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樂氏家族進北京的幾種說法
前面說到,樂氏家族是由浙江遷來北京的。有沒有可靠證據呢?
歸納樂氏家族進北京的過程,有四種說法。前兩種說法有文字根據,二者有共同處,二者間沒有大矛盾。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的共同之處都認為樂氏家族是在萬歷年間,由浙江省慈溪來京城的,不同之處僅僅是南宋之前的情況。而第三種說法和第四種說法僅是社會傳說。
一、 樂氏家族進京的第一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以樂家祖先畫像旁的題跋年代是乾隆丙子年(1756年,約乾隆21年)為依據的(見圖1-1,圖1-2)。樂家祖先樂毓秀(號匯川,京7代)在畫像旁有親筆題字(圖2-3),題字如下:
維殷之裔,世居盤谷,宋帝南遷,浙水聚族予宋國公子樂甫後,世居河南盤谷,南渡時徙遷寧波。曰明萬歷,來于京師。金臺有址,托足于斯。無謂市小,市則有花,在城之南,九世為家花市巷名,歲維乙巳,孤矢初縣。我考名予曰秀,字予曰匯川。忽忽焉、碌碌焉,三十二年。予愛吟詩,予拙予口,予量不佳,而喜飲酒。彼諸君子,愛忘予醜,予樂多賢友。德之不修,我則憂之;聲聞過情,我則羞之。名不善求,生不善謀,日囂囂焉無愁。在石之上,在桐之陰,人貌我面,我繪我心,月有景,琴有音,高山流水,往古來今。
乾隆丙子年十月有一九日析津樂毓秀自述
這段題字多是四字一句,類似四言詩,謙虛地講述了樂家上千年的來龍去脈,大意是:
我家是殷朝的後裔,自古居住在河南盤谷,是宋國公子樂甫的後人(筆者注:盤古位于河南洛陽以北,現濟源縣附近),宋朝向南方遷都時,樂氏家族隨同宋朝皇帝南遷,全家聚集一起來到浙江。據說是明朝萬歷年間有人來到京師,落腳之處是北京金臺一帶(筆者注:北京金臺的說法很多,這里是指崇文門外“金臺書院”一帶)。該地有固定地址的集市,集市規模雖小,總有花出售(多指絹花),地點在北京城南,樂家在此地已住九代人(包括侄、侄孫兩代)。胡同名字就叫做花市(今花市大街一帶)。我以秀為名,別字匯川。繪此畫像時年32歲(虛歲),自知碌碌無為。平時雖愛好吟詩,但我並不聰敏而且有點口吃。雖愛飲酒,可是酒量又不大。相識的各位群賢摯友並不計較我的缺點,我得以交結到眾多文人雅士。我為自己修養不高而鬱悶,也為自己名過其實的聲譽而慚愧。我不善謀財,不善追名逐利,終日囂囂無大作為。在山石之上,在梧桐樹下,別人能生動描繪出我的外表,只有我自己能刻畫出我的內心。明月有影,撫琴有音,高山流水,古往今來。
匯川公繪此畫像時的年齡是32歲(實足31歲),匯川公出生于雍正三年(即1725年),在自述中匯川公說到自己的愛好、個性、交友等方面。這段話的最後落款是“樂毓秀乾隆丙子年11月9日在析津的自述(析津之地即現北京市大興區,泛指燕京)”。
此畫像作于公元1756年(畫像之後,名人陸續題字至1758年完成,見第一章、第二章圖2-1∼圖2-9)。樂毓秀自己題字的右下方印章刻有“匯川”二字,在左下方另一印章刻有“前身應是一詩僧”。這說明匯川公(晚輩對樂毓秀的尊稱)的詩頗有造詣,他不像個商人,不追求名利。在詩文方面頗顯文人氣質,在處世方面具有看破世俗僧人的超脫格調,與鄭板橋一類超脫的文人意趣相投,自認為具有詩人和僧人的雙重特色。我以為,像這樣儒僧與詩人兼備的商人,恐怕是百年中難遇的一位。
畫像經歷了250余年,避過了“十年浩劫”得以保存。雖然畫的紙面已氧化,四周題跋的絹面已經發黃,可是墨色依然,各印章的印色鮮紅,清晰可辨。只是畫的裱裝顯然已老化變脆,失去了光澤。我曾愚蠢地想把畫裱裝翻新,但內行警告說此舉等于是破壞文物。
從畫像四周的題跋來看,其中有鄭板橋的好友伊福訥,還有名家李世倬、進士邵大業、進士卲自鎮、內廷供奉傅雯、滿族舉人成桂等十幾位名人名家。如此多的題跋涉及面很廣,定是真跡無疑。
[注]畫像四周纂寫題跋的知名人物:
1.伊福訥 滿人輝發納剌氏,雍正庚戌進士,由主事歷官禦史,戶部郎中,子兼五,工書法,嗜酒,是“揚州八怪”鄭板橋的摯友。鄭板橋在北京時,二人曾經5次同遊北京香山。鄭板橋有“紅樹年年只識秋,西山歲歲想同遊”之句,記述二人同遊西山之樂趣。當時正值北京西山法海寺整修後不久,我估計此次聚會很可能是在北京西山法海寺。這證實先祖匯川公與鄭板橋、曹雪芹是同時代人,意趣也相投。伊福訥的題字在畫像正上方(圖2-4)。
2.李世倬 字天章,奉天人,是高其佩的外甥,官副都禦史,曾出任太常,人稱李太常。別號很多,又別字漢章、天濤,號谷榖,又號十石居士,太平拙史,伊祁山人等,素以書畫著稱。李世倬的題字在畫像正下方(圖2-5)。
