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清華園，在往昔平靜的學術氛圍中，增添了忙碌和緊張。1927年6月1日（陰歷五月初二），離端午節還有三天，誰也想不起過節，忙的是清華園學院畢業生的畢業。

　　學生們忙著向老師告別，請老師題字。父親也為學生題扇。中午，舉行導師與畢業生的敘別會，席僅四桌，席間父親那桌寂然無聲，因他慣常寡言笑，大家也習慣了。後來有位山西籍的學生聽傳聞北伐軍將至，怕時局會亂，敦請父親去他家鄉長治。父親答道：“沒有書，怎麼辦？”接著梁啟超起立致詞，表揚學生成績優秀，對清華研究院滿懷希望，“繼續努力，清華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父親點頭讚同。

　　下午，同學分別到各老師家話別。有幾位學生到家拜見，父親不在家，經電話詢問，知他在陳寅恪先生家。父親得知有學生來家，當即趕回會見學生，懇切論學。

　　晚飯時，學生方告辭，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歷史學家、古文學家、經學家）等拜訪父親。他曾為文回憶當晚的情形：“是晚，某與同學謝國楨，謁先生于西院十八號私第，問陰陽五行說之起源，並論日人某研究幹支得失。言下涉及時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亂移居之思焉！”父親還告訴他們：“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

　　謝國楨（河南安陽人，著名明清史學家、版本、目錄學家）記述這次會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禎嘗侍側，談笑和怡，誨以讀書當求專精。既而曰：‘時事如斯，余全無可惜。惟余除治學外，卻無從過活耳。’蓋先生之死志，著之久矣。”父親送走兩位學生後，回屋繼續評閱學生試卷。回憶中，父親當夜熟眠如故，並無異樣。

　　1927年6月2日（陰歷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親早起盥洗完畢，即至飯廳早餐。那時我們兄弟姊妹雖沒有上學，但必須與父母親同進早餐，不能睡懶覺。

　　父親餐後必至書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麼，如有東西需帶至公事房，總是叫老用人馮友跟隨送去。這一天，他是獨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後，又與同事商議下學期招生事，並囑辦事員到家里將學生成績稿本取來。昨夜他為謝國楨紙扇題字，偶稱謝國楨為“兄”，此時又慎重將“兄”字改為“弟”字。

　　一切料理妥當之後，他向研究院辦公處秘書侯厚培借兩元錢。侯厚培身邊無零錢，就借給他一張五元的紙幣。當時教授習慣身邊並不帶錢，侯也不以為意。兩人談話甚久，父親走出辦公室，就去清華南院校門外兩旁守候的人力車中，雇車赴頤和園。進園前，命車夫等候，並付洋五毫。

　　父親十點多鐘走入頤和園，漫步過長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魚藻軒，吸紙煙。大約十一時左右，從魚藻軒石階上躍身入水。有清潔工聞聲即來救助，撈起後，已氣絕。時投水最多兩分鐘，看來父親死志已決，用頭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為那里水淺，死前背上衣服還未濕。

　　大約下午三時左右，頤和園中的工作人員問門口車夫，何故在此久候。車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員告知有人投湖自盡，敘述投水者衣著、相貌，一一符合。該車夫即奔回清華報信。

　　其時，三哥貞明剛從上海轉到燕京大學準備就讀，母親久等父親不歸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飯，到清華找父親。在校門口問車夫，才知父親早上搭35號車往頤和園，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號車回校，車上坐著一名巡警。三哥認識這位車夫，待巡警問明三哥身份之後，一起折回頤和園，接著又到警察局備案。這是6月2日下午四時左右。

　　到了下午七時許，清華學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曉此事。晚上九時，教職員、研究院學生二十余人，乘兩輛汽車至頤和園。園門已關，守兵不許進入，經再三交涉，始準校長曹元祥、教務長梅貽琦及守衛處烏處長入視。

　　6月3日晨，母親帶著我們及教職員、學生等入園探視。時父親遺體仍置于魚藻軒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蘆席，家人及學生莫不痛哭失聲。

　　下午四時檢察官始至驗屍，此時在父親口袋中，搜出遺囑一封，並現洋四元四角。驗屍畢，即由校中員生及家族護屍至頤和園西北角園門處之三間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殮。棺木運來甚遲，直到九時，才正式運柩至清華園南邊之剛秉廟（太監們敬仰的鼻祖神仙，類似關帝里的關公）停放。

　　校中員生來者均執燈步行送殯。麻衣執拂，入寺設祭。眾人行禮畢，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時矣。是日送殯者有清華教授梅貽琦、吳宓、陳寅恪、梁漱溟、陳達；北京大學馬衡教授、燕京大學容庚教授，研究院學生均前往送靈。

　　父親死後，法醫在父親口袋中找到遺書一封，紙已濕透，然字跡清晰，封面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因為當時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寫了三哥的名字。遺書內中雲：

　　王國維遺書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瑂葬于清華墓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能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