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把我當做你的親姐姐好啦。”

　　她這種酸溜溜的說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飽含憂傷的微笑表情，說道：“其實，我也這麼想的。”

　　總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千方百計地敷衍過去。因此我甚至不惜為那個討厭而醜陋的女人作出犧牲，讓她買東西給我（其實那些都是些品位粗俗的東西，我大都當即送給了烤雞肉串的老板），並裝出興高採烈的樣子，開玩笑逗她開心。

　　一個夏天的夜晚，她纏著我，無論如何也不肯離開，為了讓她滿意地走開，我在街頭一個陰暗角落里，親吻了她。誰知她卻厚顏無恥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輛計程車，把我帶到大概是大家為進行地下活動秘密租借的一座大樓。在一間看似辦公室的狹小的西式房間里，我和她一直折騰到第二天早晨。

　　“一個荒唐透頂的姐姐。”我暗自苦笑著。

　　無論是房東家的女兒還是這個“同志”，我都不得不每天與她們見面。所以，不可能像從前遇到的種種女人那樣巧妙避開。出于自己慣有的那種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討好這兩個女人，結果被她們牢牢地束縛住了。

　　同時，我從銀座一個大酒館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盡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這種恩惠，我仍然感覺到一種被束縛住而無法動彈的憂慮和恐懼。那時，我已經無須再借助掘木的向導，可以一個人去乘坐電車，或是去歌舞伎劇場，抑或穿著碎花布和服光顧酒館了。在內心深處，我依舊對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懷疑、恐懼和苦惱，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對面一本正經地寒暄了。

　　不，不對，盡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隨敗北的醜角式的苦笑，就無法與別人交談，但我好歹磨煉出了一種“伎倆”，可以與他人一本正經地寒暄。莫非這應歸功于我為那種運動四處奔波？抑或歸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歸功于經濟上的窘境。無論在哪里，我都會感到恐懼，可要是在大酒館里被一大群醉鬼女招待簇擁著，能夠暫時忘卻那種恐懼的話，那麼，我這不斷遭到追逐的心靈，不是也能獲得片刻的寧靜嗎？我抱著這樣的想法，揣上十日元，一個人走進了銀座的大酒館里。

　　我笑著對女招待說：“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點什麼？”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夾雜著一點關西腔。她的這一句話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這顆悸動的心。這倒不是因為她的話消解了我對錢的擔憂，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邊的擔憂。

　　我喝了酒。因為對這個女招待相當放心，所以反而無心進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飾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抑鬱寡歡，一言不發地喝著酒。

　　“這些菜，你喜歡嗎？”

　　那女人把各式各樣的菜肴擺放在我面前問我，我搖搖頭。

　　“只喜歡喝酒嗎？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那是一個寒冷的秋夜。我按照常子（我記得是叫這個名字，但已經記不清了。我連和我一起殉情的女人的名字都記不清楚，真是慚愧)所吩咐的那樣，在銀座某條街上的一個露天壽司攤鋪上一邊吃著難以下咽的壽司，一邊等著她。雖說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壽司難以下咽的滋味，不知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而且，那個禿頂的老板一邊搖晃著腦袋，一邊像個行家似的捏著壽司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多年以後，好多次我在電車上，會忽然覺得某張面孔似曾相識，冥思若想後，我不禁苦笑：原來是像那壽司攤的老板。在她的名字和臉龐都從我的記憶中消隱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壽司攤老板的面孔，我還能記得那麼準確無誤，以至于可以輕松地描摹出一張肖像畫來。我想，這無疑是因為當時的壽司過于難吃，竟帶給我寒冷與痛楚的緣故。我從沒有這樣，被人帶到一個所謂的美味無比的壽司店里去吃壽司，而真的會覺得好吃的體驗。那壽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難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嗎？

　　她在本所Ｋ[7]一位木匠家的二樓租住。在她二樓的房間，我毫不掩飾自己憂鬱的內心。我就像牙疼一樣，一邊用一只手拖著臉頰，一邊喝茶。我的這種姿勢反倒贏得了她的歡心。她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個完全孤立的女人，周圍刮著凜冽的寒風，只有落葉枯枝在四處飛舞。

　　我一邊躺著休息，一邊聽她嘮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大兩歲，老家在廣島。她說道：“我是一個有夫之婦，原本和丈夫在廣島開了個理發店。去年夏天，我們一起背井離鄉來到了東京，可丈夫在東京卻沒有從事正經的職業。不久，被判了詐騙罪，現在還待在監獄里。我每天都要去監獄給他送點東西，但從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為什麼，我這個人天生就對女人的身世毫無興趣，不知是因為女人在這方面敘述方式拙劣，還是因為她們的談話不得要領，反正我全當那些話是耳旁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