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第二條路

　　好戲還未結束，我們來梳理下泡沫破滅後續發展的情況：

　　經濟上的潰敗，難免會反映在政治上。與之相應的是，自1991年到2000年，日本政壇上，出現了7個首相：海部俊樹、宮澤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他們走馬燈般上臺下臺，將記憶力極好的瓜子弄得暈頭轉向。

　　為了振興經濟，每個首相上臺後，為了向選民表明自己“愛日本，拼經濟”的決心，都會很快宣布“×萬億日元”、“××萬億日元”、甚至“×××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一個較小的副作用是：初時，瓜子震驚于數額的龐大，後來見到了頻繁的刺激措施似乎僅僅帶來了慘淡的效果後，直接導致瓜子對“龐大數字的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失去信心也失去興趣。

　　日本政府也從1992年8月開始以追加預算的方式實施了十余次經濟振興計劃，1992年到1999年，日本發行的普通國債約達142.28萬億日元，用于刺激經濟的財政投資達125萬億日元，再加上1997年以來為穩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總額將近190萬億日元，總國債余額佔GDP比重從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 

　　這專門為刺激經濟撥出的大筆資金，在日本國內並未真的得到“刺激經濟”的效果。于是，直到今日，日本政府的巨額經濟刺激措施仍然不斷出臺。

　　在大筆的日元投資資金形成的巨額流動性的推動下，按照規劃，日本已經布滿了鐵路、公路、機場的狹小國土上，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連續不斷。

　　然而，煩惱的日本人發現，經過連續百年的建設，日本國內已經沒有地方容納這些鐵路、公路、機場了。于是，滑稽的場面出現了：在已有的鐵路、公路旁邊，建造起止、走向、功能相同、平行的第二條、第三條線路；或者硬把山包上一層水泥外殼；或者在荒涼絕域的北海道建造高等級公路——這些路上常年沒有人跡，只有野熊出沒，于是有人譏諷日本人造了“給野熊走的路”； 或者在鳥不拉屎的荒涼絕域建設機場——管它有沒有飛機停降，反正刺激了經濟。

　　這一切，在日本影片《麻辣教師GTO》中完美而形象地反映了出來。影片一開始，反町隆史扮演的鬼冢英吉騎著摩托車，在北海道一個荒僻小鎮（幌比內）的高等級公路上行進。全長一個半小時的影片中，我們清晰地看到，這條寬闊的公路，從頭到尾，只有鬼冢英吉、漂亮姐姐藤原紀香、一個搶劫犯，以及追捕該罪犯的一堆警察走過——這就是日本濫發貨幣、強行推動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可笑結果。

　　于是，在持續多年的治理後，日本壞賬數額之巨大依然讓人看了就頭大 。什麼是壞賬呢？拋卻經濟學家的解釋，我們不妨給出一個自己的解釋：就是不能產生經濟效益的投資，比如日本那些只有猴子和狗熊走的高速公路，以及落滿了鳥糞而少有飛機起落的機場。

　　同時，作為數十年如一日“積極財政政策”的必然結果是，日本國債、私人負債和總債務額持續增加。而最讓人頭痛的消息則是：2010年媒體報道，日本國債規模已經突破GDP總量的200％——日本人瘋了！

　　資金轉化為鋼筋水泥，留在了“鐵、公、基”（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上，但是資金推動的流動性卻仍在繼續流轉。

　　這巨額資金匯成一股洪流——我們稱之為巨量流動性，在日本的“鐵、公、基”上稍做停留，便流出日本，出海尋找高回報的領域去了。

　　不要忘記，資本總是追著“低風險、高回報”的利潤的。這是它的本性。

　　為著追尋高利潤的領域，日元流動性到底去了哪兒呢？

　　據瓜子所知，這筆錢，至少去了兩個地方：

　　其一，在海外購置優質資產。

　　資料顯示，日本在海外的凈資產迅速增加，1986年達到1804億美元，超過號稱“食利大國”的英國，爬上世界第一的寶座。

　　此後，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純債權國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純資產余額達1753080億日元，按當年12月的平均匯率折算，約為14338億美元，與“廣場協議”前的1984年相比，增大了18倍以上。

