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確定人選一樣，偽裝工作也遵循同樣的規則。我們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我們要不要讓某位情報官員看起來更老一些？我們能否讓他們看起來更像伊朗人？我們要不要倣制伊朗制服的證章？我們積極迎戰，未雨綢繆，盡最大努力完成所能想到的工作。我們感到緊張但並不恐慌。不管要求做什麼，我覺得我們都有能力做好，但這需要時間。

　　在襲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周，中樓的氣氛一度顯得非常緊張。我們並不缺想法，缺的是經過周密思考的想法。比如說，有一次一名前特種部隊成員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說只要我為他提供一個“特技演員”面具和一把AK-47，他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有一次，一名中情局高級官員——我們先前在南亞地區共過事——來到我的辦公室門口，一臉無措。“嗨，傑克，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我問。他向我解釋說，行動部門的主任在總部走廊里見到他時，告訴他趕緊到中樓報到，然後去伊朗。傑克是亞裔美國人，行動部主任的想法是非白種人更容易潛入伊朗。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卻未考慮到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他們讓我來這里見你，”傑克說，“但我根本無法做這個事情——我不會說日語。”

　　在技術服務辦公室，愛爾蘭裔美國人邁克 多爾蒂（Mike Dougherty）負責的部門也處于高速運轉之中。他將部門的準軍事力量組織在一起，成立了一支特別行動組。他的特別行動組和我的團隊協同處理中情局總部的行動部和五角大樓安排的工作。在接下來的四天里，邁克和我就不同的主題聯合召開了多次會議。邁克喜歡開會，結果就是開會的次數遠超出了我的預期。我們甚至還專門就開會問題舉行了一次會議。當時，電報如潮水般涌來，不過我們有相應的應對機制，一天處理200份電報和400份電報的差別並不是很大。但會議佔去了我們很多的時間，而時間是非常寶貴的。在這四天結束時，我們已是精疲力竭了。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計劃已經制定，但五角大樓卻處于一片混亂之中，因為它並沒有設立特別行動部門。如此一來，它就無法統籌資源。白宮在處理這一問題時顯得小心翼翼，由于擔心冒犯伊朗的革命政府，總統吉米 卡特甚至都不願意稱這些人質為“人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