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
經濟類
法律類
文化類
文學類
歷史類
軍事類
其他類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俄國國家杜馬會議上的發言雖極具震撼，但經過緊急質問、抗議、爭論和修改，國家杜馬仍然沒有找到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而且，這個問題在整個政治生活中，只具有極局部的意義。十一月末，政府任命了里特奇赫為新的臨時農業部部長。他請求發言，並向杜馬表示歉意：他還來不及把事情弄清楚，因此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措施。他像政府的所有代表一樣遭到了抨擊，雖然抨擊得不起勁，因為抨擊者也不指望杜馬在討論很具體的問題上會有什麼結果。是的，糧食問題是重要的，但不是在具體意義上說，而是在一般意義上說是重要的——而政治的主要火焰是由受議會程序掣肘的塔夫里達宮點燃的。政治的主要火焰在社會上閃動著，一會兒在這兒，一會兒在那兒，而更多的是在莫斯科怒吼。十二月初，在莫斯科要開三次代表大會，全都要討論糧食問題：一次專門的糧食會議、一次土地聯合會議和一次城市聯合會議（且不說同時召開的許多其他社會公益會議。那時人們開玩笑說，如果說德國人在技術上超過我們，那麼，我們在會議上絕對超過了他們）。
議論糧食問題的聲音此起彼伏，不絕于耳——但政府不敢禁止糧食會議，雖然政府和聚會的人都明白，問題不在于糧食供應，俄國的糧食供應沒有人議論也一直出問題，將來還會出問題。問題在于，人們聚集在一起首先討論的是當前的局勢，而很少關心政府的情況（上次的革命表明，只有振作精神才能達到目的）。這一切政府也知道，因此它鼓足勇氣禁止了剩下的兩個代表會議。大德米特羅夫卡街的人行道上，聚集著來自俄國各地的各城市頭頭、土地活動家和著名商人，但是警察不許他們進大樓。當利沃夫公爵同警察簽署不許進大樓的協議時，全權土地代表們悄悄地互相通知，溜進了另一幢叫馬羅謝伊卡的大樓，在那里“開始幹起來了”，仍舊不是討論枯燥無味的糧食問題，而是大談特談起政治局勢來。在利沃夫公爵擬寫（但沒有發言）的發言稿中寫道：
當我們即將掉進深淵而只剩下短暫的時間進行自救時，我們只有向人民呼吁了。扔掉和當今的政權合作的嘗試！……丟掉幻想！——政府不起作用了，政府不能領導國家了！
如此這般正如謝格拉維托夫所說：“政權癱瘓者在軟弱無力地反對革命的癲癇病者。”利沃夫公爵越來越變成了俄國的頭面人物，似乎非常受人歡迎，他把地方自治工作者會議移到了馬羅謝伊卡召開，在那兒所做出的決議比他的發言稿更激烈。聯盟者代表大會為了避免被警察驅散而在私人寓所里召開。警察沒有當即決定這次會議違反私人住宅的不可侵犯性規定。
當警察來到會場時，會議已經做出決議並當著警察的面付諸表決了：
……正在毀滅俄國並使俄羅斯人感到羞恥的制度……被迷信的恐懼所驅使的不負責任的罪犯們，正在向它訴說失敗、羞恥和奴役地位！……這個無恥的、犯罪的政權，無論它是繼續進行戰爭還是締結和約，人民都不能信任它了，它正在使國家瓦解，使軍隊失去戰鬥力。事實上，這個政權還能剩下什麼東西呢？是立刻下臺（大概下臺也沒人阻止、被默許）呢？還是去禁止這個代表大會呢？
十二月還召開了工業活動家代表大會，同樣是為了討論糧食問題。在那些綱領性的、燙嘴的決議的末尾，可以找到為里特奇赫準備的話：
政府的新措施只會帶來紊亂。因為這個政府從來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找到出路。
謙虛的里特奇赫早就衡量過這一切，他曾經試圖著手了解情況，為政府找到出路。從他就職的第一天起他就查明了：已經採購的只是需要的糧食的1/12，約1億普特 ，而不是12億普特。所有黨派和所有報章雜志都不再講需要什麼，不再講固定價格，把它們全忘了，但固定價格就挂在糧食市場上，現在把糧市關閉了，商業部門又沒有力量從糧倉里弄出糧食來。晚秋季節召開的農業主代表大會（出席的有地方自治局、合作社和農民的許多代表）堅決主張提高糧價，以便使糧價適應生產、勞動以及從糧倉運到車站的費用。不過按進步同盟活動家們的估價，運輸不需花很大的費用，甚至是無關緊要的，因此按20俄里 （盡管需運90俄里，而且道路崎嶇）計價就行了。
這年冬天，政府已經允許提高價格了，不過農村期待把糧價提得更高些。從十二月一日起，里特奇赫鼓起勇氣付了從糧倉到車站的獸力運輸費用（糧倉售糧價之外再加運糧到車站價）——為此他在國家杜馬會議上曾遭到痛罵：“你破壞了固定價格！”里特奇赫的這一措施明顯地提高了糧食的流入，但還沒有達到有充足的糧食供應俄國軍隊和後方到一九一七年秋天的程度。固定價格仍然低于市場價格，因此，谷物剛沿著冬天冰凍的道路往城里運，立刻又掉轉馬頭運了回去，在農村消失不見了：私商在那兒搜尋谷物，而且用高價購買。糧食賦役或攤派的幽靈在這位新的農業部部長面前晃動著。于是，他下定決心邁出這一步。看得出來，在俄國當前的形勢下需要這樣做的其實不只他一人。
里特奇赫根本不打算強制性地徵收糧食，那樣做的話按俄國傳統來說是褻瀆神靈的，對俄國政府來說是可恥的：怎麼可以不向生產糧食者購買糧食，而徵收他們的糧食呢？糧食賦役是一種強制性的可怕措施，是俄國所接受不了的。不，並非如此，只是里特奇赫的腦子太簡單了。
而且，如果實行糧食徵收制的話，還要把糧食從一般商業交易地區運到公民義務（每位糧食擁有者都有這樣的義務）執行地區。要向公民解釋，執行糧食徵收制是他們的義務，就像毫無怨言地為戰爭做出犧牲一樣。
政府開始實行糧食徵收制了，因為軍隊不斷需要糧食供應，國防工廠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也需要糧食供應（已經供應許多工廠了）。但幾個中心城市和非產糧省不包括在需求者名單里，因為難以叫1800萬農戶義務向幾個聯邦的首都和北方供應糧食。由于時間緊迫和任務緊急，在里特奇赫任職的頭幾個星期和十二月里，他一直在親自抓各省的糧食徵收工作——以剛通過的關于現有糧食及各省每年調出多少數量糧食的地方自治局文件為依據。
這樣，得出的數目降低了，由于某些原因徵收工作的執行也出現了困難。
各省地方自治局必須把確定的數量分配給各縣，各縣再分配給各鄉，各鄉分配給各村，各村分配給各戶。結果如何？攤派工作進展順利。