　　我國駐日本大使館經濟商務處唐淳風先生的調研報告顯示，到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一舉增加3317億美元，達到32046億美元。其中僅海外證券方面的資產，就達到13280億美元，超過其海外總資產的三分之一，足見其資本運行力度之大。

　　這些資產，有秘密的，有公開的。據我們所知，其中包括發展中國家（當然包括中國）眾多礦產資源、石油資源的股權、開採權、優先購買權等。其中，最惹眼的，就是日本事實上參股，甚至控制的世界三大鐵礦石企業（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

　　還是讓資料來說話吧： 

　　三井物產與巴西淡水河谷真正走向聯合，是從2001年三井物產幫助淡水河谷成功並購巴西資源公司CMM公司開始的。三井物產本就擁有CMM公司40%的股份，後又從CMM創始人的孫子Frering兄弟手中買進60%具有表決權的股份，徹底並購了CMM。之後，三井物產將一半的CMM股份賣給淡水河谷，幫助後者成功控制了CMM公司。

　　此後，三井物產繼續深化與淡水河谷的合作，雙方于2002年4月簽署了戰略聯盟協議，正式將合作關係擴展到鐵礦石業務之外，包括三井物產向淡水河谷出售採掘機械，提供運輸鐵礦石的鐵路車廂，以及建立沿海集裝箱運輸和物流合資企業等。合作中，三井物產還對淡水河谷給予金融援助，在日常工作中，雙方還有著非常密切的人員交流，例如三井物產派人出任淡水河谷的客戶經理，雙方還建立了情報互換機制。

　　2003年9月，三井物產出資8.3億美元收購了Valepar公司1960.7萬股的普通股，Valepar公司是巴西淡水河谷的控股公司。此次收購的股份相當于淡水河谷總股份的5.05%和淡水河谷公司7.84%的普通股。由此，Valepar的股份構成是：Littel（四家巴西養老基金）持股58.0%、Bradespar（巴西發展銀行的投資公司）持股17.4%、三井物產持股15.0%。然而，前兩位股東是巴西當地金融機構，沒有商業經驗，並非實際經營者，而三井物產則派遣業務主管進入了淡水河谷的行政委員會，成為事實上的公司經營決策者。

　　再談三井物產與力拓、必和必拓的聯合。

　　事實上，三井物產在澳大利亞投資經營鐵礦山已經有很多年，與力拓公司關係密切。三井物產已經部分擁有力拓的一項核心資產，即位于澳大利亞 Robe River的鐵礦石業務。1965年，三井物產投資Robe River鐵礦山，1967年，繼續投資澳大利亞的Newman鐵礦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亞的West Angelas鐵礦山和Pannawonica礦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產、新日鐵、住友金屬工業公司共同擁有和開採。

　　三井物產與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公司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三井物產在西澳大利亞經營三座鐵礦合資企業Mt. Newman、Yandi和Mt. Goldsworthy，必和必拓、伊藤忠商事和三井物產在每一家合資企業的股權都分別為85%、8%和7%。三井物產還連續出臺增資計劃，以提高企業的年產能。

　　此外，三井物產與必和必拓在澳大利亞以外也有聯盟關係。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產出售了其在西南非洲納米比亞油氣田15%的利益，此宗交易標志著日本公司首次獲得納米比亞的勘測許可。

　　除了三井物產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兩家財團——住友財團和三菱財團，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比如，力拓擁有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Northparkes銅金銀礦80%的股權，其合資方住友商事擁有6.7%，住友金屬礦山公司擁有13.3%。另外，力拓加鋁與住友商事合資擁有新西蘭Boyne島鋁冶煉廠，其中力拓加鋁擁有該廠79%的股份，其余21%股份由日本住友商事持有。三菱財團的綜合商社三菱商事則與必和必拓共同在澳大利亞經營全球最大的煉焦煤供應商必和必拓三菱聯合公司（BMA），雙方各持有50%股份。三菱商事與必和必拓在鋁和銅項目上也展開密切合作，三菱商事持有莫桑比克Mozal鋁冶煉廠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47%。三菱商事持有智利Escondida銅礦少量股份，必和必拓持有57.5%。三菱商事持有秘魯Antamina銅鋅礦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33.75%。說明一下，三井財團與住友財團的金融係統合並成了三井住友金融集團，兩家是親兄弟關係。

