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表達政治異見的大多數渠道都已經被堵死，于是公眾轉向毛拉尋求支持，而這些神職人員也利用這種新力量來指責沙赫充當西方的工具。在這些批評人士中，最直言不諱的是一位就是阿亞圖拉 魯霍拉 霍梅尼。霍梅尼出生于1902年，因撰寫過大量反對伊朗世俗統治——這其中也包括反對沙赫的父親禮薩——的文章而在宗教界聲名鵲起。然後，在1961年，他將矛頭直接對準沙赫，指責他的親西方政策——具體來說，就是賦予女性和非穆斯林選舉權——這與真正的伊斯蘭精神是相悖的。

　　由于霍梅尼的影響力太大，沙赫既不能逮捕他也不能謀殺他。于是，在1964年，他被流放到土耳其，後來又流亡至伊拉克南部的納傑夫地區。在那里，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操控能力。在接下來的14年里，他一直都在說教布道，嚴厲抨擊沙赫和美國的罪惡，而這些作品則被偷偷運回伊朗，並以磁帶的形式在市場上售賣。

　　到1978年秋，這個國家已經處于即將崩潰的邊緣。接連不斷的暴動和罷工導致沙赫的安全部隊和霍梅尼的支持者之間發生暴力衝突。一係列孤注一擲的措施——這其中也包括成立軍政府——並未擺脫失敗的命運，沙赫最終被迫于1979年1月16日逃離伊朗。在他離開這個岌岌可危的國家僅僅10天之後，國內的政府和軍隊就土崩瓦解了。

　　盡管有很多跡象表明沙赫政權已經處于即將崩潰的邊緣，但這種突然垮臺還是完全出乎了白宮和情報界的預料。在1978年8月底，《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報告還曾指出，伊朗並未處于“革命或即將發生革命的狀態”。至于為什麼中情局和白宮會出現如此嚴重的誤判，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沙赫以鐵腕手段統治伊朗近25年；按常識來看，盡管國內局勢動蕩，但他還是能夠應對的。事後顯示，華盛頓很多人都認為沙赫會不惜一切代價挽救他的政權，但讓他們感到困惑的是，他並沒有這樣做。當時，即便是美國駐伊朗大使比爾 沙利文（Bill Sullivan）也認為沙赫政府不會垮臺。而在1978年11月9日，當他改變自己的看法時，事情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在1978年一整年的鬥爭中，美國並沒有明確的、與反對派團體接觸的策略，而原因之一就是擔心這可能會破壞沙赫的政權。然而，就最終結果而言，情報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因為美國政府在沙赫個人身上的投資太多，而在伊朗人民身上的投資太少。所以，當政權開始出現崩潰跡象時，華盛頓的決策者拒絕承認，因為他們除了支持沙赫之外，別無其他任何選擇。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據說沙赫對吉米 卡特（Jimmy Carter）當選總統多少有一些擔憂。沙赫主要擔心的，或許就是卡特所闡述的一個目標，即在其總統任職期間會將人權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信條。對民意極為敏感的沙赫顯然會對此產生憂慮，擔心卡特會將他視為一個暴君。而實際上，他的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1978年的新年前夕，也就是在引發革命的一係列暴力衝突的前一周，卡特總統還訪問了德黑蘭，並向沙赫重申了美國的堅定承諾，稱伊朗是“世界動蕩地區的一個穩定島”。卡特支持沙赫，或許有很多的理由，也或許是因為沒有其他選擇，因為這是在“冷戰”形勢下建立的一種戰略盟友關係，但這種偽善並未逃過伊朗公眾的眼睛。美國總統已被視為是沙赫的親密朋友，而不久之後，憤怒的遊行示威者就開始把卡特和沙赫的名字列在一起，公開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