直截了當地說，這樣做首先使人感到有一種愛國激情。許多省和縣的地方自治局還把攤派數量增加了10%或更多一些。（不少人問過為什麼增加額度——政府說是增加的部分用來供給各大城市和北方。）隨即，這件事引起了疑慮，對徵收工作出現了批評態度。首先，徵收量是否平均？但這一疑慮很快打消了。這時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徵收工作的執行上，由于對各省的要求過多，徵收工作執行起來很困難。
“當然，是很困難，要求太多，但你們可要知道，先生們，戰爭就是沉重的啊！”
受人憎恨和蔑視的政府代表，在憤怒的社會輿論面前應該表現得從容和謹慎：“我始終認為，先生們，那些徵收糧食的過于繁重的辦法未必正確。在地方自治局貫徹此糧食徵收制的第一次激情勃發之後，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這一點上了：在徵糧之後，居民們是否有充足的食糧供應呢？這已經使得對于徵糧制的熱情衝動冷卻下來，把它引向一個認真核算度量的偉大目標：給每個人留下了多少糧食？他們可以給我們的軍隊拿出多少？”
所有地方自治局都對當地的利益非常敏感。他們是地方的保護者。他們在提醒人們：如果突然出現歉收、新的招募、人手不足、糧食不足該怎麼辦？要小心，不要把富余的全交出去……
現在大部分的農民是些農婦，對她們一說就通：不要把糧食交出去，免得孩子們餓死。
所有省份定的個人消費定額高出和平時期5∼7普特。1.5億人口即達9億普特，即相當于糧食的全部內部貿易額。像塔夫里塔省這樣的一向運出數千萬普特糧食的省份，現在卻交不出一粒糧食；像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這樣的富裕省份，這樣一來還得運進1400萬普特糧食。
疑慮散播開後，徵糧工作被延緩了，結果不是像里特奇赫所力爭的那樣在十二月的兩周里，而是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才落實到鄉里……有的鄉完成了徵糧工作，並且還有超額完成的；也有的人拒絕納糧，但里特奇赫不允許硬性徵用。
對我們的生產者已經過多地採用了強制性的斷然措施，但是，這也是迫于形勢啊！
要再次召開群眾大會，他們的心情可能會有所變化，要向他們指明，這是祖國的需要，國防的需要……
在一再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徵糧要求被順利接受，或者答應在秋播一結束就交納。第一期徵糧工作的成績還是很大的，農民們努力打糧，脫粒幹凈。在十二月份和一月份里，糧食收入已大大增加：
十二月份——為秋季月平均收入的200%。
一月份——260%。每星期都有增長。
各地方自治局受到了感化：要就給，我們主動靠攏政府，余糧能維持生活就行。糧食問題無疑向前推進並開始獲得解決了。
里特奇赫指望到一九一七年八月達到徵糧的偉大目標。（近幾個月還沒有饑荒的威脅，他的想法是：夏天要有糧食吃。）
這時，已經中斷了的、久已期待復會的國家杜馬會議即將于二月十四日召開。俄國公眾急切地期待著有爆炸性的新聞傳出，特別是在第一天的會議上。而且，進步同盟的首領米柳科夫和左派領袖克倫斯基已準備制造這種爆炸性的東西：他們認為他們事先準備的具有歷史性的發言應該創造國家杜馬具有歷史性的一天。在塔夫里達宮的樂聲中，公眾懷著渴盼的心情聚集在一起：他們期待政府在震耳欲聾的毀滅聲中快速垮臺。國家杜馬主席羅江科本人其實也不比別人講得差勁——但按國家杜馬的死板章程，他不能拒絕突然要求發言的部長講話。不過，從斯托雷平時期起，部長們就已不習慣親自要求發言。只要針對他們的攻擊不過分，他們總是樂于坐在包廂里沉默不語。
這次要求發言的是農業部部長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里特奇赫。他在這三個月里不知為什麼沒有被撤換，現在剛視察完26個省回來了（他已向皇上報告過他的打算）。他以和解的姿態走上講壇——當然，這和杜馬的熾烈的政治宗旨不相協調，他的一個多小時的有關具體糧食問題的講話完全衝淡了杜馬會議的緊張氣氛，簡直毀了這歷史性的一天和廣泛的政治原則爭論。
多少年來，政府成員往往從自己的杜馬包廂里溜走，部長們避免出來向杜馬做解釋——這是一種壞作風，理所當然地要遭到痛罵。但現在，這位部長出來做詳細的說明，耐心地參加整天的辯論，卻並沒有博得滿意！
里特奇赫脫離最近幾屆喜歡缺席的、無個性的、麻木不仁的俄國政府的傳統，盡管他出身于受到同樣教育的、幾十年來抱自由主義態度和好批評別人的階層，但他全部精力集中在事業上，隨時準備報告工作並加以論證，似乎是命運之神有意安排讓他到俄國國家杜馬會議上來，指出它想做什麼和必須做什麼。國家杜馬一直在抨擊，說政府里面沒有內行的、精力充沛的部長，現在出現了一個內行的、精力充沛並且對事業非常負責的部長——可是必須拒絕和他合作！
他像預先得到了通告似的、極力用相當恭敬的態度來緩和跟國家杜馬的關係：“我強調指出，我不是憑個人意氣，而是在得到非常有權威的人士的讚同後，才決定採取這些措施的：徵糧的基本原則是國家杜馬所指出的（左邊出現喧嘩聲），特別會議又重申了這些原則……”
令人氣惱的是，他把民眾的思想拿過去，卻不是用來貫徹它！他“那樣巧妙地把自己置于全民事業的旗幟下”。里特奇赫在這里，在杜馬的講壇上，講著眾所周知的事——說什麼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這個不冷的冬季之後，必然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會出現嚴寒的冬季，從一月末起會有三個星期的幾乎接連不斷的暴風雪和很深的積雪，阻擋所有鐵路車輛通行和糧食運輸。
這真叫人聽得厭煩。而特別讓人不解的是，他居然不敢讓庸庸碌碌的、注定垮臺的俄國政府來承擔全部罪責：
