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先父王國維之死，已斷斷續續地議論了半個多世紀，究竟孰是孰非，一時尚難下斷語。最近因羅振玉先生的長孫羅繼祖所編《永豐鄉人行年錄》（即羅振玉年譜）問世，以及先父在大哥逝世後為大哥海關恤金事給羅的三封信，由羅繼祖發表，流傳海外，學者又開始留意對王、羅失歡原因的追究。

　　看了1984年9月30日臺灣《中國時報》副刊上楊君實先生的《王國維自沉之謎後記》後，覺得他的觀點與論點，值得商榷。

　　所謂“百思不解”的謎底，楊氏摘錄的《永豐鄉人行年錄》中的一段，說是已原原本本地道出來了。其要點為：潛明、高明、貞明為靜安元配莫出，潘為繼母。長媳與繼姑不睦。家政皆潘主之。潘處善後或有失當。孝純訴之于父，父遷怒靜安聽信婦言，而靜安又隱忍不自剖白，遽攜女大歸。羅令女拒收海關恤金。以上各點，隱示王、羅的失歡皆歸咎于繼姑潘氏。楊文末所引先父與羅氏的信，乃民國六年（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後所寫，未加指明，頗覺突如其來。

　　楊先生認為羅繼祖原原本本說出來的為長媳與繼姑不睦為主因，治喪或失當為導火線。而事實上是否如此呢？在此必須一辨。

　　大嫂在民國七年（1918年）十七歲時，就嫁過來了（楊文誤作辛亥東渡時）。至十五年（1926年）大哥病故，僅有七年多，小部分時間與翁姑同住，其他時間，有住在天津娘家的（當時大哥調職天津海關），亦有小家庭獨住的（大哥調回上海海關以後）。姑媳相聚之時確是不長。

　　在大家庭中，姑媳意見偶有相左，亦是常事，何致像火藥庫一般，一引導火線即爆發呢？在羅舉家徙居東北以前，婆媳之間時有書信往返。猶記民國十八、十九年（1929、1930年）間，大嫂曾由津赴滬，並返回海寧探視先母。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冬，托人帶信給母親，欲隨母親同住。

　　如果與繼姑心存芥蒂，平日又何必書信存問，又何必繞道省視？母親為人繼姑者，並非長媳一人，對二三兩媳亦屬繼姑身份。可是她們相聚很久，婆媳之間都很融洽，情如母女。

　　說到治喪事件，當初共同辦理喪事的，尚有二哥高明，時年二十五，三哥貞明，時年二十二，及老用人馮友。早已成年的二哥、三哥都是大哥的同母弟，當無偏頗情事。先父平日除研究學問外，很少管日常事務，現遭喪子之痛，心情惡劣是可想而知的。枝節小事，家人不敢再去煩他神，治喪事宜由母親代勞是可信的。

　　至于羅繼祖文中說“潘處善後或有失當”，乃屬臆測之詞，究竟什麼地方什麼事失當？未能指明，而用“或”字約言之。我無意說他而為乃姑及乃祖辯護，但臆測之詞，是不足證明過去事實真相的，而徒使無辜者遭受不白之冤。

　　我在《先父王公國維自沉前後》一文中，盡可能避免用類似口吻，來假定大嫂方面的因素。一則不願有損大嫂清譽，她曾是大哥的愛侶，大哥早死，連子女都沒有留下，命運的坎坷，已經夠可憐了，何忍再加以議論！再則恐有為先母辯白之嫌，不知者或譏為“女為母隱”。因此用百思不解一詞，一筆帶過。

　　這次事件的發生，毋寧說是偶發事件較為合理，因事先並無失和跡象。其時父親喪子，大嫂喪夫，都是在哀痛過度的時候，而羅氏為愛女遭遇不幸，舐犢情深，心中自亦不好受。

　　當此情景，每人情緒都很激動，任何小問題，若稍有歧見，大家都無好言語，小誤會成了大爭執，以致不可收拾，羅氏一怒攜女大歸。其實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大哥過世時，大嫂才二十四歲，可以說心智尚未十分成熟，在頓失依靠的時候，既無兒女可守，那麼最可信賴的，當然是父母。像大嫂這樣遭逢不幸者，多數人都會選擇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至于大嫂當初是否本有歸寧之意，或因誤會而臨時動意隨父而去，則不敢妄下斷語。

　　東明當時年幼，不敢過問大人們的事，其間隱情，實難了解。不過就常理言，大哥亦由先母帶大，大嫂又是羅氏的掌上明珠，以兩家關係之深，情誼之厚，先父母絕對不會不尊重大嫂的意見。只是個人的感受不同，新寡的大嫂，心理上總是飽受委屈的，乃向她父親訴起苦來，羅氏聽後便心中不平了。所謂大歸，只是羅家的說法，我們王家並無此說，兄弟姊妹仍視孝純為我們的大嫂，是家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