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調整與長期挑戰

　　短期調整與長期挑戰，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對于通貨膨脹預期的看法；第二是人民幣匯率的調整；第三是勞動力市場。其實有些問題不僅僅是短期的，也是長期的。

　　信貸擴張的後患無窮

　　2009年正月在亞布力的聚會上，大家對于經濟憂心忡忡，而到年底的時候我們取得了8.5%∼8.6%的增長。有些人覺得去年的危機好象是虛驚一場，其實我更擔心的是鬧不好“白忙活一場”，而不是虛驚一場。為什麼這樣講？我們看看2009年在全球應對危機的措施，都是導致產生金融危機的原因，包括在美國，2001年之後，美國布什政府和格林斯潘為了應對經濟蕭條採取的措施是導致我們2008、2009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包括我們用零利率和大規模的信貸擴展，可能隱藏的後患是巨大的。特別是對于中國的貨幣增長，有些人說中國進行了貨幣最大規模的試驗。我們來看看固定資產和信貸資產的增長率，信貸增長在30年里超過去年的只有兩個年份，一個是1984年，一個是1989年，所有的其他年份都在30%以下。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沒有任何一年超過30%的，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全社會的投資佔到GDP的比重就是一路攀升，從1991年開始的數字，1991年的時候只佔25.7% ，去年2009年達到了67%，2008年是57%，去年3月份上升了10個百分點。再來看人民幣信貸和GDP的比率，在過去的30年里，最高的年份是2003年，是1.17， 2009年達到了1.19%，在這三十年里，從來沒有這麼高過。那麼我們看貨幣與GDP的比率，這也是從1990年開始的，去年2009年達到了0.66%，此前從未超過0.62%。

　　所有的這些貨幣的增長，信貸的擴張和投資都是去年下的一些猛藥，在這些猛藥之後一定會有一些不良的反應，其中之一就是通貨膨脹，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按月份看過去十年的價格變化，我們從2009年12月和2010年元月已經判斷出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很大，特別是能源方面，接下來的問題可能就涉及到消費品。根據北大教授的預測，中國貨幣的增長對于物價大體是11個月的滯後期。也就是說，到2010年終的時候通貨膨脹的壓力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嚴重之後，我們的宏觀政策一定會發生調整，這個調整的後果可能就是我們過去曾經看到的一些現象都會出現。

　　我要說的一點就是猛藥之後會有不良的反應，但是現在的反應會有多大？有賴于政策和一些管理制度，我還是主張應當開始適當採取一些措施，使得反應不至于無法控制。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仍然不注意這一點，可能將來的反應就很難控制了。反思我們的政策，我自認為中國經常會定一個目標，然後就保這個目標，保這個目標的目的究竟是為什麼？其實我們並沒有很深刻的思考它，其實如果2009年我們不是保8%，而是增長在6%這樣的一個水平，我想中國未來的日子會更好過一些。我們現在可能無論是依賴于貨幣政策還是依賴于投資，我打一個比方，抓住老虎的尾巴，我們不敢放開，我們放開了老虎就把我們吃掉了，我們只能跟著老虎跑，最後老虎給我們累死了。也就是說，我們的投資增長了30%，我知道一些地方的增長不能低于2009年，因為一些地區的投資增長了30%，意味著兩年半投資就翻一番，也就是說，2010年的投資額將近是2008年的兩倍，大家想想，這能有多少的可持續性？去年已經搞了很多無效項目，下一步再追加新的投資機會，我們怎麼能夠保證它的質量？首先需要我們企業界注意到，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2009年可能是白忙活一場，所有的問題都要重新解決一遍。

　　人民幣匯率調整不能無限拖延

　　第二，我想強調人民幣的匯率問題。我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是“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的問題，不要僅僅只是美國對我們施加壓力，我們要從自身的角度來看是不是應該採取一些措施，使得中國經濟的未來更加健康地發展。首先提供幾個數字供參考，比較中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外匯儲備的變化。日本和德國1950∼1975年是貨幣高速增長期，日本和德國走的路子非常相似。日本和德國戰後，依靠美國的技術、資金和本國的勞動力來完成了這個新的工業化，中國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是利用外部的一些先進技術和中國廉價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來完成這個變革。日本和德國在他們高速增長的時期，他們的外匯儲備佔美國的GDP的比重從來沒有超過2%。再來看看中國，中國從2001年和2002年突破了2%以上，2009年達到了12%。從外匯儲備佔本國GDP的比重來看，日本和德國在他們高速成長期，從來沒有超過10%，實際上都在5%、6%的范圍，甚至更低，而中國2009年和2008年的外匯儲備佔本國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這個差距非常巨大。