但是，我對糧食供應向前發展的趨勢能否保持下去缺乏信心。可怕的不是春天里的道路泥濘——它不會一下子在所有地區出現，危險來自眾所周知的我們的社會思潮對農業部的一貫反對態度，這種思潮如此巨大，它以各種方式把自己的觀點深刻地灌輸給人民。所有觀點都是批評政府的，認為政府不值得信任，它的所作所為都不正確，因而注定要失敗。為什麼無論如何都要舉著不信任政府的旗幟，而不去深入考察事情的實質，不花點兒力氣去檢驗後果呢？（左邊發出喧嘩聲。右邊有人說：“你聽，說的什麼話！”）他們使我們農村的廣大群眾感到：不要做這事，不要運糧食，因為政府對我們的號召不正確。（申加廖夫：“不對！”右邊：“對呀！”沃隆科夫：“好大的膽子！”）人家罵我膽子大。我害怕這種政治觀點勝于害怕所有的泥濘道路，我擔心它要毀了我們的事業。（右邊出現鼓掌聲。）農民的糧食你用錢是買不來的：農民現在並不需要錢。你如果用社會輿論感化他們，說這是戰爭和祖國的要求，那麼糧食就會成倍地、甚至成三倍地送來。什麼地方意外地沒有反對力量作梗，我們在那里就會看到令人驚嘆的成果。
某些省份，如薩馬拉省一些鄉的徵糧工作還沒有開始，糧食就開始大量涌來：十二月一日以前購買到4000普特，而在十二月份里卻運來了1900萬普特。
好在，思潮的毒素沒有傳到那里：說什麼這是政府的事，因此不要聽。如果我們大家都能胸懷坦蕩地團結在一起，不管誰屬于哪個派別，而只希望自己的祖國幸福，那該多好啊……
而我們的批評家提出了些什麼呢？他們沒有提出可以實施的直接措施，只是一而再地討論、開會。不久前的秋天召開了個大型代表大會，可只是修修剪剪，預先決定了糧食戰役的整個結局，現在不得不用無望的努力進行糾正。我現在懷著恐懼的心情看著這種把需求者和生產者分離開來的政治觀點。所有地方的自治局都承認政府的措施是正確的，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可現在所有地方都蓋上了不信任的戳子：這是政府想出來的，只會導致失敗。如果，願上帝不保佑，這種失敗真的發生了，那麼，先生們，我們就應該分析一下失敗的原因。難道圍繞這項對俄國有著如此重要意義的重大事業，我們還要繼續進行政治鬥爭嗎？我急切地等著國家杜馬的答復。（右邊和會場中央的右面部分響起了鼓掌聲。）
他這不必要的發言是冒險的，因為他使他面前的右面部分和同盟有了裂痕，右面部分沒有必要只做原則性的反對。他破壞了聯盟的策略：對政權施加復合的心理壓力。
他坐在部長包廂里，就在發言臺座旁邊，臉朝著代表們。
但進步同盟很自然地沒有討論里特奇赫的不值一提的聲明，杜馬以2:1的票數決定不把它列入提案，決定聽取和討論進步同盟的共同聲明。這一聲明顯然又涉及糧食、運輸、燃料問題，不過這些問題都被縮小了，並且是在就其本身一個也解決不了的意義上談的。然而，首先要求管理國家的那些人都是民族的公認領袖，得到立法機關的支持……要有每個公民能夠愉快地服從的政權。
而現在還不是這樣，執行的權力機構還有進行根本改造的必要，無論糧食，還是運輸或者燃料問題，根本不必討論。讓這個可憐的所謂政權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將採取什麼措施來改變上述令人難以容忍的局勢？
于是，杜馬會議又恢復了以前的壯觀，俄國最聰明的人，其自由主義派和中央的首領又可以做他們的共同政治宣言似的發言了——極具高度和廣泛意義的發言，當然不談糧食問題。
米柳科夫：“政府和國家杜馬之間的關係——是當前局勢中的唯一問題。”
但是，他並沒有能繞過里特奇赫，後者的論斷明顯地指出了這些人沒有本事抓住問題，並在其全部廣度和深度上探討問題。目中無人，揚揚自得，顛倒是非，蔑視聽眾。在他的發言中，連一點兒暗示都沒有：暗示他懂得糧食問題不僅僅是有關牙齒的咀嚼運動的事。糧食問題也是為什麼地方自治局聯合會和城市自治局聯合會，企圖要不經過政府自行解決的國民經濟問題。而且，為什麼要關閉馬克思主義者的自由經濟協會？……
而米柳科夫有本事用最嚴格的科學方法工作。他手里拿著一張圖表，正指給整個杜馬會議成員看。他並沒有做詳細的解釋（那樣的話，沒有高深學問的代表是聽不懂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上揚的線條：“瞧，這是確定固定價格之後高高上升的斜線。而這根是在里特奇赫出現之後開始下降的斜線。”
由此大家都看到了固定價格把糧食吸引到市場上了！
也就是說：賣糧最有利可圖時不賣糧，而到無利可圖時，大家都開始把糧食運出去。瀑布在往上躥——豈非怪事！這里沒有什麼“愛國主義激情”，里特奇赫事先提供了那樣的好處，付了把糧食運到車站的獸力運費，于是，他就以低于市場的價格迫賣而撈到了好處。最後，米柳科夫揭露里特奇赫獲利的數字說，在十二月和一月，採購的糧食增加到260%：誰都看得出來，去年的那幾個月與此是不能相比的——
那時採購的糧食要少三分之一，或少得更多。里特奇赫先生是不可信任的：他盡出餿主意。然而，國家的內政不徹底改變，糧食採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克倫斯基在他的歷史性發言中不直接點里特奇赫的名：這位在國家杜馬里被許多人稱之為“天才”的人物，斯托雷平的忠實信徒，在農業公社的毀滅中經受了磨煉。
勞動派分子和中等軍校學生很久以前就喜愛上了農業公社。它的整個“愛國激情”是地主們的一種階級勾結。于是在克倫斯基的混亂邏輯中得出結論：自由貿易和徵收糧食、非固定價格和固定價格、無政府主義和國家暴力，都是同樣不好的。
大廳里沒有坐滿代表，現在他們正擁向餐廳。除非在餐廳里，否則他們是想不起來糧食問題的。他們只會一味做那種共同政治的、最原則性的辯論。
里特奇赫像一個有耐性的小學生一樣，恭順地坐了一整天，沒有再從杜馬的多數派的任何人口中聽到說起糧食問題，他只聽到少數派——右邊的列瓦紹夫教授說：“儲備的大批重要物資人為地停止使用，蓄意藏在當鋪、銀行、股份公司的倉庫里，等待著更高的價格。”
他列舉了許多城市的實例——在高加索的各城市里藏著大批火柴、肥皂、大米，在舊奧斯科夫藏著大批布匹，在圖爾蓋州藏著大批面粉和食糖，在下諾夫哥羅德藏著兩百萬張皮革。來自里海石油採掘者的、人為的石油饑饉只是已經暴露的事件，然而，還有多少尚未暴露的事件啊？！一些人在作戰，而另一些人在做什麼呢？
但是，不管國家杜馬的自由主義派如何辱罵政權，他們卻從來不指責它縱容工業公司和銀行。
現在，他們卻要提出這樣的質問了：
將要採取什麼措施來消除這種忍無可忍的局面？……
這就必須討論國務會議成員變動的不合法性！
這就必須質問有關工會和工人組織的不合理的行動……
可是二月十六日這天盡管不是假日，國家杜馬卻沒有開會。二月十七日應該就提出的質詢進行討論了。那位勤勤懇懇的里特奇赫穿戴整齊，早早地來到了會場。現在，他要求對他的質問進行答復（看來他又要談糧食問題），這叫杜馬中的多數派氣惱，但又不能不讓他發言。瞧，他又走上了講壇，又在講他那一套了。他對兩天內給他提出的問題一一做了答復。
