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法聯軍護衛著兩國公使北上的時候，署兩江總督薛煥根據自己辦理夷務的經驗，于1860年7月17日給朝廷發送一個報告，以為南方既遭太平軍、英法聯軍戰火蹂躪，北方萬不可再生事端。惟有變通辦理，遴派大員赴津，妥為安撫夷人，以期維持大局。

　　薛煥的建議受到了朝廷重視，鹹豐帝旋命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在天津負責處理此事，告誡他們等英法聯軍抵達時，一定要殷勤款待，可派人前往詢問英法兩國真實意圖，如聯軍不肯遽言用兵，那麼就可以同意讓兩國公使由北塘進京換約。鹹豐帝強調，僧格林沁的主要責任在防剿，重點對付在北方流竄的太平軍；恆福的任務是“撫局”，但當恆福交涉遇到困難時，僧格林沁可以暗中幫助，妥為辦理，是為至要。顯然，清政府希望和平解決與英法兩國的分歧，並不絕對主張訴諸武力。

　　中國不希望與英法兩國再起衝突，俄國也看到了這一點，希望從中調解。當然，俄國更希望因此而獲得額外好處。無奈，清政府此時似乎對俄國人心存嫉恨，總覺得俄國人利用中國困難索取好處，屬于乘人之危，不厚道，所以清政府坦然拒絕俄國公使伊格納切夫的建議，表示不勞貴使替中國從中調處。清政府只是通過伊格納切夫向英法公使傳話：假如英法兩國誠心和好，那麼就遵照美國前例通過北塘前往北京換約。我中國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辦理，斷不肯不經商量就拒絕。應承認，清政府這些說辭合情合理，也是真情流露。

　　清政府此時並不清楚英法兩國的真實意思，由于中國那時在英法兩國並無外交人員或留學生，因而對兩國情形差不多都是道聽途說，並無確切情報。直至7月22日，清政府依然根據外國報紙上的只言片語判定英國政府無意開戰，依然像中國一樣期望和平解決。這些分析有點兒一廂情願，因為事實上英法聯軍正在為進軍北京緊鑼密鼓進行準備。

　　根據這種一廂情願的邏輯，清政府繼續推理，直至聯軍大兵壓境，兩萬人、上百艘軍艦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時候，鹹豐帝依然像做夢一樣地給僧格林沁、恆福下達指示，以為根據薛煥的報告，中國與英法兩國在天津開仗，實係英法兩國公使普魯斯、布爾布隆擅自主戰，並非英法兩國政府真實意思，是以此次兩國另派使節前來辦理，其意原在重和而不重在戰。

　　鹹豐帝判斷，英國公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抵達中國後，兩國原公使普魯斯、布爾布隆不讓新任公使與薛煥相見，無非是其私心作怪，從而錯過了講和機會。此次薛煥探詢夷情，自係確有所見。英法兩國既然另換新使，既然不再讓普魯斯等一同前往天津，看來兩國政府其意不專主用兵，大概可以成立。此時我大清若不利用時機善加引導，不但激怒新使額爾金等，而且也中了舊使普魯斯等離間之計，殊非撫馭外夷之法。所以鹹豐帝命令恆福不必等上海談判專員北上，可以先行照會英法兩國公使，推誠開導，讓兩國公使感到很體面，必可稍微轉圜，消弭兵釁。

　　鹹豐帝的和平心意可信，只是他確實不太知道事實真相，他在發布這個和談指示時，和平的機會近乎全部喪失。英法聯軍千里迢迢自南而北，他們再也不願意徒托空言空手而歸。他們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

　　8月1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成功。第二天，鹹豐帝據報發布了一個新的指示，依然期待中外和解，當然也表示和解不成，希望中國軍隊還能像大沽口大捷那樣重創敵人。鹹豐帝命令直隸總督恆福先行照會英法兩國將領或外交官，同意他們按照美國人的先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如果有人以為中國先給照會即示之以弱，鹹豐帝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不知英法聯軍大敗大沽口，其辱已甚，此次先行照會英法，正見中國寬大，並非畏懼求和。鹹豐帝希望僧格林沁的防務已布置周妥，不難使英法聯軍再受痛懲。當然了，鹹豐帝惟念決裂之後從此兵連禍結，迄無了期。這是他最糾結、最不忍的事情。

　　清政府根本不知英法聯軍的想法，甚至不知道聯軍此次北上的真實用意，近乎完全用想象代替真實，焉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