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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辛那提的猶太飛地是個非常舒適的環境，但同時也非常有限。阿諾德和利亞跟許多第二代美國猶太人一樣，在戰後對自己和家人有著很大的期望，他們對這樣一種環境越來越感到不安，于是決定放棄這個逐漸變老的城市，去往郊區的美麗新世界。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的妹妹娜塔莉格特曼記得，“阿諾德過去是一個愛問問題、喜歡鑽研、非常聰明的年輕人，他對學習的渴望從來沒有停止過”。但阿諾德在上埃文代爾小學的時候，卻被認為是一個“書呆子”。根據一名校友伯納德戈德曼博士說：“他不太合群。其他的孩子都喜歡球賽運動，但他好像從來沒有參加過。他也不喜歡看球，可能他有自己的興趣。”

　　從少年時代開始，阿諾德的大多數興趣都和科學相關。“最早是受我樓上住的那個人的兒子的影響。他兒子經常搗鼓一些收音機。我當時還很小，大概只有六七歲。我經常會跑到地下室去看他做東西。接著隔壁搬進來了另一個家夥，他是一個收音機修理工，他會給我一些零件。我當時正在上埃文代爾小學。有一天，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天，我走在溫德姆大道上，我看到一個廢紙簍，里面有一個收音機零件。我撿起那個零件，飛奔回家，打開門就喊：‘媽媽，別把這個東西扔了！’然後我往學校趕，差點遲到。等我回到家，我發現那是一個晶體檢波接收器，有人想修但沒修好。我直接把那些線接到最近的連接點上，然後就能用了。那還是1927或1928年的事，我當時還只有十歲。

　　“我絕對忘不了我叔叔來到美國時，我給他戴上耳機的情形。那是他第一次聽收音機。全家人都以為我是瘋子，你知道嗎？一個‘瘋頭瘋腦的科學家’！我當時一直對電和磁的東西很感興趣。搞一些磁鐵，燒一些電池，用舊電池收音機裝置里的電池做電擊。我以前會經常跑到各戶人家里去問：‘你們有沒用的電池嗎？’他們會給我一些，我能從中獲取一些電量，把他們全部串聯起來，弄出一些電弧光，都是那些小兒科的東西。”

　　比阿諾德只小一歲的弟弟巴迪也有同樣的愛好。“他們就像閣樓里咬電線的老鼠。”他們的侄子塞繆爾格特曼這樣說道，“阿諾德從15歲起就是一個業余無線電操作人員，而且不知道他從哪兒弄來一個無線係統。那個東西幹擾了周圍人家的無線接收。他們倆把周圍的鄰居都嚇壞了。我媽媽有一次被氣急了，她一拳打穿玻璃門，直接朝他們臉上揮了過去。”“阿諾德在學校非常聰明，但他在家里就會胡鬧。他會做各種科學智能的東西，”家族世交米莉堤格回憶道，“他在1930年代還造了一臺電視機。比其他人都早，當時還沒有人知道什麼是電視。大家都說：‘阿諾德，你在做什麼東西啊？’”

　　阿諾德身上那些不切實際的特點可能源自于他特別喜歡看科幻小說，這個愛好後來也傳給了他的兒子。“我從七歲起就開始看科幻小說。從最早的《驚奇故事》開始，”阿諾德說，“《驚奇》、《新奇》、《模擬》，我到現在還訂閱，我到現在都還會看。我的孩子以前經常這樣抱怨：‘爸爸帶著科幻小說進洗手間看了，我們用不了廁所。’”

　　西繆爾和貝姬在家里基本上都說俄語。在大蕭條期間，他們艱苦工作也只能勉強糊口，所以沒辦法送阿諾德和巴迪去上大學。1934年，從休斯高中畢業後，阿諾德與獎學金失之交臂而沒有上成大學。他必須打兩份遠遠低于他能力的工作，在過了河的肯塔基一家小城鎮百貨公司當職員。這家百貨公司是由他母親的親戚——勒曼兄弟經營的。

　　在成為勒曼的店長前，阿諾德曾在肯塔基州的辛西亞納做過經理，為麗貝卡斯皮爾伯格的侄子，也就是他的表哥麥克斯蔡斯工作。從此以後，便開始了最終能讓阿諾德的兒子史蒂文變成電影制作人的過程。在1930年代期間，麥克斯送給阿諾德一部8毫米的電影攝影機，也是他的第一部攝影機。“我住在肯塔基州的時候就開始拍一些家庭電影。”阿諾德回憶道，“我表哥帶來一部最早的8毫米電影攝影機。他不知道怎麼用，于是就說：‘給你，你用吧。’我開始拍家庭電影的時候大概還是17歲。我以前拍過很多垃圾電影，你懂嗎？家庭生活那類的東西。沒有什麼內涵，只是一些畫面。” 

　　阿諾德在二戰開始之前一直都在勒曼那里工作。1942年，他進入了美國陸軍通訊兵團，但很快就被轉到了陸軍航空隊，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擔任一名飛機零部件運務員。之後，他成功地利用自己的業余無線電經驗轉型為一名無線電報務員。他首先被派駐在卡拉奇，然後在加爾各答境外。在中國-緬甸-印度戰場行動中，他是美軍B-25轟炸機中隊的一員。B-25轟炸機中隊在緬甸摧毀過日本的鐵路線、運輸和通訊網，獲得過“緬甸橋梁破壞者”的稱號。阿諾德回憶道，雖然他“飛過幾次任務”，但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運作中隊的通訊室。“最開始我想當一名無線電炮手，可他們說：‘不，如果你懂得修理無線電，那你最好還是留在地面。’之後他們就不再讓我去執行飛行任務了。”1944年12月，他被調回了美國，在俄亥俄州代頓的萊特機場服役直至戰爭結束。

　　對于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全國都為此付出了很多，加上最終對大屠殺各方面事實的發現，促進了美國猶太人在戰後的社會認可和經濟機遇。美國和蘇聯之間激烈競爭的冷戰氣氛，在戰後的幾年間也幫助了猶太人。為他們在更高的教育、科學和商業領域中打開了更多的門路，並且讓基督教徒在跟猶太人的社交中變得更加包容，至少讓他們的反猶太主義行為有所收斂。

　　對于阿諾德斯皮爾伯格來說，在戰爭期間服役所帶來的最直接和最深遠的好處就是士兵福利法案。跟其他的220萬美國退役軍人一樣，這項法案終于讓他可以上大學。正如其中一位退役軍人所說的，士兵福利法案給了他們“一張進入更美好生活的入場券”。

　　對于阿諾德斯皮爾伯格來說，這使得他這個前百貨公司的經理，得以在1949年6月獲得了辛辛那提大學的一個電子工程學位，並且使得他在將來的計算機工程方面開創了一番相當成功的事業。阿諾德記得就在他父親臨終前，“多麼驕傲”地看到自己的兒子進入了大學。

　　“阿諾德在一個學術環境中綻放了，”家族世交米莉堤格評論道，“他完全變了。他娶了利亞。利亞鼓勵他去上大學，她經常激勵他。她當時已經是辛辛那提大學的一名畢業生。她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姑娘，有才能又非常外向。我想她是希望阿諾德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結果證明他是一個非常有頭腦的人，相當聰明，在計算機領域是個開拓者。當阿諾德在新澤西做早期的計算機研究工作時，他經常會來辛辛那提。他會坐在我們廚房的桌子邊上，做算術做到第13次冪。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會直接跟他說：‘阿諾德，你還是閉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