我怎麼也不明白，國家杜馬成員米柳科夫講的那條斜線是條什麼樣的斜線？（語氣恭恭敬敬，而不像米柳科夫那樣直呼“里特奇赫”，連“先生”兩字都不用。）
我同我們的統計局檢查了一下，明白了，更確切地說是猜出來了。先生們，原來這是承辦的糧食，但不是我們這兒的糧食。誠然，當自由貿易被完全逐出市場時，曾簽訂了一係列供應糧食的合同。這些合同只有紙面意義，是令人失望的東西，而承運糧食要等到春天開航期了。說起進糧的事，那只是一紙空文。我不認為能夠用那樣的圖表來引起國家杜馬的注意。（右邊：“完全正確！”中間和左邊則不予支持。）自然，我報告的糧食不是一種推測，而是實實在在地進了我們的糧倉、鐵路線旁邊的接收點、磨坊附近的倉庫和烤房。
于是得出這樣的結論：經過說服和反對固定價格，結果增長了260%。即使是按米柳科夫先生所希望的那種算法，不拿那幾個月和秋天比較，而是和去年同樣的幾個月比較，那麼，得出的結果仍然是增加了：十二月份為196%，一月份為148%。
他沒有說米柳科夫是愚蠢的或者不誠實的。
“我不允許自己說國家杜馬成員米柳科夫講解我的那些話和數字是別有用心的。我只把這說成是一種簡單的錯誤：秘書中間有那麼一個人……至于說到國家杜馬成員米柳科夫的關于固定價格會把糧食吸引到市場上來的說法……那麼，他在地方自治局的各種會議上只會受到嘲笑。”里特奇赫還援引了第一屆革命杜馬成員日爾金的話，在那幾個月里，這位視察過許多省份的部長，在報紙上著文道：“是的，固定價格糧食不見了，可從十二月份起又像著了魔力似的出現了。”
進步聯盟不作聲，他們的邏輯是：如果真理不在我們一邊，那麼就讓真理完蛋吧。
一般說來，固定價格會把糧食吸引到市場上來，作為一種機智的悖論我理解這一點。（米柳科夫：“這可是部長說的！”左邊：“這可是部長說的，令人吃驚！”）
在薩馬拉省自從呼吁軍隊需要糧食之後，突然不需要徵收就運來了大量糧食——那是怎麼回事？輿論界拼命警告農民：“可別相信，不然會挨餓的。”我認為這近似于怠工！輿論界居然能有這種事，我不知道怎麼來稱呼它為好，這是對俄國利益的一種破壞。
我們的國土遭到敵人踐踏時，農民的儲備糧被運去幹什麼了？現在是決定性的關頭，為了保證勝利，有可能需要舍棄一切直到最後一普特糧食。（只有右邊鼓掌。米柳科夫：“不應該這樣對待輿論界。”）那有什麼辦法，戰爭的結局難道只取決于炮彈，而不取決于糧食？這個問題的解決哪怕延誤一分一秒也不行吧？必須同心協力地向俄羅斯呼吁，向農民呼吁——為戰爭和勝利奉獻出一切吧！
輿論界和它的各個協會都希望做些什麼呢？不給獸力運輸付運費，停止徵收糧食，精打細算再精打細算，當然還要更多地召開各種會議，而且當然不是由農民組成的委員會。
在這樣的委員會的工作下，你不會獲得一普特糧食……人們還啟用一個“大地主”的術語，其勢力覆蓋俄國居民的四分之三。我十分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個指控，說投機倒把滲透到了農民的各個階層。
應該保護城市的消費者免受投機商之害。對消費者要採取特別的保護措施。
這種遏制生產者（現在有1800萬農戶）的說法，導致了這種可怕的分裂，使得主要的生產者——農民駕著他們的大車返回去，並停止把小麥磨成面粉，這“大地主”卻什麼也沒有運到市場上去，如果說我們從八月份活到了十一月份，那麼還真得感謝一般地主繼續運送的糧食。
叫進步聯盟最感到不高興的是，農民被說成了“大地主”，他也不加區分。
這些攻擊全是對著我的，還說我是斯托雷平的忠實信徒，我懇求你們不要把我抬得這麼高。我要說：出路就在于整個輿論界要聯合起來，一同說服農民，把全部糧食一粒不剩地運出來！——我急切地等著回答，卻被指責為樂天派。但是，我可以毫無怨言地忍受並感到幸福，如果這一切只是反對我而不是反對我的事業的話。我明白，應該把眾所周知的閥門全打開，應該在批評者們之外去尋找罪人，為了找到罪人應該破壞制度。那樣，就讓他們攻擊我吧，可是不要妨礙俄國農村運送糧食！（鼓掌的只有右邊和中間的右邊部分。）
在國家杜馬的講壇上，很少聽到有人用這樣樸素的、富有同情心的語調講話，更不用說是以老實、笨拙的農民口氣說話。國家杜馬的成員沒有認錯的習慣，但卻習慣于（總是為了說明自己正確，從而激烈地、刻薄地）打斷別人的話，貶毀別人。
誠然，現在倒是應該忘記各黨各派的教條和頭頭腦腦的自滿了，應該去跟敵人算賬，應該頭腦清醒了——不然，俄國就可能完蛋的！大家應該團結起來，眾口一聲地向俄國農村呼吁：弟兄們，救救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吧！我們在這兒互相廝打，全都亂套了……不信任的空氣可以換成信任的空氣了——不管是在遙遠的鄉村還是鄰近的首都——這樣，人們就不會搗毀面包鋪了。事情就應付得過去了。
然而，驕傲地高昂著女人頭顱的皇村不可能笑臉相迎。國家杜馬那些受無休止的爭論、喊叫和表決所驅使的頭頭們，在這過去是冬園的封閉的昏暗大廳里，一個勁兒地激動、推論、揭露、質問，已經不能停下來回頭看看、清醒一下、改變觀點了，這大廳沒有一扇窗子直接通到外面，只有透明度不高的玻璃天花板，透進來白天的絲絲光明，而在會議中的短暫休息時，通到走廊的八扇門才敞開來，但它們也不直接通到大廳外面的光亮下。
政府的手拽著繩子的一端——里特奇赫溫暖的手拽得軟弱無力。然而國家杜馬的那遠處的、冷漠的手卻仍然滿有信心地拽著繩子的另一端。于是，糧食的套索緊緊地勒著俄國饑餓的喉嚨。
當然，政府的手拽得夠使勁了。隨後的幾個發言人提醒說，內政部部長普羅托波波夫也開始拽繩子了，他在秋天具有決定意義的幾個星期里阻撓過糧食的供應，搶去了農業部的糧食，恢復了自由價格。左派的久賓斯基要別人相信，許多省的徵糧工作有錯誤（按國家杜馬的狂熱看法，所有省份的做法都有錯誤！）——
“徵糧工作之所以做得不好，確切說來在于這樣做沒有同各社會組織進行協商。”
“當然，這里面還有著舞弊現象，徵糧工作沒有深入到農民。”
“只有在嚴格意義上的民主輿論下，當所有居民參加嚴格按比例選舉代表組成委員會時（而這需要幾年時間）……”
“我認為，糧食之所以從市場上消失——這跟固定價格的公布僅僅是一種巧合。”
“里特奇赫破壞了固定價格。每普特糧食只給生產者幾十戈比錢。”
對此，里特奇赫反駁說：“你拉著滿載貨物的大車在俄羅斯的泥濘中走90俄里路看看，那會像老太太蹣跚走路——我可以給你獎賞！”
