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孩提時代起，我就喜歡畫畫。由于我們家太窮，我不得不自己想辦法。我用削尖的樹枝在地上作畫，用煤塊在舊木板或硬紙板上作畫，用鉛筆在牛皮紙上作畫。在我五六歲的時候，我母親從鎮上給我們帶來了一包禮物，是一個小型的水彩畫工具包，最基本的那種。我母親說：“托尼，你將來要成為一名藝術家。”這並不是一個建議。頗為神奇的是，現在的我經常會攜帶這樣一個水彩畫工具包行走世界，而這是我間諜生涯中所使用的眾多工具中的一種。

　　高中畢業後，我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就讀一年，期間，為了幫助家庭，我做了一名管道工的助手。大概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凱倫 史密斯（Karen Smith），五年後，我們有了三個孩子，按照長幼排序分別是阿曼達（Amanda）、托比（Toby）和伊恩。那時候，我已經在馬丁-瑪麗埃塔公司（Martin Marietta）從事工具設計和藝術插畫工作，並建立了自己的設計工作室。雖然這份工作單調乏味——為美國各地安裝在導彈發射井里的泰坦導彈繪制布線圖，但足以讓我養家糊口。然後，在1965年的一天，我看到了一條信息，正是這條信息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在《丹佛郵報》上看到了一則廣告，說是美國海軍招募派駐國外的藝術家。于是，我按照郵箱地址，將部分作品寄到了鹽湖城。我對凱倫說，嘗試一下新事物，這或許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

　　與政府代表會面的地點並未設在丹佛市中心的聯邦大樓，而是設在了該市西區科爾法克斯大街的一家汽車旅館。旅館房間內的窗簾緊閉。與我會面的是一個看起來頗為可疑的人，他頭戴氈帽，就像過去的偵探。他飛快地向我出示了他的證件，然後拿了一瓶佔邊波本威士忌放到了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