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果集》（一八一六年）和《愛者之貽》（一九一八年，包括《渡口》）是從一八八六到一九一七年間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十六部詩集和三部戲劇中選出，並且大部分由詩人親自從孟加拉文譯成英文的兩部詩歌選集。收入集中的二百二十四首詩歌，主要是一九零零年以後的作品，此前的詩篇入選的寥寥無幾。

　　二十世紀到一九一六年是泰戈爾一生中最不平靜，精神備受折磨的時期。在家庭生活方面。他連連失去親人。一九零二年他的妻子去世，一九零三年他的二女兒瑞如卡病故，一九零五年他的父親逝世，一九零七年他最心愛的小兒子蘇敏德拉納特又傳染上霍亂，在五年前母親去世的同一天離開了人間。在政治及社會活動方面，自從一九零五年泰戈爾退出轟轟烈烈的民族自治運動以後，他不斷地受到批評，他苦心創辦的發揚民族精神的學校又給他在經濟上加重了負擔。在孟加拉文壇上，他也是被抨擊的對象，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論文幾乎都逃不脫一部分人的圍攻。以至發展到一九一二年他的作品開始在西方受到讚賞，他本人又恰在國外的時候，著名的劇作家D．L．羅易竟寫了諷刺劇《喜樂的告別》在劇院上演，公開對泰戈爾進行嘲笑和誹謗。雖然一九一一年孟加拉文學學會在加爾各答市政廳為祝賀他五十歲誕辰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但也不是沒有鬥爭，一部分人認為這種榮譽應當給予更配接受的人。

　　一九一三年，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當五百名崇拜者從加爾各答乘專車涌到寂鄉向他祝賀時，他極為憤懣的發言Ｋ又觸怒了他的同胞。獲獎的熱潮消退之後，他又隱約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開始對人類的命運憂心忡忡了。

　　《採果集》是一部側重宗教抒情歌曲的詩歌選集，主要選自《白鶴集》（Balaka，1916）、《歌曲集》（Gitali，1914）、《歌之花環》（Gitimatya，1914）、《奉獻集》（Utsarga，1914）Ｌ、《擺渡集》（Khaya，1906）以及為紀念死去的妻子而寫的“悼念集”（Smaran，1903）和被譽為“愛國主義教科書”的《故事詩集》（Katha，1900）。

　　泰戈爾的歌曲大多採用民歌曲調。一九零五年，在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第一次高潮期間，他所寫的許多充滿愛國熱情的歌曲，都是按流行在孟加拉邦的民歌曲調譜寫的，如伴著獨弦琴歌唱克旦涅納和拉塔熱戀的抒情曲《巴烏爾》（Baul），和著手鼓鐃鈸讚頌黑天功績的節奏強烈的《吉爾丹》（Kitan）以及河上船夫所唱的歡快流暢的《漁歌小調》（Sarigan）。在表現手法上，泰戈爾喜歡採取的是中世紀信奉黑天的維濕奴派虔信詩人的抒情歌曲中接近神秘主義的象徵手法。遙遠的笛聲象徵著永恆的愛人黑天向情人拉塔發出的愛的召喚。披著長長的黑發，響著驚恐的腳鈴，黑夜里迎著風雨急急奔走著的女人，是拉塔在赴黑天的約會；渴望愛情的新娘，河上的小舟、木筏，只要敞開大門就可以容納下全世界的小屋；水像烏鴉的眼睛一般黑的深湖，都是心的象徵；深夜出海的船夫，小船上的舵手代表命運和死亡。

　　維濕奴派詩人歌唱神，實質上是歌唱生活和人，這種象徵手法最適于泰戈爾用來表達他豐富、復雜、難以準確描述的思想感情。當然，在形式方面他也有取舍創新，加上他對梵文文學的深湛造詣，使他的歌曲（抒情詩也同樣）既具有民歌的樸素自然，又帶著古典詩歌的典雅莊嚴，象徵手法又為之蒙上一層朦朧神秘的色彩，增添了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

　　泰戈爾是詩人，同時也是哲學家。在這部選集里（也包括他全部的詩作），如果願意，每一首詩都可以看作他“梵我一體”，“有限的自我中寓有無限的絕對精神”，“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的宗教哲學理想的注腳，而且他的同胞中也有不少人這樣做了。然而，廣大的讀者注意的卻是這些決不脫離生活的宗教頌歌里，以精湛的創作技巧描繪下來的這一段坎坷生活中思想情感的足跡；他對真理（他的神）的執著的追求，他為之奮鬥的思想被人誤解，嘲笑時的“我獨醒”的寂寞之感，他遭到打擊、侮辱時的以笑當哭，倣佛獲得自由似的歡樂，他為失去親人而產生的深切悲痛……。更吸引讀者並贏得他們的熱愛的是他生活史上這一“收獲季節”獻出的累累碩果——他的詩歌中表現出的從失敗中爭取勝利，依靠自己的力量赤手空拳建造人間天堂的無限自信，決不“屈從多數，違心地改變初衷”，迎著風暴揚帆，與時代一同前進的戰鬥精神，對帝國主義貪婪、掠奪的譴責和對祖國母親孩子般赤誠的依戀，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火海毒雲中仍懷著“殉準者的鮮血，母親的眼淚，妻子的守望，會換來天堂”，人類經過血的洗禮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的堅定信念。當然，廣大讀者也不會忽略閃耀在詩歌里對被壓迫的卑賤者無限同情的人道主義的火花。