他們讓自由派陣營最有學問的經濟學家波斯尼科夫來反駁里特奇赫，他高談闊論、冗長而深奧地向國家杜馬和那位工作有漏洞的部長講解說：應該更多地注意徵糧的技術方面。
徵收農產品——這是一件極端微妙的事情！
對國家的安定來說它可能是件極端危險的事，只有社會輿論站在它這一邊才能進行這項工作。而主要的是：如何確定確切的數字，如何算出必須留下多少口糧和飼料糧？波斯尼科夫嘲笑里特奇赫定下的急迫的，甚至顯得慌亂的期限。他提高嗓門向人們解釋說，為什麼不能支付農民把糧食運到車站的費用，這不符合地租理論和市場價格理論。
還有進步聯盟的一位說話�狎騿B好鑽研問題的法學家戈德涅夫（幾天之後當了臨時政府的部長），他力求更加深入事物的實質，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禍根：雖然國家杜馬制定的一項法令規定一周只有四天可以宰殺牲口，但里特奇赫擅作主張，允許在聖誕節前的一星期里每天都可以宰殺牲口。
這就是自由派的發言人所找到的、用來反駁里特奇赫的全部東西。
左翼對這樣一位部長感到吃驚：從斯托雷平時期起還沒有誰這樣有說服力，這樣堅定地跟他們講話。里特奇赫在本質上是對是錯倒不重要，但他既然是沙皇的部長，就必須愚蠢、遲鈍、沉默寡言、膽小怕事。可是，里特奇赫卻破壞了這樣的一條準則。雖然這些發言者不願意費一定力氣去聽里特奇赫的意見，但是，批評起他來可是不遺余力的。而且那位久賓斯基，竟不知羞恥地歪曲剛才離開大廳的那位部長的話，說什麼里特奇赫指責農民沒有愛國心。（正好相反，他對農民的愛國主義感到吃驚。）在這個大廳里，可以任意胡說八道，大多數聲音都讚成那個發言者的意見。右邊的站起來喊道：“同意！他在撒什麼謊？！”但是，他們已經沒有力量抗議和譴責了。就這樣，謊言就永遠保存在速記記錄里了。
但左邊的一位發言者走上了講壇，他甚至不想糾纏在糧食的細節問題上，他說：“社會從來沒有如此渴望革新內部政治生活，神經從來沒有如此緊張，與此同時，國家又布滿了如此多的迷霧……”
他沒有義務來就事論事了。諸如：為什麼不往前線派警察？難道農民需要警察？……如果政府本身不下臺（社會上已經這樣要求兩年了），農業部長怎敢去號召農民發揚愛國主義呢？——政府本身的愛國主義何在呢？
糧食問題就這麼決定了：我們這兒既然是這麼一個制度，那麼在什麼方面都不可能有正義。由于制度的關係，農民不會把糧食運出來。
真正的罪犯是專制制度。不願意自動下臺的政府，將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意願被推翻！
薩維奇是十月黨人地方自治工作者。作為進步同盟的成員，他應該對左翼關于立即改變政府和其他許多事情的觀點表示同意，但他鼓起了勇氣向自己的同盟者表達他對糧食問題的觀點：
社會輿論迷失了方向。很少人會公平地對待事情、把握事情的意義。問題被階級糾紛弄得模糊不清了。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們必須找到一條中間道路。
今年冬天發生的一切事情，在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里都有其深刻而長久的心理根源：很久以來，政府、各城市、我們的知識界就習慣于像羅馬看待自己的行省那樣、宗主國看待殖民地那樣看待農村。農村，是士兵和賦稅的貯存器。農村必須提供盡可能多、盡可能便宜的生產用品，要求城里的商品以盡可能高的價格賣給農村。政府也好，城市也好，都在持續不斷地使農村陷于貧困。我們習慣地認為，既然我們把大量東西運出國外，既然我們城市里有便宜的農產品和木柴，那麼我們一切都綽綽有余。然而，這是一種謬見，這種見解現在是極其錯誤的。我們從來沒有過多的儲備。農民為了交勉強交得起的賦稅，買他們習慣喝的伏特加酒，用高價購買次等商品，這已經不是被迫和富裕疏遠的問題了，而是要挨餓了。（左邊鼓掌聲：“對呀！”）有這麼一種意見，認為對農民一點兒也不必講客氣，他們完全堅持得住，該貢獻的全都會貢獻出來的。戰爭對農村的影響要比城市嚴重得多。農村的成年男勞動力全被抽走了。（左邊開始鼓掌，也不顧薩維奇接著要講什麼。現在掌聲停止了。）
那兒的出名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城市；大筆資金投入工業，不要工業承擔義務，卻要農村承擔義務。農業因第一期糧食徵收困難而受到了懲罰，工業卻從未受到這種懲罰。
按價格徵收，有時價格低于成本。（“對呀！”這不知是哪一方喊的。）瞧，起先還不讓講價錢，但接著發生了恐慌：不播種了。城市也好，政府也好，連想都沒有想過農村有一天會無力提供糧食。
而一九一六年秋，農民從心理上被打垮了：政府開始大規模地整治“大地主”，算政治賬。“交易所的公報”建議：向“大地主”要錢財，把糧價降到半盧布。他們的錯誤在于：大工廠不可能向市場拋出糧食，那時它會停頓的，而農民沒有市場也活得下去。
關于價格的論戰，重又激起農村反對城市。各方面都受到了損害。農村封閉起來了。農民沒有任何可能弄到錢，于是，他們幹脆拒絕去弄錢了。如果價格稍稍提高一些，徵糧工作就可能要輕松得多。政府的錯誤在于，它過于傾聽秋天的那場關于糧價問題的爭吵了。
但現在不搞徵糧已經不行了，因為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給農村其所需要的商品來交換農產品了。國內所有的好處都在流往城市。你們每人得到了每月三普特糖的購貨卡，而農村則連一普特也沒有。這就是全部情況。即使里特奇赫所搞的徵糧工作不完全符合大家的建議，但徵糧是徵收糧食所得稅，而收稅不能只建立在愛國主義基礎上，還需要使用權力。現在，必須使用政權的力量來徵收糧食了。
鞋子、兜子等的敲擊聲……不可避免的事出現在俄羅斯了……不管以後發生什麼情況，這個問題是避不開的了。當必須這樣做時，截然相反的派別的活動家們也同意搞徵糧工作了，糧食賦役史由此變得很有教益。只是並非所有人都有權威和狠勁來實現徵糧工作。
“不過，這不應該變成軍事徵用，不然的話那就是掠奪了，但必須採用某些必要的措施……而且要保證農村在將來不招致以很低的固定價格賣糧。為了農業不遭受破產，盡量拿出東西來吧。（中間和右面的左邊部分代表鼓掌。立憲民主黨人和左翼人士不高興了。）不然的話，很快就不能耕地、播種和收割了。如果我們將來什麼事也做不了，那麼，你們也就不會要求我們做什麼了。低價賣糧還有一個危險，那就是會把農村勞動力驅趕到城里去，他們可以到城里掙大筆的錢，而把播種的活扔到一邊。”
