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這樣做，喜歡這群人。但並非因為馬克思主義下的同志友愛。

　　我喜歡的就是集會的非法形式。或者可以說，這種非法形式讓我身心舒暢。其實，世上稱為“合法”的東西才更可怕，它們讓我覺得高深莫測，其中的復雜構造更是難以理解。我不能死守在一個沒有門窗的寒冷房間里，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縱身跳下去。哪怕是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願。

　　有一個詞語叫做“湮沒于世”，似乎是形容人世間的可憐蟲、失敗者或無良人士的。我卻覺得，自己打出生起就已經湮沒于世，所以每每遇到被眾人指責的同類之人，我就不由分說地溫柔相待。這樣的“溫柔”，就連我自己都如癡如醉。

　　還有一個詞叫做“犯罪意識”。我每時每刻都受著這種意識的折磨，它卻又似與我休戚與共的糟糠之妻，和我進行著淒寂的遊戲，這儼然成為我的生存姿態。此外，俗話說“腿上有傷痕，沒臉來見人”。在我還是嬰兒的時候，這個傷痕就赫然出現在我的一條腿上。隨著成長非但沒有痊愈，反而日益嚴重，擴散到骨髓深處。每夜的痛苦猶如置身于千變萬化的地獄，但這傷口，卻與我日漸親密，比我的血肉還要親密無間。傷口的疼痛，倣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愛情的私語。

　　對我這樣的男人，地下活動小組的氣氛自有一種奇妙的安全感，令我心曠神怡。換言之，比起地下運動的目的，地下運動本身更吸引我。掘木則出于鬧著玩的心理，把我介紹到那個集會中後，就再也沒有參加過活動。他還開了個拙劣的玩笑說：“馬克思主義者在研究生產關係的同時，也應該仔細觀察一下消費關係。”所以他不去集會，倒是一門心思拽著我到外面考察消費狀況。回想當時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掘木那樣愛慕虛榮、追趕時髦，心里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也有我這樣僅僅喜歡“不合法”氣氛便一頭扎入其中的。倘若我們的真實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識破，無疑我們倆都逃不過他們的憤怒斥責，會被當成叛徒趕出組織。但我們卻沒有被開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們比在紳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閒自在、遊刃有余，顯得“朝氣蓬勃”。因此，研究會認為我是大有前途的“好同志”，源源不斷地透露給我大量機密，甚至委托我辦很多要事。

　　而事實上，我也從不推辭，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舉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們都這樣稱呼警察）的懷疑和審訊。我總是一邊逗笑，一邊準確無誤地完成他們所謂的“危險”任務。那些從事讀書會運動的同志總是如臨大敵般緊張兮兮，甚至拙劣地模倣偵探小說中的方法，高度戒備。他們交給我的任務總是無聊透頂，卻煞有介事地制造緊張氣氛。以我當時的心情來說，即使因為入黨被抓，在監獄中度過余生，也決不後悔。我甚至覺得與其對世上的“現實生活”感到恐懼，每晚在輾轉難眠的地獄中呻吟嘆息，還不如被關進牢房來得暢快、輕松。

　　父親時常外出，或是在櫻木町的別墅里忙于接待客人。所以雖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時卻連著三四天都見不到一面。我總覺得父親很難接近，嚴厲可怕，因此也琢磨著是不是該離開這個家，出去租間房子住。正當我不知如何開口時，就從別墅老管家那里聽說，父親有意出售這棟房子。

　　父親的議員任期即將屆滿，想必有種種緣由吧，他似乎無意繼續參選，打算在故鄉建一處院落歸隱，對東京似乎並不留戀。而我不過是個高中生，特地為我保留住宅和傭人在他看來是種不必要的浪費吧（父親的心事與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樣，是我無法明白的）。就這樣，這棟別墅很快就轉售給了他人，我搬進了本鄉森川町一棟名叫仙遊館的舊公寓，住在一間昏暗的房間里。

　　很快，我的生活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總是每月從父親那里拿到固定金額的零花錢。即使我兩三天就會將它們揮霍一空。但家里總會備有香煙、酒、乳酪、水果等，還有書、文具、衣服和其他相關用品也可以在附近店鋪賒賬。連款待掘木吃蕎麥面或炸蝦蓋澆飯——只要是父親經常光顧的這條街上的餐館——都可以吃完後一聲不響甩手而去。

　　可現在一下子變成了一個人租房度日，一切都要靠每月固定數額的匯款支撐，我真是渾然不知所措。匯款依舊是在兩三天內被我花個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沒底，幾近發狂，交替著給父親、哥哥、姐姐又是發電報，又是寫長信，催他們快點寄錢給我（信中所寫之事，又全是虛構的搞笑之事。我認為，要想請別人幫忙，以先討人歡心為上策）。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頻繁出入當鋪。盡管如此，手頭依然拮據。

　　我缺乏在無親無故的出租房中獨立“生活”的能力。我害怕獨自一人靜靜地待在公寓房間里，倣佛頃刻間就會遭到某個人的襲擊或暗算。所以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麼去為地下運動提供支援，要麼和掘木一起到處尋找廉價的酒館喝酒，學業和繪畫都荒廢了。

　　升入高中後第二年的十一月，我與一位比我年長的有夫之婦殉情，這件事徹底地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上學經常缺席，絲毫沒有用功學習，奇怪的是，考試答題卻頗得要領。所以，雖然經常缺席，卻一直瞞過了家人。然而不久，終于因為我曠課太多，學校秘密通知了故鄉的父親，通報了我嚴重缺課的情況。于是由大哥代筆，給我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長信。不過比起這封信，倒是經濟上的困境和那種運動交給我的任務給我帶來了更直接、更劇烈的痛苦，以至于我再也不能以半遊戲的心態來對待了。我當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區，還是什麼地區的——反正包括本鄉、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帶所有學校的馬克思主義學生行動隊的隊長。聽說要搞武裝暴動，我買了一把小刀（現在想來，不過是把纖細得連鉛筆都削不好的並不鋒利的刀子），把它塞進雨衣口袋四處奔走，進行所謂的“聯絡”事宜。

　　我真想喝了酒好好地睡一覺，可手頭沒有錢。而且從P（我記得P就是黨的暗語，不過也可能記錯了）那兒不停地下達任務，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我這副病弱的身子骨實在是吃不消了。本來我就是僅僅對“不合法”感興趣而參加這種小組活動的，如今卻變得騎虎難下。我弄得手忙腳亂，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對P的人嘀咕：恐怕你們是弄錯對象了吧？那些任務交給你們的嫡係成員不是更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