3.邵大業 字在中,順天大興人,舊籍浙江余姚,雍正十一年進士,任湖北黃陂知縣。
4.卲自鎮 子尹東,號笠塘,乾隆進士,邵氏家族“四代進士,父子同榜”,兩位卲氏的題字在畫像最下方(圖2-7)。
5. 傅雯 奉天廣寧(即遼寧北鎮),官驍騎校,師高其佩,自稱凱頭陀,乾隆時供奉內廷。題字在匯川公自題右側(題詞見圖1-3及圖2-8)。
6. 成桂 號雪田,滿人姓覺羅氏,鑲黃旗人,乾隆時舉人,工草隸。題字在李世倬題字左側(圖2-9)。
先祖匯川公從輩分來說是樂家來京之後的第7代(現筆者一輩排到第14代,相差7代人)。更為直觀的說法:這位匯川公是我這輩人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即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參見[表一]——《樂氏家族世係的樹枝形家譜》)。
這兩百多年前的物證最具權威性,證明樂家是800年前出于忠君愛國之心,由河南盤古追隨宋高宗到浙江;再于400年前,由浙江寧波來到京都北京。事實上,這個證據就是導致我寫書的初始動機,因為在已經出版有關同仁堂的書籍刊物中都是沿用樂氏進京的第二種說法。該說法的證據不夠直接,有張冠李戴之嫌。而我現在所見的祖宗畫像是當事人手書的唯一證據,很可靠。後來,我來到寧波,把手中所有證據整合之後,越發深信所見的樂姓家族的歷史淵源。
除了根據先祖畫像題跋的依據外,按清末留下的《樂氏宗譜》序中也有大致的記載:“樂氏之先本出于宋,微子啟之苗裔也……家四傳而至公子術……子孫以其字為姓……世居河南商丘之地”。有這段記載作為旁證,也進一步支持了第一種傳說的正確性。
總而言之,樂氏家族是在南宋由河南來到浙江寧波,定居寧波幾百年後,于明末清初來北京,在北京崇文門外的花市住了較長時間,傳至匯川公的孫輩。我估計,到了第10代人,約在印川公(樂平泉公1840∼1850年)時,即清道光至鹹豐年間,搬到前門外打磨場新開路。
按此說法,樂家的原古祖籍是河南盤古。所以當有人說樂家是“橘井傳家三百年”時,家中的父親輩和祖父輩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我家的醫藥傳統並不止于此。他們幾位意見是:我家醫藥傳家遠過300年。如果說:“橘井傳家八百年”也不為誇大。
所以樂氏家族的祖籍既可以說是河南,又可以說是浙江。從籍貫產生的影響考慮,影響較近、影響較大的還要說是浙江寧波,所以我寧願說自己是寧波人,性格上也隨寧波人。
親身經歷
在20世紀90年代,當我執教于深圳大學時,有位深圳市“寧波同鄉會”的負責人,是任教于深圳大學的陳永康教授。有一次,他在大家等候學校班車的時候,突然問起我是不是寧波人。我于是把上述的信息說了一遍,陳老師十分高興,馬上邀請我參加深圳市的“寧波同鄉會”的聚會。在會上我向同鄉會匯報了上述的情況。
我說:“我家居寧波幾百年,應該說是寧波人,樂家老鋪同仁堂在北京的事跡反映了寧波人的開拓精神,這是寧波的驕傲”,聚會上寧波同鄉反應熱烈。
深圳市“寧波同鄉會”約我聚會的第二年,寧波市政府就直接邀請我前去寧波訪問,並且給予熱情接待。我匯報了祖輩的歷史,寧波市也再次考證了樂氏家族,證明無誤。地方雜志對“同仁堂”冠以美名——寧波幫在北京的“明珠”。
此時我了解到,寧波在很早以前就有一條“藥王街”。這條“藥王街”集中了中醫、中藥界權威人士,醫藥事業十分興旺。浙江的醫藥界人士大多以這條“藥王街”為中心,向各地輻射。此外我還了解到,寧波鄞縣一帶,自古以來聚居很多樂姓住戶,大約有上百戶人家姓樂。小時候,我曾聽父親說,世代相傳祖上家居浙江鄞縣的小西門,這次訪問使我有機會親自調查,親眼看到歷史社會的現實,證明上述的傳說資料是可靠的。不久,寧波的媒體宣稱:“同仁堂是寧波幫在北京的一顆明珠”。我因而直覺意識到,從樂良才單槍匹馬,以遊方郎中的身份獨闖北京,下傳幾輩人,直到同仁堂的發達興旺,用了100多年的時間,其創業和守業的艱辛可想而知。
回想寧波市的接待,也順便談一談寧波的地方特色。寧波自古地處濱海,物產豐富,海產新鮮,商業發達,人生態度開放,所以飲食很有特色。寧波的特色菜如醉蟹、醉蝦、醉泥螺、東坡肉、臭冬瓜、臭豆腐都與眾不同。寧波市政府接代人員問我能不能適應又生、又臭、又腥的味道,願不願嘗試一下?我原本對寧波菜有所耳聞,有心理準備,于是同意嘗一嘗。結果完全能適應,而且胃口大開,大快朵頤。我認為其中最對口的是醉泥螺和醉蝦。副市長開玩笑說:“你身上本來就有寧波人的細胞嘛!所以不用經過品嘗鍛煉,你就馬上可以適應寧波口味。”
自先祖樂良才來到北京,至今傳到我這一代為第14代,前後歷經了約4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