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衝突，英法聯軍損失慘重，在13艘軍艦中，4艘被擊沉，6艘被重創，何伯身負重傷，被擊斃、擊傷的聯軍官兵達四百多人。

　　聯軍陸戰隊陷入海灘深泥中不能自拔，無法登岸，聯軍只能宣告失敗，退回南方，退到上海，等待國內援兵。英國艦隊司令何伯給英國公使普魯斯的解釋是：“我所支配的力量，已證明是不足以消除阻止你進入白河口的那些障礙，那些障礙具有令人可怕的性質，任何進一步的軍事行動都不能達到成功的結果。”

　　在上海，兩國公使和聯軍將領都採取了一種沉默態度，他們不想連累各自政府，或者強求各自政府對未來給出答案：戰爭，或和平。他們只能默默等待局勢變化，等待中國政府覺醒。

　　在中國，說句實在話，也沒有人準備利用僧格林沁在大沽口的勝利擴大戰爭。此時，正是清廷與洪秀全太平天國戰爭最緊急的時刻，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地區官紳聽說朝廷在北方與外國人開戰，個個都嚇得心驚肉跳，以為不智、不值。因為江浙一帶官紳具有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知道外國人在中國的目標、目的，知道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真實想法，知道西方就是中國應該學習的榜樣，特別是現在，中國更應利用英法援助去對付太平軍。所以，江浙地區官紳對于大沽口勝利嗤之以鼻，他們請求朝廷改變方略，放棄“剿夷”，實行“撫夷”，借用外國力量平息太平天國叛亂，恢復長江流域的和平與秩序。

　　對于江浙地區官紳的要求，朝廷還沒有做好接受的準備，朝廷顯然不願意向英法各國示弱，這當然是中國這樣的大國最忌諱的。但是，江浙地區官紳的態度顯然深刻影響了朝廷各種勢力分化組合，漸漸地，主導性意見是內亂的危害性大于外患，攘外必先安內，太平軍一日不除，中國一日不得安寧。欲除太平軍，就不能兩面作戰、腹背受敵。清廷的外交政策並沒有因為大沽口勝利轉而更強硬，相反，清廷在1859年下半年傾向于接受《天津條約》。

　　對于大沽口中外軍事衝突，中國方面也做了新解釋，大概意思是一場誤會，誤會的根源在于，兩國公使倘若只是進京換約，那麼為什麼要帶那麼多軍隊呢？海河是中國內河，中國當然有權在那里設防，但是中國政府設防的目的不是對著英法公使，而是防范太平軍由此進犯北京，並非中國政府刻意仇外，更不是專門對著英法聯軍。

　　況且，按照中國方面的解釋，當時美國公使華若翰、俄國公使彼羅夫斯基按照中國方面指定路線由陸路進京換約，都比較順利，都沒有發生意外和衝突，由此也可反證大沽口衝突並非中國刻意所為。

　　中國方面的解釋當然並不是歷史真相，因為大沽口衝突結束沒幾天，清廷就通令嘉獎了僧格林沁所部官兵。但是，清廷這時曲意解釋，其目的還是善良的，是一笑泯恩仇，化敵為友。

　　對于中國方面的好意，英法兩國公使心領神會，他們雖然內心深處不滿清軍的攻擊，但他們並不堅持復仇，更沒有堅持雪恥。他們只要求中國政府賠償英法兩軍直接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