愛儷園”，園內設有“倉聖明智大學”。

　　蔣先生說，開學儀式時，王國維先生排列第三，校長在最前面，其次是教務長和王國維先生等重要教習。他在小學讀書時，即已久仰王國維先生的大名。

　　他說，王先生是短短的身體，嘴唇上蓄著八字胡須，瓜皮小帽，綴有紅帽結，後面拖著一根長辮子。這是他的特別標記。

　　在上海的這幾年，生活雖然艱難，父親著作卻頗多，漸受國內外學者的注意。外國學者與父親也常相往來。

　　1918年，父親拒絕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不願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倉聖明智大學擔任經學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有意延攬父親，也遭到婉辭。

　　1919年4月，羅振玉自日本返國，父親與伯希和（歐美公認的中國學領袖、探險家，也是敦煌盜寶的始作俑者）、羅振玉等在上海會見，論學為樂。日本人狩野直喜將他從倫敦大英博物館錄得的敦煌殘卷數篇，提供給父親，父親因此得以發表許多有關敦煌殘卷的文章。當年10月，父親開始為烏程蔣汝藻編撰《藏書志》，其後又為《浙江通志》撰寫文章，生活相當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學再度托請馬衡代邀父親前往擔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親再度拒絕。或許當時父親仍為蔣汝藻編寫《藏書志》吧。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親才答應擔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通訊導師，不必前往北京任職，可以在上海繼續編書寫作。

　　父親為蔣汝藻編《藏書志》的工作，到1923年結束，倉聖明智大學也在這一年解散，父親遂返回家鄉，作短暫的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