沙利金：“工人、店員、醫生、律師、記者——他們可以無所畏懼地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而不失為愛國人士，但‘大地主’則無論如何不可以。聯合起來的貴族白白地用自己的心血來寫決議；近衛軍白白地派自己的軍官指揮無休無止的攻擊——他們是‘大地主’，這就足以說明了。什麼是‘大地主’的需求？一普特糧食賣半盧布，僅此而已。”
“在固定價格的問題上，我們大家都有過錯，因為我們當中有些人十分清楚我們在往哪兒走。而‘大地主’，他們不敢表示異議，他們必須退讓，讓這種試驗做下去。他們按這種低價拿出了自己的糧食。而農民卻不肯讓步。我準備為此而譴責農民，因為我不屬于民主黨派，我根本不認為大眾的呼聲就是輿論。然而會不會有數百萬更加固執的人，而且他們大部分是烏克蘭人呢？我認為，向固定價格頂禮膜拜的時代已經來到（喊聲：‘對呀！’），是讚同農業部長的時候了。”
一位波爾塔瓦人發言並建議：為產糧省份（為他自己的省）規定需求定額並降低小麥粉和黑麥粉的質量——可以磨得更粗糙一些。
一位大地主提議做出犧牲……但米柳科夫、克倫斯基、奇赫伊澤坐著沒有表態——看來他們不明白這犧牲是什麼，而且他們也未必知道磨面粉是怎麼回事。
右翼的諾維茨基發言：“問題完全不在于大家所最關心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供應問題，這和全國范圍的任務相比較是小事一樁。
“糧食問題的安排根本上就不對，從根本上說是犯罪的。立憲民主黨的最大錯誤，是派格羅曼和沃隆科夫作為代表參加決定固定價格的會議，而他們對農業一竅不通。（須知，整個立憲民主黨均如此，有誰可派呢？）
“而政府不應該這麼輕易就同意這些價格。這些糧食是孩子們顫巍巍的雙腿站著耕種出來的。上千萬農婦送自己的男人站在軍隊的最前列。士兵的妻子流著汗做飯，喂養孩子，同時耕種上俄畝的土地。一個強壯割草者需要一天、而割草機只需三小時幹完的活，她們要拼死拼活幹三四天。而這種時候格羅曼和沃隆科夫卻提出抗議，不了解土地、不了解偉大俄羅斯的一些城里小人在進行可憐的創造，說什麼糧食的價格定得太高了。
“而久賓斯基也不是內行，我連喂雞的事都不能交給他幹。國家杜馬里的那些全權代表們，並不懂得糧食的事，讓他們滾蛋吧。”
多麼可惡的侮辱！而且是針對輿論界的先進代表的！針對人民利益的優秀表達者的！立憲民主黨的領袖應該為自己辯護，不能讓人家在圖表的統計數字中抓到什麼。臉並不發熱，但是必須辯護。米柳科夫以個人解釋方式發言了。關于圖表——嗯，壓根兒沒有打什麼主意。但統計數字嘛，倒可以找到點兒要說的東西：“是的，他和去年做比較說了點兒什麼，但這不是就絕對數字說的，不意味著跟去年做百分比，而是和來年做百分比，就是說，和將來做百分比。可能，里特奇赫弄到了比去年那些月份更多的東西，有可能比去年那幾個月更多，但為什麼這不是更多更多呢？這就應該理解為，里特奇赫把國家杜馬引入了歧途，而立憲民主黨人無可指責，是對的。”
往下關于糧食問題，他卻沒有任何話可說。
現在，激憤不已的“大地主”們爬上了講壇。
戈羅季洛夫（維亞茨基省）：“作為農民我居住在農村。糧食的低固定價格使全國遭殃，摧殘了整個農業。農村除了自己吃的糧食之外，將不再多種糧食。先生們，這是誰的過錯呢？國家杜馬根據米柳科夫、希德洛夫斯基和舒利金等人代表的進步同盟的堅決要求，制定了降低固定價格的法令。我們這些農民沒有被允許出席會議討論，而立憲民主黨人對農村又根本不了解。
“先生們，你們指責部長們，可是你們瞧瞧，是誰激起全國抗議的呢？是進步同盟。（右邊的聲音：‘對呀！’）先生們，你們又要控制我們農民，要農民和士兵的妻子們在田地里播種糧食，又以最低的價格虧本地賣糧食。其他階級的人們都想依靠我們來生活，誰想從農民這兒拿去多少就拿多少，甚至全部都要拿去。因此，農村什麼也不賣給城市了。謝天謝地，現在我們沒有什麼需求了，由于國家專營，那種需求終止了。（人們也不賣伏特加酒了。）
“難道只能給糧食規定固定價格？而鐵、釘子、印花布呢？這些東西，誰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對商人和工廠主沒有規定固定價格，只對農民規定固定價格。你們立憲黨人和進步同盟，目的在于降低糧食價格，可是，卻從各方面指責政府。你們還派出全權代表到全國各地去操縱糧價。難道我們各地就選不出人來管理這件事嗎？”
莫爾達維亞的一個土地主：“我倒想看看，中央主管部門能夠怎樣來強迫千百萬農民收割糧食，如果農民確信政府將不正當地、不按他們認為值得的價格從他們手中弄走糧食的話。”
奔薩的一個土地主：“當你們從各方面指責政府的時候，你們應該先扭過頭來瞧瞧自己：你們參與糧食問題特別會議，卻什麼也不懂得，你們只起了絆腳石的作用。參加這種會議，就不應該代表黨派。說什麼大土地主是一個應該受壓制、被毀滅的階級。我們這里沒有明智可講，奢望卻很多。住在農村的那些人不懂得這一點。這只能感到羞愧啊！固定價格——這是使我們的糧食陷于混亂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制定價格的各地方會議上，五個城市居民對一個地方自治工作者，他們連聽都不願意聽價格可能低于成本的話。糧食按固定價格上過市嗎？
“我吃驚的是，對農業情況多少了解一點兒的那些人怎麼也會這樣考慮問題。這些人要不就是眼光短淺，要不就是要捍衛他們的自尊心。
“糧食生產的費用提高了，卻要按低價出售嗎？如果糧食上了市，所賣的那點兒可憐的錢怎麼夠還清夏天借的債呢？
“糟塌國家，在糧食問題上制造混亂——這是什麼愛國主義？這些先生們連一丁點兒愛國主義都沒有。來自人民政黨的人們被剝奪了人民自由的感受。該怎麼辦——我們全都知道，請你們指出來——怎麼辦？可能因此他們倒不指出來，如果指出來的話，結果會得到類似不幸的糧食價格。我端詳過左邊的先生們，他們中間有非常多的批評家，他們最能喧嘩，可是沒有任何創造力。”
發言者也反對里特奇赫：“提高固定價格現在也為時不晚，然後按固定價格支付徵收的糧食。無論如何，這種價格將低于投機商的價格。而徵收之外的糧食，就讓農民按市場形成的公開自由價格出售好了。”（這一計劃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由大土地主、極端保守分子和地主提出來的。這是一個反動的主意，沒有被愛好自由的公眾所採納。但是，如果我們用19世紀20年代的眼光來讀它的話，我們會在極美好的自由的新經濟政策上看到它的影子。）