　　《愛者之貽》和《渡口》主要選自《宗教頌歌》（Dhrman San-git，1917），《白鶴集》、《擺渡集》、《歌之花環》、《吉檀迦利》（Gitanjali，1910）和《剎那集》（Kshanika，1900）。

　　正如《採果集》以宗教抒曲詩歌的頂峰《歌之花環》為主一樣。《愛者之貽》中選得最多的是公認為最優美的抒情詩集《剎那集》中的作品。《剎那集》是泰戈爾第一次運用孟加拉口語，為在大自然的懷抱里戀愛著的青年人而寫的詩篇。它歌唱青春，歌唱生活，歌唱愛情的悲哀和歡樂，歌唱在生意盎然的大自然中所產生的幸福感。這些詩，語言特別樸素，韻律特別輕快，感情的流露也特別大膽。然而在歡歌中卻帶有韶華已逝，青春不再（泰戈爾當時已近四十歲）的傷感惆悵的調子。而在《渡口》中卻更進一步，已是站在從此岸到彼岸，從這一世界到另一世界的渡口，鎮靜地等待死亡的日漸逼近。

　　泰戈爾的英譯和孟加拉原文出入很大，是他的再創作。在翻譯這幾部詩集時，雖然查對了原文，但是除了一、兩首由于英譯意義不太明確，根據原文稍做增刪外，其余的基本未加改動。

　　泰戈爾的英譯早已有人批評是原詩提綱式的縮寫本，是剝去了韻律、節奏的血肉，撕下了華美辭藻的衣衫的一副骨架。然而，泰戈爾畢竟是位大詩人，他的摒棄鉛華的“再創作”不僅未失去原作的主旨，還為它增添了另一種清新的魅力。

　　泰戈爾的英譯詩選，既不注明寫作年代，又不說出選自哪一部詩集。這給只能依靠英譯來欣賞或研究的讀者和研究者帶來很大的困難。這在西方早已引起了批評，我國的讀者和研究者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按英譯出版的先後來劃分泰戈爾的創作階段，論述他的思想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要把選集中的二百余首詩注出寫作年代，選自哪些詩集，確實是既需要時間又頗費精力的事。除了四十年前在寂鄉朝夕聽慣了的晨禱和晚祈的歌曲仍依稀在耳，和至今仍能背誦的一些名作可以很容易地注明出處外，大部分都要費力查找。原文詩集後面雖附有索引，但都是每首的第一行，而泰戈爾的譯文卻從長詩或短歌里選出幾句再增添改寫，困難就更大了。因為手邊除了一部殘缺的二十六卷《泰戈爾作品集》和一部泰戈爾自己編的《詩選》（一九三一）外，單行本不多，所以有些詩未能注明出處，有些詩原文未注明寫作年代，但從詩集出版的日期也可斷定寫作年代，不至于有太大出入。希望這一費時費力的工作的成果能對讀者和研究者多少有所幫助。《吉檀迦利》譯者序

　　泰戈爾是我青年時代所最愛慕的外國詩人。他是一個愛國者、哲人和詩人。他的詩中噴溢著他對于祖國的熱戀，對于婦女的同情和對于兒童的喜愛。有了強烈的愛就會有強烈的恨，當他所愛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時候，他就會發出強烈的怒吼。他的愛和恨像海波一樣，蕩漾開來，遍及了全世界。

　　印度人說他是誕生在歌鳥之巢中的孩子，他的戲劇、小說、散文……都散發著濃鬱的詩歌的氣味。他的人民熱愛他所寫的自然而真摯的詩歌。當農夫、漁民以及一切勞動者，在田間、海上或其他勞動的地方，和著自己的勞動節奏，唱著泰戈爾的詩歌，來抒發心中的歡樂和憂愁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這些唱出自己情感的歌詞是哪一位詩人寫的。

　　我最初選擇他的《吉檀迦利》，只因為它是泰戈爾詩集中我最喜愛的一本。後來我才知道《吉檀迦利》也是他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從這本詩里，我遊歷了他的美麗富饒的國土，認識了他的堅韌溫柔的婦女，接觸了他的天真活潑的兒童。1953年以後，我多次到印度去，有機會看到了他所描寫的一切，我徹底地承認泰戈爾是屬于印度人民的。

　　泰戈爾的詩名遠遠超越了他的國界。我深感遺憾的是我沒有學過富于音樂性的孟加拉語。我翻譯的《吉檀迦利》和《園丁集》，都是從英文翻過來的——雖然這兩本詩的英文，也是泰戈爾的手筆——我縱然盡上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傳達出這些詩中的一點詩情和哲理，至于原文的音樂性就根本無從得到了。

　　我是那樣地喜愛泰戈爾，我也到過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過的七葉樹下站了許久，我還參觀過他所創立的國際學校。但是，“室邇人遠”，我從來沒有拜見過他本人。1924年泰戈爾來到中國的時候，我還在美國求學。後來我聽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說，當他離開北京，走出寓所的時候，有人問他：“落下什麼東西沒有（Anything left）？”他愀然地搖搖頭說：“除了我的一顆心之外，我沒有落下什麼東西了（Nothing but my heart.）”。這是我間接聽到的很動我心的話，多麼多情的一位老人啊！

　　現在是清晨八點鐘，我案邊窗臺上花瓶里的玫瑰花，正不時地以沁人的香氣來縈繞我的筆端。我相信，在這個時刻，這種環境為我譯的泰戈爾詩作序，是最相宜的。

　　冰 心

　　1981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