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晚上十一點多，我接到了丈夫的電話。　

　　這通電話是我的人生發生巨變的開始。　

　　電話那端，丈夫焦急地向我求助：　

　　“我現在正在被警察審訊。他們怎麼也不放我走。怎麼辦？”　

　　電話太突然了，我一時間沒回過神來，我怎麼也料想不到接下來發生在我身上的悲劇。　

　　當時，我正在參加朋友的小型生日聚會。我們的孩子在同一所小學念書。我們剛打開香檳慶祝。　

　　那天，我的兒子參加完學校的野營回來了。我因為在外的緣故，再加上一路上堵車，沒來得及去接他，于是我的朋友就先把兒子接走了。我把車停在自家門前，臨走前對丈夫說了句“今天可能回來得比較晚”。大概晚上九點，我抵達了朋友家。兒子剛好在放暑假，我們難得可以享受片刻的清閒。　

　　接到丈夫來電後，我對朋友說了句“去去就來”便出了朋友家門。我知道電話內容是不能讓朋友和孩子們聽到的。在我重新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之後，丈夫對我說：“我現在人在澀谷，被警察審訊著，他們不讓我走。你能來嗎？”　

　　從朋友家到澀谷不遠，我必須現在就出發。我沒有對朋友透露任何信息便打車奔向澀谷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這一去便回不來了。我更是沒有想到我體內還有殘留的毒品。　

　　我只是單純地想：這事必須要好好地解決，不能鬧大了。　

　　我在澀谷站旁邊的繁華地段下車後，給丈夫打了好幾個電話詢問看守所的位置。看守所畢竟是我第一次去，不太認識路。我一路找尋著路標，慢慢地走進了丈夫被拘留的小巷。　

　　途中，丈夫讓我跟建築公司的會長聯係。我的母親幾十年來一直承蒙著他的關照，我也曾好幾次介紹我丈夫給他認識。會長的哥哥是退休律師，而會長本人已年過七旬，工作經驗豐富，也通曉法律。被丈夫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有必要聯係他尋求幫助。　

　　我當時手里拿的，還是我買給兒子的手機。兩個月前，我手機的液晶屏壞了，無法正常顯示，就借兒子的手機先用著。把自己手機的芯片插進去兒子的手機就可以用自己的電話號碼打電話了。別人是這麼教我的，但有次我因為誤操作把電話簿全部刪除了。當天事件發生時，兒子的手機里也只存有親友幾個人的電話號碼而已。　

　　我先是打電話給媽媽問會長的聯係方式。當時時間已經不早了，媽媽很擔心，不停地問我怎麼了。但我完全不顧上解釋，只是不停地說道：“我之後肯定會好好跟你解釋的，先把會長的電話號碼告訴我！”　

　　媽媽便沒有再追問我了。媽媽一邊念電話號碼，一邊補充道：“今天不早了，明天再給他打電話吧。”挂了電話，我顧不上媽媽的吩咐，立馬撥通了會長的電話。　

　　第一次沒有人接聽，第二次終于通了。在我敘述事情的原委時，會長還不忘提醒我先冷靜下來。雖然已經是深夜了，但他仍然表示馬上來澀谷跟我碰面。我同意了。　

　　當我抵達丈夫被審訊的地方時，看到有好幾個穿著制服的警察正圍站在丈夫周圍。而丈夫則像一只受驚的小鳥膽怯地等著我的到來。　

　　警察要求查看丈夫褲子里的內袋，但他拒絕檢查，還叫嚷到：“為什麼要檢查到那個地方？”“我口袋里裝了治療私密處的藥，見不得人。”回過頭冷靜一想，這分明就是很可疑的辯解。　

　　他向我靠過來，用警察聽不到的聲音對我耳語道：“對不起。”聽到這句話，我才真正明白了這是怎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他現在身上，說不定就攜帶著興奮劑。或許，他正隱藏著什麼真正“見不得人”的事。掩藏著真相的大門正虛虛掩掩，就要被打開了。不管怎樣，決不能讓真相敗露。我當時一心懷抱著這樣一個念頭，已經不太記得清我說過什麼話了。　

　　我只隱約地記得對警察說了這樣一席話：　

　　“這個男人是我酒井法子的丈夫。今天能先放他走嗎？我一定會看好他的。”　

　　現在的我很清楚這席話只是逃避責任的借口，但那時的我卻真正是這麼想的。丈夫或許真的攜帶了興奮劑，我怎麼都要把他先從這里帶走。這關要是通過了，我以後是絕對不會碰毒品的。我在心中苦苦哀求：上天啊，你就幫幫我們吧。　

　　可是，警察不是那麼好糊弄的，他們怎麼會放過一個那麼可疑的人呢？　

　　我記得，建築公司的會長是在我到了看守所幾十分鐘後到的，隨行的還有他的司機。　

　　會長先是沒有理會我丈夫，而是直接讓我進他的車里躲一躲。那時的我，被周圍無數雙眼睛盯著，已經手足無措了。　

　　我也不記得在車里到底等了多久。我一直止不住地央求上天讓我的丈夫能順順利利地回到我的身邊。我隱約地感覺到，丈夫要是真的在這里被逮捕了，那對我的生活，對我的兒子的人生來說，都會產生怎樣巨大的影響啊。　

　　最後，我的祈求被無情地打碎了。　

　　會長坐進車來，淡然地對我說：　

　　“他身上有興奮劑，被逮捕了。”　

　　他最後還是攜帶了興奮劑。我們曾說得好好的，要慎用毒品。結果，他還是在澀谷的大街上攜帶毒品被捕了。這猶如晴天霹靂，我一時無法接受。　

　　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又該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