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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鑒普洱茶之四

時間:2013-10-30 13:35   來源:中國臺灣網

  細算起來,人類每一次闖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開始總以為一種食品餿了,霉了,變質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終于有一次沒有扔掉。

  于是,由驚訝而興奮,由貪嘴而摸索。

  中國茶的歷史很長,已有很多著作記述。但是,由微生物發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麼時候被人們發現,什麼時候進入歷史的?我見到過一些整理文字,顯然都太書生氣了,把偶爾留下的邊緣記述太當一回事,而對實際發生宏大事實卻輕忽了。

  那麼,就讓我把普洱茶的歷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國古代,素來重視朝廷興亡史,輕忽全民生態史,更何況雲南地處邊陲,幾乎不會有重要文人來及時記錄普洱茶的動靜。唐代《蠻書》、宋代《續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過普洱一帶出茶,但從記述來看,採摘煮飲方式還相當原始,或語焉不詳,並不能看成我們今天所說的普洱茶。這就像,並不是昆山一帶的民間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廣東地區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粵菜。普洱茶的正式成立並進入歷史視野,在清代。

  幸好是清代。那年月,世道不靖,碩儒不多,普洱茶才有可能擺脫文字記述的陷阱,由“文本文化”上升到“生態文化”。歷來對普洱茶說三道四的文人不多,這初看是壞事,實質是好事。普洱茶由此可以幹凈清爽地進入歷史而不被那些冬烘詩文所糾纏。吃就是吃,喝就是喝。咬文嚼字,反失真相。

  我在上文曾寫到清代帝王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由于他們愛喝,也就成了貢品。既然成了貢品,那就會引發當時上下官僚對皇家口味的揣摩和探尋,于是普洱茶也隨之風行于官場仕紳之間。朝廷的採辦官員,更會在千里驛馬、山川勞頓之後,與誠惶誠恐的地方官員一起,每年嚴選品質和茶號,精益求精,誰也不敢稍有怠慢或疏忽。普洱茶,由此實現了高等級的生命合成。

  從康熙、雍正、乾隆到嘉慶、道光、鹹豐,這些年代都茶事興盛。而我特別看重的,則是光緒年間(公元1875年— 1909年)。主要標志,是諸多“號級茶”的出現。

  “號級茶”,是指為了進貢或外銷而形成的一批茶號和品牌。品牌意識的覺醒,使普洱茶從一開始就進入了“經典時代”,以後的一切活動也都有了基準坐標。

  早在光緒之前,乾隆年間就有了同慶號,道光年間就有了車順號,同治年間就有了福昌號,都是氣象不凡的開山門庭,但我無緣嘗到它們當時的產品。我們今天還能夠“叫得應”的那些古典茶號,像宋雲號、元昌號,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號,都創立于光緒元年。

  由此帶動,一大批茶莊、茶號紛紛出現。說像雨後春筍,並不為過。

  我很想和業內朋友一起隨手開列一批茶號出來,讓讀者諸君嚇一跳。數量之多,足以證明一個事實:即便在交通艱難、信息滯塞的時代,一旦契合某種生態需求,也會噴涌成一種不可思議的商市氣勢。但是,我拿出來的一張白紙很快就寫滿了,想從里邊選出幾個重要的茶號來,也不容易。剛勾出幾個,一批自認為比它們更重要的名字就在雲南山區的老屋間嗷嗷大叫。我隱約聽到了,便倉皇收筆。

  只想帶著點兒私心特別一提:元昌號在光緒元年創立後,又在光緒中期到易武大街開設分號而建立了福元昌號,延綿到二十世紀還生氣勃勃,成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這個茶莊後來出過一個著名的莊主,恰是我的同姓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經很艱苦地抗議自己的書籍被盜版一樣,余福生先生也曾借著茶餅上的“內票”發表打假宣言:“近有無恥之徒假冒本號……”,我一看便笑了,原來書茶同仇,一家同聲,百年呼應。

  茶號打假,說明市場之大,競爭之烈,茶號之多,品牌之珍。品牌的名聲,本來應由品質決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質大半取決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觀生態,恰恰最難說得清。因此,可憐的打假者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來涂飾自己的品牌。

  這情景,就像自己家的松露被盜,卻無法說明松露是什麼,只能說是自己家遺失的蘑菇遠比別人家的好,結果成了蘑菇被盜。普洱茶的莊主們竭力證明自己家的茶是別人無法復制的上品,用的卻是綠茶的標準。

