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 大企業

　　談到“大變局時代，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根據我25年的工作經歷，很難從微觀層面講述。我在研究所工作24年，現在財經委工作，平常很少跟企業家交流接觸。

　　從政府的概念來講，按照國外的體制，國家的政府應該設立一個管理機構，黨委應該不叫政府。在我們國家是黨委、政府、人大,國家機器都被叫為政府。而大變局時代，不僅是指當前的經濟危機，還包括，我國的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以及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正是這個變局，才出現了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因為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是沒有政府和企業關係的，正是由于有了經濟體制發展，有了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才能夠談上政府和企業的關係。

　　因此，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是30年大變局的一個結果，也是現在經濟政策大變局的結果。先不說金融危機，我們從長遠來看政府作用是什麼，就是要把企業做的越來越大，把政府做得越來越小。

　　關于政企關係，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在金融危機時，政府應該做些什麼；第二，企業應該做些什麼，這場金融危機也讓企業家去思考自己應該做些什麼；第三，通過這些思考，我們來幫助政府健全制度，並朝著預期方向發展。

　　第一個問題，政府應該做什麼。我覺得政府已經開始行動了，也做了不少工作。2月初，人大財經委開了兩個會，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總行、商務部、稅務總局、國家統計局、海關總署等11個部門到會，主要是為2011年3月5號召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做準備，審議關于政府工作告、關于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報告，以及預算的報告。

　　在審議中，我們都在思考政府要做什麼、怎麼評價政府原來做過的事情。看了三個報告以後，我們發覺總理跟國外的交流很多，但在報告里準備講的不多。很多同志從最近幾年的事情中，總結了自己的一點感受：

　　第一點感受，政府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時，認識遲了一點。美國的次貸危機發展那麼長的時間了，但政府對這個問題認識遲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在一些問題已經出現很明顯苗頭的時候，我們還在埋頭做著自己的事。

　　回顧2007年，統計數字做了調整，調到13，缺了兩個多點兒。但如果政府2007年就告訴大家，國民經濟發展到如此過熱了，我們2008年還需要討論這些問題嗎？

　　第二點感受，政府的反應慢了一點。2008年，宏觀調控政策經過了三次翻天覆地的變化。2008年初我們提出的是“兩防“，即防止經濟過熱、防止物價較快增加，以免有明顯的通貨膨脹。但那時其實已經不是過熱的問題。到了2008年終，我們又講要預防預報，我們得保經濟增長。到了9月份最後再看，2008年初制定的方案是“兩防”，後來是保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已經出現了。宏觀調控一年三變化，只見龍頭不見龍尾。我們基層政府的龍頭已經轉了，轉那麼快，層層傳達還沒傳達到，相應政策還沒制定，宏觀調控卻又變了。最後，基層政府幹脆不動了，結果誰不動誰可能還跑的快了。

　　這就是我們政府曾經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作用發揮越大，反而出現了問題。現在我們要拿出什麼辦法？那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中最大的辦法是什麼？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實行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和政府支出。大規模的赤字是多少？2008年的財政赤字是1800億，2009年將要安排多少？7500億。這還不包括財政部在地方發行的兩千億地方債券，地方債券是因為中央投資，要有地方配套，地方沒有配套就由財政部發，算作地方政府增加。那麼，我們2009年的財政赤字總規模就是9500億。從1800億變成9500億，財政赤字規模增加太快了。

　　這樣規模龐大的赤字用到什麼地方？用到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上，即2009年投資新增的7600億。投入到哪些方面？最近很多行業出現了“調整振興計劃“，如果我們大量的投資，先投到高速公路、鋼鐵、幹線支線的機場，剩下的都投資到我們遠遠早已過剩的生產能力，例如鋼鐵，化工，煉鋁等行業，這樣做究竟是把金融危機是延長了還是解決了？可能是會暫時磨平當前的困難，能夠保證GDP以8的速度增長。但會使我們長期積累的過剩的生產能力，變得更大更惡化，並且給未來留下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更多的過剩能力，會給銀行增加更多的呆壞賬。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大家又提出，首先要掌握最根本的問題。什麼是最根本的問題？在行業調整的情況下，要壓“小”的，即壓掉沒能力的企業，做所謂壟斷性的企業。

　　提到去年宏觀調控的三次轉變，最大一次是金融政策的轉變，相當于把企業都整死了之後，又開始放火。這麼多中小企業，因為銀根緊縮、新勞動法實施、環保效益提高、匯率變動等諸多問題，導致這種企業大量的陷入困境。當時廣東有一個地方的市長，寫信說：“你們非要把我們整死幹什麼呀？”到今天人們又說：“都整死我們了，現在又想到我們了，有什麼用呢？”

　　我認為政府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確實應把問題找準確並分析清楚，最終找到切實可行的措施。政府應該實行大規模的財政政策和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並且投到這種大型的有能力的企業，要通過改組、重組小的產能落後的企業。這一點恐怕是政府最需要做的。

　　第二個問題，企業家應該做什麼？我們在研究改革最大問題的時候發現，現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政府提了諸多方案，去年整了一千億。2009年和2010年，政府要投資11800億，要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4萬億。但是整體感覺是政府熱，企業冷，政府帶不動企業。在調研中，我們發現這個1：4很難帶起來。企業家們是各行各業的領軍人，作為企業家，應該思考一下，在這樣的大變局中，在進入市場經濟後第一次遇到經濟危機時，我們企業家應該做一些什麼？

　　第三個問題，昨天張維迎教授談到了，我們這次金融危機，在一些領導層，產生了三條錯覺：第一條，一些領導層認為我們的制度挺好，只是美國制度出問題了；第二條，認為我們的改革已經到位了，不需要再朝前走了；第三條，我們政府還是保持著這種統治力，想要避免壞良心、不講道德的企業，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以取得利潤作為唯一的追求，那麼政府就容易在市場中產生錯覺。

　　為什麼說這些是錯覺呢？因為我們市場經濟改革的走向，跟美國所處的階段並不一樣，並不能因為這次金融危機，就證明我們的制度好。

　　我覺得應該要繼續堅持以市場趨向為導向的改革路徑，要繼續改善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也就是我剛才說的，政府還是要把市場主體的企業做大、做強，要大力的發展非公有制企業，堅決解決國有企業現有問題，完成國有控股企業的公司化改制。還要完善國家統治國有企業的機構，如國資委等機構。讓市場成為真正的主體，並把它做好。

　　因此政府要變得越小越好，今後，包括現在的政府、人大、黨委，把這些社會管理、承擔公共職能的機構縮的越小越好，讓其成為一個有限的政府、法制的政府。

　　（摘編自2009年亞布力年會）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文/尹中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