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國藩所意識到的，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具有明顯缺陷，帶有極強雪恥意識、自卑心理。學習西方，就是學習西方，為什麼一定要學好之後去“制夷”，為什麼不能與世界同步發展，共同進步呢？

　　曾國藩意識到了洋務新政的內在矛盾，但他那代人並沒有辦法真正克服這個矛盾。那代人開創的洋務事業和清王朝的中興運動，實際上就是沿著這條軌道前進。經過幾十年奮鬥，洋務運動不僅沒有抵擋住外國列強的侵略，反而在中法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衝擊下一敗涂地，持續幾十年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換來的卻是割地賠款，中國人不得不再一次冷靜地思索向西方學習的利弊得失，重新探索中國發展之道。

　　其實，早在洋務興起之初，就已有人預見到後來將要發生的危機。曾國藩注意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不是長遠之舉，主張中國人直接掌握西方科學技術。但是，曾國藩不明白在中國政治體制、文化模式、社會心態等沒有發生相應變化的情況下，西方科學技術等並不可能真正在中國生根。事實上，只有改革中國既有體制、文化方面的弊端，容受廣義的西方精神、體制和文化優長之處，才能真正為中國開出一條新治道。

　　1862年開始擔任李鴻章幕僚的馮桂芬，在其1861年準備出版的《校邠廬抗議》中認為中國與西方相比，其落後之處“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 ”這四個方面囊括了中國內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馮桂芬提出，中國只有進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為西人所用”。

　　很顯然，馮桂芬的思想上承龔自珍、林則徐和魏源，下啟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事業。然而也應看到，馮桂芬雖然意識到中國的全面危機，注意到向西方學習，但他所強調的學習內容仍然局限在堅船利炮等技術層面，“有待于夷者獨船堅炮利一事耳”，而對西方政治體制、文化思潮，馮桂芬那個時代的絕大部分人仍不屑一顧，依然無法忘情中國傳統，以為中國未來必須以儒家倫理為依歸，不遺余力學習西方，“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抱有這種願望的在當時並非馮桂芬一人，可以說當時主張向西方學習的先進知識分子都難以忘懷中華文化，都試圖將中西文化進行溝通與融合，只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較為激進的鄭觀應一面不滿意于洋務派只知學習外國的堅船利炮科學技術，將體用分為兩端，認為西方國家也有他們自己的體與用，輪船、火炮、鐵路等工藝技術只不過是“用”，而“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的君主立憲政體才是他們的體。中國學習西方，應從根本處入手，

　　否則，“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趣，常不相及”，即使做到“鐵艦成行，鐵路四達”，中國也只能永遠落後。他朦朧地意識到，中國要獲得真正的進步，必須解決“體”的問題。而問題也出在這里，鄭觀應強調建立議院制度，以為能夠解決體用兩端的毛病，但在觀念形態上，在涉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的衝突問題時，他又總是希望回歸到“聖之經上”，並明確提出，“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這種認識無疑反映了傳統文化在當時知識分子心理上的積淀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