  例如,這家說自己是“陽春細嫩白尖”,那家說自己是“細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還自稱“提煉雨前春蕊細嫩尖葉,絕無參雜衝抵”雲雲。你看,借用這種標準來說普洱茶,反而“揚己之短,避己之長”,完全錯位。

  這事也足以證明,直到百年之前,普洱茶還不知如何來說明自己。這種現象,從學術上講,它還缺少“對自身身份的理性自覺”。

  普洱茶的品質是天地大秘。在獲得理性自覺之前,唯口舌知之,身心知之,時間知之。當年的茶商們雖深知其秘而無力表述,但他們知道,自己所創造的口味將隨著漫長的陳化過程而日臻完美。會完美到何等地步,他們當時還無法肯定。享受這種完美,是後代的事了。

  如果說,光緒元年是雲南經典茶號的創立之年,那麼,光緒末年則是雲南所有茶號的浩劫之年。由于匪患和病疫流行,幾乎所有茶號都關門閉市。如此整齊地開門、關門,開關于一個年號的首尾,使我不得不注意光緒和茶業的宿命。

  浩劫過去,茶香又起。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難的日子也過得下去。畢竟已經到了二十世紀,就有人試圖按照現代實業的規程來籌建茶廠。一九二三年到動海計劃籌建茶廠的幾個人中間,領頭的那個人正好也是我的同姓本家余敬誠先生。

  後來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動海的佛海茶廠建立起來的,是從歐洲回來的范和鈞先生。他背靠中國茶業公司的優勢,開始試行現代制作方式和包裝方式,可惜在兵荒馬亂之中,到底有沒有投入批量生產?產了多少?銷往何方?至今還說不清楚。我們只知道十年後戰爭結束,政局穩定,一些新興的茶廠才實現規模化的現代制作。

  這次大規模現代制作的成果,也與前代很不一樣。從此,大批由包裝紙上所印的字跡顏色而定名的“紅印”、“綠印”、“藍印”、“黃印”等等品牌,陸續上市。有趣的是,正是這些偶爾印上的顏色,居然成了普洱茶歷史上的里程碑,五彩斑斕地開啟了“印級茶”的時代。

  那又是一個車馬喧騰、旌旗獵獵、高手如雲的熱鬧天地。“號級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線,而是退居後面,安享尊榮。如果說,“號級茶”在今天是難得一見的老長輩,那麼,“印級茶”則還體力雄健,經常可以見面。

  你如果想回味一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種擺脫戰爭之後大地舒筋活血的生命力,以及這種生命力沉淀幾十年後的莊重和厚實,那就請點燃茶爐,喝幾杯“印級茶”吧。喝了,你就會像我一樣相信,時代是有味道的,至少一部分,藏在普洱茶里了。

  無奈海內外的需求越來越大,“印級茶”也撐不住了。普洱茶要增加產量,關鍵在于縮短發酵時間,這就產生了一個也是從偶然錯誤開始的故事。

  據說有一個叫盧鑄勳的先生在香港做紅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壞了,發現了某種奇特的發酵效果。急于縮短普洱茶發酵時間的茶商們從中看出了一點端倪,便在香港、廣東一帶做了一些實驗。終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廠廠長吳啟英女士帶領,在這些實驗的基礎上以“發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熟茶中,陸續出現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當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發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紅也刺激了生茶的發展。在後來統稱“雲南七子餅”的現代普洱係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稱讚的生茶產品。從此之後,生、熟兩道,並駕齊驅。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普洱茶還嚴重缺少科學測試、生化分析、品牌認證、質量鑒定,因此雖然風行天下,生存基點還非常脆弱,經受不住濫竽充數、行情反轉、輿情質詢。日本二十幾年前由癡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國在二○○七年的瘋漲和瘋跌,都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眾多生物科學家和其他學者集中投入研究,開啟了“科學普洱”的時代。

  ——我用如此簡約的方式閒聊著普洱茶的歷史,感到非常爽朗。但是,心中也有一絲不安,覺得還是沒有落到實處。就像遊離了一個個作品來講美術史,才幾句就心慌了。然而普洱茶那麼多品牌,有哪幾個是廣大讀者都應該知道的呢?它們的等級如何劃分?我們有沒有可能從一些“經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歷史魂魄?

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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