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忠，1957年生，祖籍北京。　

　　他被臺灣綜藝圈稱為“綜藝教父”。自打入行進入綜藝圈，他便一手引領臺灣綜藝圈的風潮，由他捧紅的藝人多不勝數，由他打造的王牌節目一個接一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來了》《全民大悶鍋》《超級星光大道》《王牌大賤諜》《國光幫幫忙》……　

　　他把這樣的成功歸于自己來自眷村。在如今人人見他皆要恭敬地叫一聲“偉忠哥”的時代，眷村里那些老前輩們一聲聲“小偉忠、小王八蛋”的笑罵，會讓他格外開心。　

　　在眷村里長大，從眷村出發，王偉忠對這個環境充滿著眷戀的情感。為此，他整整“追”了賴聲川兩年，和他吃飯、聊天，不斷地向他講述自己的故事——兩年後，《寶島一村》終于出爐。　

　　這部舞臺劇感動了無數的人。第一代的眷村人抱著導演痛哭流涕，“你演出了我的生命”；第二代的眷村人說，“看得我如醉如癡，時而感傷，時而欣慰，有時大笑，有時哭得抽泣，淚還沒幹又破涕而笑，還沒笑完又哭將起來”（林青霞）；從未經歷過眷村的第三代、本省人和大陸人，同樣被故事深深打動，然後帶著感觸和好奇開始了解這些過往的故事。　

　　《寶島一村》融合了族群，也聯係了兩岸。也許因為那種思鄉的傷痛，和面對生活的掙扎與歡笑，是所有人心里共通的情感。　

　　《寶島一村》就像臺灣數百個眷村一樣，終究抵抗不了時代的流程，它被拆掉了。　

　　他們拆掉它的土牆磚瓦，拆不掉我們共同的回憶。您看，臺灣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們這一代來說故事；我們多麼希望這個屬于民族的故事，能夠在中國人的社會里面，世世代代地傳下去。至于我父母的事，我也帶回來說給老家人聽了。　

　　不過到最後，我們還是得說一聲：寶島一村，再見。　

　　——王偉忠　

　　許戈輝：在大陸走了幾個城市以後，《寶島一村》來到北京。你一直以北京人自居，到北京演出對你來說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王偉忠：個人意義當然不一樣。1949年我父母是從北平的南苑機場跟著國民黨部隊撤退到青島的，然後到了臺灣，住在嘉義眷村。所以這故事從北平出去，再回到北京，對我個人來講當然意義不一樣。尤其是我父親現在過世了，這故事里面有個角色是影射我父親的，到最後他講了一番話，是這個戲的一種精神，所以我的感觸很多。　

　　1949年，20歲的王志剛在北京西城的胡同里碰到了總是出門替兄弟收租的16歲姑娘孫紹琴，然後，他愛上了她；然後，他開始追她。　

　　他會苦苦哀求自己的班長和戰友，在自己和女友經過的時候齊齊向他敬禮，說“班長好！”；他會在等待她的時候帥氣地靠在胡同的牆上，刻意地拽拽那條緊係在頸上的白圍巾——那條由美國空軍降落傘改造而成的白圍巾，是那時人人為之驚嘆和艷羨的標志。他們約會，穿過長長的胡同去戲院看戲——到如今，77歲的孫紹琴仍常常凝望著臺北家中牆上挂著的北平舊地圖，在地圖上摩出那條從西城胡同到紅樓戲院的路來。她對兒子說：“你爸爸就是在這條路上，騙了我。”　

　　1949年，王志剛帶著未婚妻跟隨國民黨軍隊去往臺灣。他們被分派住進了臺灣嘉義市建國二村一間用土牆和籬笆搭建的臨時棚戶，大小只有6坪（約19．8平方米），屋頂只有一層石棉瓦，擋不住風吹雨打，一下大雨屋里就內澇。王志剛的軍銜只夠領來一份口糧，為著一家三口得以果腹，孫紹琴便做了家鄉的食品擺在門口叫賣——那時候，眷村的主婦們都如此撐起自家的生計。　

　　女兒降生了，兒子降生了；退出聯合國了，“總統”去世了——王志剛和孫紹琴待在臺灣眷村的日子，開始比在北京的日子還長了。　

　　許戈輝：媽媽有沒有後悔、抱怨過，說當年怎麼16歲就跟著爸爸糊里糊涂地跑了？　

　　王偉忠：那時候他們兩人在北京的西城，水大院胡同那邊認識。當時我爸爸是空軍——最初是學徒，出來後當空軍，才不到20歲。那時候在北平說是空軍還得了啊。空軍有很多種，我媽就問我爸：你是開飛機的？開……的。後來發覺不是開飛機，是開發電機、開車的。他靠半唬半就哄到了我媽。後來因為內戰要撤退，我爸要帶我媽走。我姥姥怎麼可能讓我媽走？十幾歲的丫頭，不可能讓走，我爸爸就跟我奶奶去了我姥姥家。　

　　許戈輝：那時候還沒結婚？　

　　王偉忠：沒結婚。我爸跟我奶奶、我六爺去她們家說項。我奶奶跟我姥姥講，我有一雙眼睛，您有一雙眼睛，我們都看著小孩，我一定會把你女兒當我女兒帶的。我姥姥聽到這句話就說，閨女給你帶走，然後帶著我爸、我媽去跟所有街坊鄰居講一遍，說我家閨女不是跑的，是真的嫁人了，雖然因為時局亂沒有明媒正娶，但是是真的嫁人了，這樣講了一圈。我媽跟我姥姥講，你不要擔心，我去臺灣玩玩，很快就回來。　

　　這戲里面有一段——我們把很多故事湊在一起，可真實的狀況是，我媽再見我姥姥，我姥姥第一句話就跟她說，你真會玩啊，一玩玩40年。　

　　和話劇《寶島一村》里一樣，王志剛和孫紹琴的臺灣生活，也是從到寶島後與來自天南地北的鄰居們共度第一個春節開始的。　

　　眷村里匯聚著來自各地的人們，他們共享著同一種生活。王偉忠至今仍記得村口一棵大榕樹，樹下有操著各種鄉音的老人散坐，放學後的孩子們三三兩兩地穿過低矮的平房，屋頂上炊煙裊裊。做好晚飯的媽媽們將晚飯端出來與鄰居共享，這些夾雜著大陸各地特色的菜肴，恐怕正是眷村孩子們對于“故鄉”最初的直接感受。　

　　大雜院似的生活給王偉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看來，眷村是大人們的難民營，對孩子們來說卻是兒童樂園——那種天南地北的融匯，讓孩子們得到了別樣的意趣。但生活並不僅僅是童蒙，這種無法設防的大雜院也更讓他看到了百態人生。正是這些故事成了他創作的源頭，他把這些人這些事通通搬上了舞臺。比如以他父親為原型的老趙，比如以他深愛的女大大為原型的朱太太……　

　　許戈輝：為什麼叫女大大？　

　　王偉忠：天津人叫大大其實就是大伯。因為我們管她先生叫大大，他太太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叫，就跟著叫女大大，她也接受了。我女大大是鄉下人，講話比較粗俗、比較實在，很好玩。他們兩個常吵架，從年輕開始就一直做家計來養孩子，賣過杏仁茶，賣過燒餅，也賣過類似肉夾饃的東西，也賣過陽春面，到最後也賣過冰鎮酸梅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