　　（引用自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2009年7月20日發表在《第一財經日報》的文章《深入布局：看日本人如何玩轉全球三大鐵礦石巨頭》）

　　看到這里，我們立刻就可以明白了，為何鐵礦石談判，日本企業總是搶先接受大幅度漲價的要求！感情人家是兩口子，倒騰鐵礦石開的是夫妻店：自己買、自己賣著玩，倒霉的就是外來戶——中國。

　　其二，建立大規模的生產基地，並且進行大筆投資。

　　地點，主要就在東南亞。這點，日本人做起來順手無比，然而中國人做起來就無比艱難，原因很簡單，有人掣肘。這個“人”是誰？為什麼掣肘？這些，我們且不著急，我們留著放在後面慢慢聊。

　　于是，僅僅在1995年到1998年間，流向東南亞地區的日元海外貸款，粗略估算有2600億美元。這些錢，有力地推動了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並且推動這些國家在1997年前形成了巨大的經濟泡沫。

　　這個超級大泡沫，其表現，與日本泡沫如出一轍——以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飛漲。

　　這個泡沫，始于日元大幅度流入，破裂于日元大幅流出東南亞國家之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1996年到1999年間，日本銀行在五個發生危機的國家減少了474億美元的貸款，1995年到1999年間，在東南亞地區總共減少1925億美元的貸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正是日本銀行的撤貸，制造了東南亞的急劇信用緊縮，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那麼“之二”呢？

　　原來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界就有個名詞，叫作“日元套利資金”。

　　其背景是日本進入經濟大蕭條後，為了刺激經濟，日本政府將利率不斷調低。1991—1995年，日本銀行先後9次調低官方利率，共降低5.5個百分點。1999年，日元的利率已經降低為0.5％。算上通貨膨脹率，日元的利率實際上是負的，貸款成本低到沒有，甚至只要借錢了，就等于賺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大批國際職業投資者，包括躲躲藏藏的眾多金融大鱷，從日本的銀行借出日元，在其他國家進行投資。

　　加上自發從日本流出的巨量流動資本，兩股力量聚在一起，規模驚人，甚至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點，掀起驚天動地的金融巨浪。

　　1997年，日本因為自身銀行係統的危機，在先前大筆投資東南亞並且制造了巨大泡沫的基礎上，突然撤資，造成了東南亞急劇的通貨緊縮局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投機資本，以本身資本加上裹脅的巨量“日元套利資金”，先將泡沫盡力推高，然後突然出逃，直接捅破了東南亞經濟泡沫。

　　在獲取巨額利潤後，索羅斯們打著飽嗝回去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夾著皮包來了。

　　為了求IMF和世界銀行救助已經亂作一團的經濟，東南亞、東亞各國和地區含恨接受了屈辱的條件。其中的核心就是將國家金融主權拱手相讓，送于IMF和世界銀行背後的大老板，就是歐美資本。

　　以排外、自立著稱的韓國為例，誰能想象其金融行業半壁江山早已歸屬他人？ 1997年以前，韓國政府規定外資對韓國銀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4％。這個比例，在中國的證券市場，連舉牌都不夠格。

　　金融危機後，一切全變了：2004年9月末，韓國普通銀行的外國人持股率達到59.2%（1997年末為16.4%），1997年末，外資銀行資產佔韓國國內存款銀行總資產比率為8.5%，到2004年末上漲為22.4%，外資銀行的總資產規模達到270兆韓元。

　　韓國最大的幾家銀行中，第一銀行、外換銀行、韓美銀行、新韓控股、漢拿銀行被美歐資本控制的股份均至少超過一半，而韓國最大的銀行——韓國國民銀行70％的股份被外資控制。

　　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大夥兒都明白了一點：控制了一國之金融業，即控制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如此看來，青瓦臺（韓國總統的辦公地點）主人——那位名義上的總統，不過就是歐美資本家的半個員工而已。

　　哈韓的同學，如果一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請看下面的公開資料：

　　金融危機以後……韓國制定了《外國人投資促進法》，金融（銀行、證券、保險等）市場完全向外資開放，取消了外國人對金融企業投資所佔股份的比例限制。

　　外資佔韓國銀行市場的比重立刻直線上升：1998年為6％，次年便翻了一番，2004年達到33.7％，7年里竟增長了5倍，而在韓國最大的幾家銀行里，則掌握了60%~70％的股份。

