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那一天是1979年的12月19日，周六。傍晚，我正在工作室里繪畫。窗外，落日依山而下，余輝映出一道長長的暗色光影，如同帷幕一般蓋住了山谷。

　　本周早些時候，我收到了美國國務院下發的一份備忘錄，其中包含一些令人震驚的消息：六名美國外交官逃離了被激進分子佔領的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躲進了加拿大駐伊朗大使肯 泰勒（Ken Taylor）及其高級移民官約翰 希爾唐（John Sheardown）的府邸。

　　一個多月以前的11月4日，一群伊朗激進分子襲擊了美國位于德黑蘭的大使館，扣押了66名美國人質，隨即在全城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搜捕美國人的行動。他們指控美國人暗中從事“間諜”活動，試圖破壞這個國家興起的伊斯蘭革命。

　　在大使館被佔領時，我已是中情局技術服務辦公室（OTS）下屬的全球偽裝行動部門的負責人。在過去14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開展了眾多秘密行動，為特工和情報官員提供偽裝支持，並協助營救“鐵幕”背後的叛逃者和避難者。大使館遭到攻擊之後，我和我的團隊立即行動起來，為潛入伊朗的先遣隊準備各種所需的偽裝品、虛假文件以及不同化名的掩護身份。而就在準備期間，我們收到了國務院的備忘錄。

　　對于這六名美國人，國務院似乎採取了一種觀望策略。在我看來，這是很有問題的。我最近剛去過一次伊朗，對于那里的危險，我有親身經歷。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眼線，時時刻刻注視著你，搜尋著你。在任何時候，你都有可能會被發現。

　　這六個人已經躲藏了近兩個月的時間，他們還能夠堅持多久？如果這六名美國人必須逃跑，他們會去哪里？在位于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外，每天都聚集著數千名群情激憤的伊朗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被抓，那麼他們極有可能會被投入監獄甚至被處死。

　　我一直對我的團隊講，撤離行動有兩種：一是遭到惡意追捕，二是未遭惡意追捕。我們不能等到這六名美國人四處逃亡時才去營救他們，因為那時候我們幾乎不可能將他們安全救出。

　　電臺正在播放歌曲《風雨無阻》（Come Rain or Come Shine）。在創作時，我經常會收聽音樂。對我來說，音樂幾乎與光線同等重要。

　　我的繪畫生涯始于孩提時代，在1965年加入中央情報局時，我已經是一名藝術家了。至今，我仍認為我首先是一名畫家，其次才是一個間諜。在中情局工作期間，繪畫一直都是我紓解個中壓力的出口。偶爾，我會對某些官僚的古怪行為感到氣憤，甚至到了想掐死他們的地步，但如果讓我回到工作室，拿起畫筆，那麼所有這些敵意都會煙消雲散。

　　1974年外派回國之後，我的妻子凱倫（Karen）和我決定遠離詭譎多變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以便為我們的三個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長環境。我們在藍嶺山脈的山麓丘陵地帶選定了一塊40英畝的土地。在清理了灌木叢之後，我們便開始了主房的建造。連續三個夏天，我們基本上都在建這棟房子，而這期間，我們住在已經建好的小木屋里。這片土地有著悠久的歷史。安提塔姆國家戰場就在附近，時不時地，我們還會在枯樹和落葉下發現一些內戰遺物，比如說紐扣、子彈和胸甲等等。

　　我的工作室是與房子一起建造的，位于車庫之上，進出要經過一段陡峭的樓梯。工作室三面為窗，空間開闊，鋪有斜紋黃松木地板，而地板上則鋪著有各式各樣的東方地毯。室內擺放著一張巨大的白色沙發，還裝飾有一些古董物品——這是凱倫為她的室內設計業務而收集的。這是一個很舒適的地方，而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屬于我的獨立空間。

　　那天下午的創作，源于與我工作相關的一個詞語：“狼雨”。在一個令人壓抑、沮喪、陰暗冬日夜晚，與窗外的茂密叢林對話。它傳遞的是一種我無法言表的悲傷，但直覺告訴我，我能把它畫出來。

　　如果創作順利，那麼我的大腦就會迅速進入一種“阿爾法”模式：主觀的、富于創造性的右腦就會實現突破。愛因斯坦曾對天才下過一個定義；他說，天才並不是你比所有人都聰明，而是你已經做好了獲取靈感的準備。對我來說，這就是“阿爾法”的定義。我會通過繪畫來紓解工作壓力，並通過這種創作來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因為它會讓你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我已經做好了獲取靈感的準備。

　　在對油畫布的底層色著暗釉時，我的思緒迅速發生轉變，一個初步的計劃開始在腦海中顯現出來。我們不僅要為這六名美國人偽造新的身份，提供偽裝支持，而且要派人潛入伊朗，與他們取得聯係，並對他們的撤退能力進行評估。

　　我的兒子伊恩（Ian）走進了工作室。他以一種藝術家特有的眼神審視著這幅畫作，而當時他只有17歲。“很好，爸爸。”他一邊說著一邊後退一步，以便找到更好的角度，“但這需要多加一點藍色。”他指的是狼的眼睛。

　　“快離開這兒，伊恩。我大概30分鐘後去吃飯。告訴你媽媽，好嗎？”我說。

　　電臺中傳出了埃拉（Ella）的一首歌曲——《只是其中之一》（Just one of those things）。伴隨著歌聲，我也開始用松節油清洗我的畫筆，並給油畫蓋上防護罩。

　　無數問題開始涌入我的腦海。我如何說服這六名無辜的、未接受過隱秘行動訓練的美國外交官，讓他們相信，他們能夠成功逃出伊朗？我需要編造一個什麼樣的故事，足以讓幾個“外國人”有理由在這種時候來到伊朗？我雖然組織過數十次的撤離行動，但這一次可以說是我所遇到的最具挑戰的任務之一。

　　我關掉了收音機和電燈，靜靜地站在黑暗中，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暖房里的枝形吊燈散發出朦朧的光。諜報行動是治理國家的一個工具，對于適當的、專業的諜報行動，國際上是有一套交涉規則的。但就目前伊朗的革命政府而言，唯一的規則就是沒有任何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