一位來自基輔的俄國民族主義者：“在孩子們沒有糧食吃的情況下，俄國不可能一直處于高度發展中。我們有一年多時間一直聽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和政府作鬥爭。
“不管你做什麼，哪怕亦步亦趨跟著人家走，還得和政府作鬥爭。據說，要是有一個信得過的政府，那麼糧食立刻就會出現。然而，是誰在鼓吹信得過的政府之說呢？是在第三四屆國家杜馬中未能預見到德國的危險並阻礙軍事撥款的那些團體。
“俄國民族主義者黨團早就提議放棄固定價格。問題還不在于固定價格的確定不合時宜或者成本的確定不正確，而在于盡管以一年來其他物品價格上漲作為理由，固定價格根本就沒有任何更可靠根據。如果說周圍的一切都不固定，你們幹嗎要強迫糧價固定呢？
“生產者的合理要求被理解為大土地主們的惡毒的傾軋。而勃洛克卻提出一些不合乎健全理性的、不切實際的措施。現在我們有產品，我們只是得不到這些產品。但也可能很快出現連產品也不會有的局面。”
庫爾斯克的一個土地主：“不過在庫爾斯克省得到了糧食，可是放在糧站里的，全都是在地里脫粒的，而且摻雜著雪和冰。那是在陰雨的春天里脫粒的——全都要腐爛了。人們把它做成面包幹送到軍隊里去，可喂了老鼠。人們要求把貓送到糧站里捉老鼠，可是貓卻在那里餓死了。即使沒有燃料，可彼得格勒的照明、夜間貿易、劇院、電影院一點兒也沒減少。彼得格勒有多少吃閒飯的人啊，為什麼要他們待在這里？減輕一點兒首都的負擔該多好。”（這個想法太放肆了：我們首都人自己可以做出判斷，不需要你這位庫爾斯克地主指手畫腳。彼得格勒是人滿為患，但那是充斥著逃難的人群——這是誰也管不了的“大軍”。）
沃羅涅日省的代表：“我們到了關于政治沒有什麼可談的時刻。在沃羅涅日省，各車站上堆滿了糧食，可是沒有車皮運輸（而那些沒有糧食的地方，卻有的是車皮）。城市里的人很少懂得經營之道，人們相信沒有經營也照樣生活——而農村的人是靠經營生活的。當整列整列的火車被埋在大雪里面時，婦女、半大孩子和老年人毫無怨言地扛起鐵鍬去把它們挖出來。薩拉托夫省餓死了三百頭公牛，因為不給它們草料吃，把草料保存給軍隊用，就好像這些公牛不是為軍隊準備的。愛護愛護農村吧！”
“農——村？？”克倫斯基感到驚奇。
“幫助農村而忘記城市？可我們是為城市文明生活的，要知道，沒有城市的話，農村是什麼事也辦不了的！城市——這是國家創造力的大動脈啊！這樣來證明，固定價格——不好嗎？”斯科別列夫（社會民主黨）這樣扭轉問題，“如果政府不動聲色地採用固定價格的辦法，那只是表明國家已經不堪重負了。”（怎樣讓步，這可是一個經驗。）
塔拉索夫（維亞茨基的農民，勞動者）：“我們農民按固定價格能得到什麼呢？能得到煤油、鐵、商品、印花布、糖嗎？什麼也得不到。
“那些拼命掠奪農民的姦商的生活是怎樣的情形呢？由于政權的削弱，姦商們把人民的全部財富裝進了自己鼓鼓的衣袋里。對于各城市和首都的不勞動的群眾，我才不答應按固定價格賣給你們糧食呢。可是人家從我們這兒把糧食拿了去，用它喂養姦商，還喂養那些不顧人民哭泣而在戲院和電影院里尋歡作樂的人們。他們在那兒盡情地唱歌、跳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舍不得按固定價格賣糧給某些人，除了軍隊以外。”
馬科貢（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農民）：“你們在農村都能看到誰？夏天里只是一些老人和孩子，許多房子都倒塌了。你們在田地里都能看到誰？60來歲的頭發花白的老人，在這種年齡他們本應該跟老伴和子孫們一起過著安逸的生活。你們難道指望這樣的老人來養活軍隊，養活整個俄國嗎？
“而在城里呢？所有房子幾乎都派上了用場。遊手好閒的人比比皆是。又有多少人獲準緩期服兵役呢？
“農民的孩子在戰鬥中拋頭顱、灑熱血——而這些遊手好閒的人呢？農民們總算弄明白了，他們全都當兵去了，而那些遊手好閒的城里人卻獲準緩期服兵役。他們會用什麼價格向老人買面包吃呢？固定價格還是提高了的價格呢？不管怎樣，他們獲得了生命的代價，留在原地，得救了。
“是誰在遭罪——是農民還是地主，沒有必要加以區分。你們向他們討債吧，把糧食拿去吧。我們賣一普特糧食只能買半磅鐵釘，這難以想象的事難道正常嗎？農民害怕未來的日子，害怕可怕的饑餓。如果繼續實行固定價格，那麼，就要到割草場去播種了。
“有位部長斷然說，我們又在妨礙他了。我們的聲音很小，我們不好說人家很少相信我們。但是，你們應該明白真實情況，如果再繼續這樣不顧一切，那麼，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當然，在國家杜馬的速記記錄中各類發言所佔的比例是另一個樣子：每次這種乏味的發言只記錄兩頁紙，而立憲民主黨的教授的發言則記錄10∼15頁。不用說，國家杜馬里的學者聽這種乏味的發言時，會露出嫌惡的表情——全是莊稼人的道理，像白開水那樣淡而無味。而米柳科夫、波斯尼科夫就截然不同了，有一套地租理論。就像常言所說的，國家杜馬是俄國年輕的議會，實際上杜馬會議上只有20個人發言，顯然，應該把這20個各種各樣的政治家的發言理解為俄國的真正的聲音。
幸好，在這20個人中間有著安德烈?伊凡諾維奇?申加廖夫，一個明智的人。然而，如果你是20個人中的一個，你就要迅速麻利地辦事，經常回答問題。而如果你屬于立憲民主黨，你就要始終地做個立憲民主黨人，要按照你的那個黨的要求嚴格地梳你的辮子，保護你的領袖和自己的一貫正確性。不要忘記自己的黨和自己的同盟的最高任務：歸根到底重要的不是糧食本身而是推倒沙皇政府。如果人們在講壇上發言提到固定價格，你就要站起來喊著說：“你們簡直不明白這是要挑起什麼事情來！你們是在玩火！”
如果你的領袖不會用該死的數字證明自己是正確的，那麼，你就去給他解圍——你應該走上講壇說：“是的，雖然在里特奇赫那兒糧食問題被誇大了，但是可以認為，和我們的需要相比較，問題倒是縮小了。”
為了使這位部長的全部成績化為烏有，就要說： “他沒有告訴我們最感興趣的東西——要為未來的農業季節採取什麼措施？這位部長對擴大播種面積、獲得種子和機器的關心在哪兒呢？（哎喲，申加廖夫，這個季節可是要挺得住啊，這個月、這個星期、甚至今天到會間休息這一段時間，街頭都會有什麼消息傳來啊……給批評留下的余地是無限的：可那位部長卻在談論下一個季節——他不談今天的需要，真可以大罵他一頓。）