　　再來看看中國過去的單位勞動成本的變化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化。過去的20年里，我們的單位勞動成本下降了40%左右，但是我們人民幣兌美元只有20%左右，但是長期來看，兩國的貨幣和購買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勞動生產來決定的，我們再看一下日本和德國在這個階段都經過了匯率的低谷，但是不能不經過調整的階段，比如德國從60年代開始，日本從70年代開始都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我想說，中國的這個過程也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我們繼續實行這樣的人民幣低估的政策，不僅會引起國際上的一些不平衡和貿易的糾紛，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我們自己本身國內市場的開發缺乏足夠的動力，如果人民幣升值之後，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就會更多地來注意開發國內市場。我反復強調國內市場的開發不是一個宏觀問題，是一個微觀問題，如果我們把開發國內市場的希望寄托在貨幣政策上那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宏觀的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對于企業家開拓國內市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是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我想企業界也應該作好準備，還是那句話“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即使美國人不對我們施加壓力，我們自己就可以無限期地拖下去嗎？我想是不能的。

　　勞動力短缺是長期問題

　　第三是更長遠的問題，在我們過去改革開放的30年里，有一個問題大家從來不認為是問題，就是勞動力的供給。大家認為中國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但是現在這個問題開始改變了——我們看到現在招工的困難，這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的、結構性的問題。從長期來看，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是由人口增長來決定的，在過去的60年里，新中國的出生率和新生嬰兒有一些波動，我們看到從1990年之後新生嬰兒的數量就開始大幅度下降，最高的時候是1990年和1988年，新生嬰兒是2500萬，到了2009年的時候降到了1580多萬。從1990年開始至今，就能看出新生嬰兒出生率的變化。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用的勞工基本上是1990、1991、1992年出生的，也就是18歲∼22歲的人口，剛才看到的趨勢是在逐步下降的，也就是說我們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大致處于一種持續下降的階段。我們看一下單年畢業生的數量，小學畢業生是未來勞動力非常重要的指標，再過七八年他們就要進入這個市場。2001年開始，小學畢業生的數量開始下降，小學畢業生是2400萬，到了2008年，已經到了1800萬。其實初中生也在2006年開始下降，並不是所有的小學、中學畢業生都要找工作，單年畢業生需要找工作的人數，大體上看一下從高中加初中，這兩塊加起來都是下跌的，初中是下跌的，高中有所上升，大學生數量上升的更大，因為過去幾年高等教育的發展非常迅速。我們看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大致來講，現在我們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畢業生當中，初中生是800萬，大學生將近500萬，高中生是200萬，因此想要在市場上找一個高中生比一個大學生要難多了。可以這樣講，現在市場上要找一個小學化程度的人比三十年前找大學程度的難兩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現在的新就業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學生，15%是高中生，這是大體的狀況。

　　再來看看畢業生就業之後和城鎮就業人口的比較，高中、大學、初中全部加起來，相對于城鎮當年就業人口的總量是持續下降的，20世紀90年代每100個人中就會有8個半要找工作的，而我們看到2007年降到了6個，這個趨勢還會持續。

　　所以，勞動力的短缺可能是未來中國企業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過去很多行業都是吃青春飯的，比如空姐都是年輕漂亮的女孩子，我們去飯館吃飯，服務員都是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等到50年之後我們可能就要準備接受大姐大嫂提供的服務了，否則我們的勞動力短缺非常嚴重。這就引起了我們一係列宏觀政策的變化，特別是城市。我們過去就業人口都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這個必須要改變，否則不僅僅是農村來的農民變成真正的產業工人，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就會更加嚴重。

　　還有其他體制的變革，我不在此詳述。但我要特別強調企業家依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日子在慢慢消失，如果未來我們不能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力和技術，那麼我們的競爭力就會大大地衰退。我認為國家還有很多宏觀的政策要調整，包括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要開始有一個調整。50年前，我們批判沒有搞計劃生育是個極大的錯誤，但是現在如果我們不調整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再過50年我們可能會發現這個錯誤比第一個錯誤的嚴重性要超過十倍、百倍。

　　（摘編自2010年亞布力年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