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摸著石頭過河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走向解體衰落、紛紛賣掉家當的時候，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正在實施改革開放，在所有經濟領域探索前行，許多市場主體，不論是國營、集體還是民營經濟，都在迅速崛起。

　　1992年，中國三家國字號證券公司揚帆起航，開始“試水”初具規模的中國證券市場，但自此前行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

　　後來，在中國證券市場設立二十年之際，被譽為“中國證券業教父”的申銀證券創始人闞治東對《理財周報》記者表示：最早成立的一批證券公司的正職，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最早十年間，幾乎全部被迫離開。除了他自己，還有萬國證券的管金生、海通證券的湯仁榮，接著1992年成立的中國三大券商，華夏證券的邵淳、南方證券的沈沛、國泰證券的周漢榮，還有當時最活躍的區域性券商如福建大鵬證券的徐衛國、浙江證券的李訓、江蘇證券的鮑志強、湖北證券的陳浩武、君安證券的張國慶等等，都是如此。

　　“為什麼會這樣？有我們個性的問題，也有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第一個過河，不知腳下深淺，吧嗒一聲就栽下去了，後面的人就知道這里有個坑。”闞治東反思這段歷史時不無感慨。

　　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在“貓論”和“摸論”的激勵下，中國市場經濟已成燎原之勢。盡管這條道路曲折而且艱難，沿途充滿了未知的荊棘，但開弓沒有回頭箭，市場經濟已經步入史無前例的縱深地帶。而對于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股市，在鄧小平“應該大膽地試，不行就關閉，關一半也可以，全部關也可以”的說法支持下，1990年底，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相繼開業。

　　中國最早的一批證券公司也在上海和深圳紛紛現身，如深圳的特區證券，上海的萬國證券和申銀證券。當時民間傳言：證券界牛人“南有廖熙文，北有管金生”。在深滬交易所設立之前，廖熙文的深圳特區證券和管金生的上海萬國證券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原始交易所的角色。

　　1992年9月22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組建的三大全國性證券公司，進行了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跨係統的市場化運作，注冊資本金均為10億元人民幣。其中總部設在北京的華夏證券由工商銀行牽頭籌建，總部設在上海的國泰證券由建設銀行牽頭籌建，總部設在深圳的南方證券由農業銀行牽頭籌建。在當時大部分知名券商資本金僅有幾千萬，頂多也就一兩億的市場上，手握10億重金的三大券商無異于三艘巨型航母。

　　在“中央軍”跑步入場之前，全國各地的區域型證券公司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其中以省級證券公司為主，以各地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及三產服務公司的零星證券營業部為輔。

　　省級證券公司大都按省內行政區劃布局，尚比較完整，但銀行信托公司及三產公司的零星證券營業部就沒有這種優勢。它們通常只有一兩處交易場所、幾個銀行親屬或被邊緣化的職工、簡陋淩亂的手工作坊式拼湊的工作環境，加上投入資本金嚴重不足，抗風險能力極弱，很快就成為中國證券市場上第一批被淘汰和收購的對象。

　　與此同時，市場化、證券化程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因具有天時地起利的優勢，涌現出了一批活躍的區域性券商，如上海的海通、深圳的君安、時福建的大鵬、廣東的廣發，還有江蘇證券、浙江證券等。而大多數中西部區域證券公司，從創立的那一天開始，就隨著早期滬深指數的巨幅波動，像大海中漂泊的“小舢板”，隨時面臨著巨大的市場風險，也注定了被弱肉強食的命運結局。

　　黃玉峻任董事長的華夏證券跟兩個兄弟公司一樣，在設立初期的一段時間里，就扛著“布局全國、穩定市場”的旗幟，憑借雄厚的資本金，迅速新設、收購了近百家證券經營網點。三大券商一時成為業內名符其實的“三巨頭”。

　　華夏證券的最早營業機構網點，大部分來自工商銀行內部係統。這家中國最老牌的銀行，擁有無可比擬的網點優勢，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工行招牌隨處可見，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老百姓“身邊的銀行”。

　　在早期金融混業經營的背景下，各級工行及其三產服務公司一哄而上設立的那些證券營業網點，後來大部分都理所當然劃給了華夏證券，成為華夏證券最親近的“嫡係部隊”。而那些從各地政府、其它銀行、信托手中收購過來的營業網點則成為尷尬的“雜牌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