“部長沒有保持一位國家領導人該有的那種鎮定。我們期待的不是這種發言。政治妨礙他辦理糧食這一神聖事業。部長先生，你太不謹慎了。你把固定價格的受挫歸咎于格羅曼、沃隆科夫和報刊……是的，過去當然是有錯誤的，而且很難想象管理國家的那些人在重大國事上不犯錯誤。（但這時同盟在什麼問題上不能原諒政府呢？）
“或者旁邊的批評家不犯錯誤，定下了較低的固定價格。我不想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個別統計數字可能不準確。（這個真正同情俄國莊稼漢的人，14年前還不是立憲民主黨人，他曾寫過《即將空無人煙的農村》，文中按百分之一戈比的數字來累計農民的收支！）
“但難以估量的嚴重錯誤是：沒有一個能按計劃管理糧食事業的政權……人們把糧食轉賣給了某個威爾斯。而威爾斯是何許人呢？（喊聲：‘一個傻瓜！德國人！’）
“他在申加廖夫按黨的義務辦事的地方顯得很渺小，也許是被扭曲了。他竭盡全力保護各種社會性的委員會，特別是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會聯合委員會，滑稽地效勞于編輯一些免服兵役的勤于地方自治的人的空頭科學集子。他居然不覺得多麼自我矛盾！
“真令人莫名其妙，似乎有什麼地方可以不問政治似的？先生們，你們的會議是政治性的會議，你們不是糧食委員會。政治是國家生活的本質。如果你們丟掉了政治，那麼，你們還能剩下什麼呢？認為有什麼可以不必跟政治發生關係的問題的觀點是極大的謬誤。”
這時他急劇地掉轉矛頭攻擊政府：“不要把你們的極不明智的政治觀念滲透到糧食事業中去！你們的專制是喪失理智的，它在最危急的關頭給國家造成了破壞。”
但在黨內活動時刻，他講起話來卻沒有像在別的反對派頭頭跟前那樣傲慢和憤恨。他講的全是黨的義務的話語，聲音低沉洪亮，為俄羅斯的不幸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指出了里特奇赫的真正的弱點：盲目地過高估計俄國的潛力，倉促地相信愛國激情的勝利——在那些徵糧工作很容易展開的地方是可以這樣的，但在坦波夫省交納的糧食從來沒有超過1700萬普特，可是對這個省份的要求是2300萬普特——每一俄畝要交納30普特，而沃羅涅日省則每俄畝要交納40普特糧食……
里特奇赫本人也在細聽這些數字，漸漸皺起了眉頭，他感覺到了那一望無際的廣闊地方滯留著攸關生命的大批谷物，以及莊稼人對城市騙子的那種不可名狀的（然而是理智的）不信任。突然，他似乎清醒過來，使自己自由的頭腦擺脫他的黨的約束，他向慌了神的國家杜馬解釋說：“你們都來幫忙吧！他這是對的。是的，先生們，應該運送糧食。如果說，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前線，那麼，也應該把糧食交納出來，這是對祖國的神聖義務。”
而這位使人擔心的、空前活躍的、爭論中不知疲倦的農業部部長，他又走上了講壇！可是國家杜馬不願意再聽他發言，于是，整個左邊的代表粗野地叫囂起來，要求暫時休息。
羅江科：“懇請諸位坐下來。”（喧囂聲響起。左邊的喊聲：“暫時休息！”“暫時休息！”“這是不尊重國家杜馬！”）
羅江科好不容易才讓大家安靜下來。里特奇赫的頭一句話講了好幾次：“先生們，我極其……（左邊的喊聲：“暫時休息！”）先生們，我的話很短。我極其……（左邊喧嘩聲：“杜馬的決定！”）極其高興地，簡直是興奮地聽了杜馬成員申加廖夫那麼真誠地講到對人民的號召和公民責任的那一部分發言。農業部準備在杜馬的農業委員會里做出一切解釋，說明為什麼不允許縮小播種面積。然而，先生們，我很不安地聽了杜馬成員米柳科夫和申加廖夫繼續發言的其余部分。而第二部分的發言者出自同一個政黨，可我們不得不聽到什麼呢？杜馬成員米柳科夫一會兒指責農業部盲目地樂觀，一會兒指責農業部悲觀。他們和我爭論什麼呢？不是始終想證明過錯在于我嗎？這里不存在爭論的對象：我覺得他們力求用數字來證明的過錯比我還要大得多。
“是的，先生們，讓我日日夜夜都感到惴惴不安的是，在這可怕的歷史時刻我所做的不到應該做的事的千分之一。（右邊鼓掌聲。）不幸的是，我是一個平凡的人，而在這時候俄國應該推出一些具有非凡力量的人。我的過錯在于沒有這樣的力量。
“公平地說：為什麼反對派的領袖們就不能用這種語調說話呢？那樣的話，衝突就難以發生了。”
可是反對派的巨擘們卻叫喊起來——
阿傑莫夫：“出去！”
米柳科夫：“天無絕人之路！”
里特奇赫：“我們怎能把精力消耗在個人的手腕較量上呢？這簡直太可怕了。先生們，我盼望這里出來的不是演說者，而是普通人——忘我地熱愛俄羅斯的普通人。我覺得大家都可能有這種感覺，我們正經歷著一個嚴峻的歷史時刻。命運之手有可能最後一次舉起那維係著俄國未來的力量。”
星期六和星期天沒有會議。國家杜馬的一個成員去世了，哀悼啦、祭禱啦，三天沒有認認真真開會。直到二月二十三日正午，當彼得格勒方面出現了更嚴重的問題（可世界上誰也不明白這事）時，才又開起國家杜馬的例會來，討論關于糧食的問題。
彼得格勒的面包店已經鬧哄哄了，人群還攔截電車，擁向警察崗哨。不知是誰帶來的這騷動的傳聞，暫時休息中的杜馬成員都聽到了。
但在角錐形屋頂下的電燈通明的無窗大廳里，自由派陣營的行動家和評審家在一個勁兒地發言，二十四日午後，又是波斯尼科夫、羅季切夫、戈德涅夫發言，當然，每天有奇赫伊澤發言，每天還有克倫斯基發言。他們猛揮著手、唾沫飛濺地談論這個討厭的、毫無結果的問題，揮手高呼：“不要相信這位里特奇赫！”
羅季切夫：“今天他是無可救藥了！”
奇赫伊澤：“先生們！怎麼能把黑面包局面上的糧食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呢？……唯一擺脫困境的出路就是鬥爭，它將引導我們廢黜這屆政府！唯一的辦法是保存我們的力量，使國家步入健康的軌道！”
就這樣，彼得格勒200年的歷史進程就要結束了，由彼得的手杖和意大利的建築師強制性地在北方沼澤地上建築起來的這座城市開始表現出新進程。這座城市建立在沼澤地上，這兒不生產糧食，但吃著最白的面包。但這一城市本身的這一表現，不是由昏暗的公共圖書館書架上的思想家，也不是由國家杜馬的快言快語的代表，而是由那些因為糧食沒有及時運到這沼澤地來而敲打著商店玻璃的街道莽漢傳達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