　　2005年底，韓國證券市場中外資比重佔39.7％，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33個主要國家里居第八位，比這些國家平均比重高出11個百分點。

　　在保險市場上，外資所佔份額也在2004年底達到了16.5％。

　　韓國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金融危機以後，韓國共發生30宗大企業（指資產總額在2萬億韓元以上，約合20億美元的企業）購並案，其中有20家由韓國本國資本購買，另有10家被外商購買。

　　韓國投資者收購的均屬于戰略性投資，即並購企業是用來經營。而被外商買下的10家企業中卻有一半則屬于財務性投資，即買下企業後加以包裝再轉手倒賣以賺取差價。

　　而且，在外商並購的上述10家企業活動中，用于財務性收購的金額遠遠超過用于戰略性收購金額。前者平均為1.15萬億韓元，後者僅為6384億韓元。 

　　2003年10月，美國私募投資基金龍星基金以1.32萬億韓元收購了韓國外換銀行（其功能和地位相當于我國的中國銀行）50.5％的股份，2006年5月，竟以近6萬億韓元的高價轉讓給韓國國內最大的國民銀行——僅僅30個月，龍星基金就獲得4.5萬億韓元，超過四倍的差價收益！

　　這龍星基金，僅僅是個小角色而已。高盛、雷曼兄弟等重量級的大鱷，獲利百倍于此。

　　可憐的韓國人，被掠奪的慘劇並未停止，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韓國人再次被趁火打劫。請看韓國KBS（韓國廣播公司，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網站的報道：

　　（2008-11-01）紐約消息：世界三大信貸評估機構之一的標準普爾公司10月31日宣布，該機構把國民銀行、新韓銀行、外換銀行、哈那銀行等韓國7家銀行從觀察對象名單中刪除。

　　標準普爾公司于10月15日以上述韓國7家銀行處于外匯流動性不足狀況為由，把它們列在觀察對象名單里。該公司說，韓、美央行已經簽署規模為300億美元的雙邊貨幣交換協定，解決了外匯不足的問題，因而恢復了信用，因此決定，把韓國7家銀行從觀察對象名單中刪除。

　　這個新聞，換句話來說就是：300億美元，是韓國領軍的七大銀行、金融穩定、國民經濟獲救的關鍵。若套用1997年的經驗，我們非常容易就可以推斷出來：提供這300億美元的那個神秘人物、國家或者組織，將會從中獲利——巨額收益。

　　韓國的悲劇是整個東亞、東南亞國家（曾經的“四小龍”、“四小虎”，還包括日本）的縮影。

　　整個事情的始末，就是一出悲劇！不對，應該是兩出——索羅斯洗劫第一遍，然後IMF和WB笑嘻嘻地手挽手闖了進來，洗劫第二遍……

　　等等！

　　事情還沒有結束，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還在排隊等著打掃戰場呢。受害國人民的工作全丟了：因為怕受害國家的人民悲傷過度，影響工作，于是，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由中國人民接手了！

　　那丟了現有工作的他們，以後做啥呢？很簡單，國際社會召開大會討論這個問題。

　　在這個團結的、勝利的大會上，歐洲、美國、中國以三票對一票的優勢，挫敗了一小撮搗亂分子的陰謀，順利通過了決議。會議決定，東南亞（“四小龍”、“四小虎”）做中國人留下的工作，擔任中國人民留下的重任——出口資源和能源，並且兼職做中國人的半成品加工車間。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終于感到有些喜劇元素出現了——中國人升級了，從最低級的活，升到了高一級。雖然還是打工仔，不過也是巨大的進步啊，為了這一天，中國努力了50年！對于有疑問的同學，我們還是建議他們去查詢中國出口商品結構構成的變化。再說一遍，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國出口商品的主體，還是石油、煤炭等能源，稀土等礦產資源和木材、農產品等初級產品，稍有技術含量的大宗出口物資，就是紡織品了。

　　大度的中國政府宣布，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人民幣堅決不貶值，從而減輕了亞洲國家的壓力。在2010年召開的國際會議上，英國《金融時報》承認，東南亞國家認為此舉救了他們。

　　不過，若是在搜索引擎中稍稍花一點點時間，即可查到這樣一些數字，我們仔細體會一下，當能咂摸出些許奇妙的味道：

　　1984年：1美元兌換2.320元人民幣 

　　1989年：1美元兌換3.765元人民幣

　　1993年：1美元兌換5.762元人民幣 

　　1994年：1美元兌換8.461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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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題扯遠了，大夥兒的思路還是應該回到日本人身上來。

　　我們已經提到，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元資本的滾滾洪流，涌出國門，這個“滾滾”有多麼洶涌呢？資料顯示：1995—2004年，日本每年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凈輸出國，這個時期內，日本向世界輸出的資本達10000億美元以上。僅2004年，日本的資本凈流出達1720億美元。

　　上文中，我們也提到了日本資金的兩個戰略性流向：第一，在全球收購優質金融資產和礦產資源；第二，在東南亞建立生產基地。之所以形容為“戰略性”流向，是因為這些努力，成功了，會為日本帶來持久、長遠、豐厚的戰略性收益；失敗了，將會徹底扭轉日本國家發展的走向，甚至影響整個世界經濟、世界政治局勢。而且，事實上也是如此。

　　然而，日本資本還有第三個重要的去向，那就是支持了美利堅人民熱火朝天的資本主義建設。

　　1991年後帶領美國打贏冷戰的老布什總統得意揚揚，放眼天下，兩個最強悍的敵人都倒下了：日本經濟帝國被重創了，蘇聯解體了。如此輝煌的戰績，在美國歷史上，也算獨一無二了吧！老布什信心滿滿，全力爭取連任總統。

　　然而現實的美國人民給了他當頭一棒：出局，克林頓上臺。原因只有一個：經濟搞得太爛了。

　　克林頓上臺，在吹好薩克斯管的同時，做好了自己的本職工作。

　　社科院專家、中央貨幣政策委員會前重要成員余永定先生在2001年發表的《美國經濟：十年擴張的終結》中說：“過去的十年，是美國經濟急劇擴張的十年。”而早在1995年發表的《強勁回升的美國經濟》中，余老就說：“1994年，經過多年的苦苦掙扎，美國經濟終于走出隧道盡頭，進入了全面復蘇。”

　　總結一下，余老的意思就是，美國的經濟在1990年到2000年間強勁增長，但是真正的增長，事實上開始于1994年，到2000年結束。

　　1992年老布什下臺，美國經濟復蘇；2001年小布什上臺，美國經濟開始下滑。換句話來說，搞爛國家經濟，布什家是好樣的；搞好國家經濟，布什家就黔驢技窮了。

　　也就是說，美國經濟好，全是人家克林頓的功勞。

　　克林頓搞了什麼項目，把美國經濟搞上去的？

　　城市拆遷？還是來料加工？或者是舊城改造？

　　都不是。克林頓選擇的是“國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設。換言之，就是現在大家已經熟知的IT經濟（又叫網絡經濟或者新經濟），當時還有個新鮮名字，叫作“知識經濟”。

　　在美國發達的創業板市場和風險投資體係的支持下，美國國內全面推進所謂信息技術時代的到來。

　　注意，在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創業板市場都不成功，甚至是在某些國家，創業板被很多人認為就是“騙子雲集的市場”：股票投資者是騙子，項目推出人是騙子，上市企業是騙子，股評人是騙子，財務報表是騙子，預期收益是騙子……

　　相形之下，日本國引領世界新技術革命潮流、佔領全球技術制高點的突出代表就是機器人項目，而且日本的機器人研究已經取得重大突破，並且全面趕超美國同行。這點，在80年代已經成為事實，這也是美國決心狙擊日本經濟的原因之一。而且，美國人成功了，美國人的“知識經濟”變成了耀眼的新星，萬人矚目。而日本人的“機器人經濟”，直到今天，仍然處在全球經濟地圖的角落位置，少人搭理。

　　作為狙擊日本經濟成功的意外收獲，大批廉價的日元資本滾滾流入國際市場。在直接支持了美國的房市、車市之外，當然不會忘記流入當時紅紅火火的美國納斯達克（NASDAQ）市場和風險投資領域，為美國當時更加紅紅火火的信息技術研發和推廣提供豐裕的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