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一個人的西域》，這書名，很容易讓我們回想，回到漢唐。

　　漢代的張騫，號稱“鑿空西域”，可他不一定就是通西域的第一人。

　　往前推，有《穆天子傳》，傳說，周穆王駕了八匹駿馬，往西域去，去與西王母相會。西王母是神話里的神物，穆天子是歷史中的人物，神物約會人物，不太靠譜。

　　那就再往前推，推到彩陶時代，到馬家窯那里去，可馬家窯人留給我們的只有器物，沒有人物，盡管我們從那些彩陶器物上依稀可見馬家窯人通西域的痕跡，而且那些痕跡還向我們昭示了由當時的東西方交通帶來的史前那一次彩陶之路的文藝運動，但它畢竟與個體無關，那是馬家窯人集體的西域，而非某個獨立個體的西域，器物代表了集體，不代表個體。

　　所以，一個人的西域，還得從漢唐談起。漢朝代表，得數張騫，而唐朝人物，非唐僧莫屬。何以漢朝是張騫而不是漢武帝做代表？唐朝是唐僧而非唐太宗做代表？蓋因通西域，雖說還有王朝里的那些事，但已非王朝所能范圍了。

　　西域之名，初見于《漢書?西域傳》，名因張騫而起。套一句魯迅的話來說，這世上本無西域，只因有個名叫張騫的人往西去，十余年如一日地往西去，後來，去的人多了，就有了西域。西域，以帕米爾高原為界，以西，行至地中海；以東，迄止玉門關。

　　作為行政區域的新疆，已是清朝乾隆年間才有的事，看上去，僅為漢唐西域之一。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它可以說是漢唐西域的一部分，在地理上，西域不是有廣義、狹義之分嗎？它屬于狹義的一部分。然而，作為一個歷史概念，新疆與西域已風馬牛不相及。

　　新疆，還是王朝里的行政單位，而西域，則是橫跨歐亞的文化江山之地理單元，唐詩的江山，幾乎有一半在西域，“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不朽的唐詩，給西域添了多少詩意？就在那條絲路上，唐人“抱布貿絲”，還寫詩。

　　一個人的新疆，那是乾隆爺的事，這位好大喜功的皇爺，將收復的國土命名為“新疆”，反倒使歷史的遺產變成歷史遺留問題了：在“新疆”以前，那舊土歸誰呢？

　　新疆已不再是西方人眼里的絲綢之路。有人曾問湯因比，曰：古往今來，世界各地，願往何處，居何地？湯曰：往唐朝去，居西域。若問他願居新疆否？必搖頭。

　　湯因比心目中的西域，近乎聖域，除天堂外，人世間，莫過于此。作為一名研究文明史的專家，眼見文明的衝突，遍及于世，面對小氣的現實，他遙想當年西域……

　　多少文明際會于此，古老的與新興的，東方的與西方的，西域那麼大，無一國能轄之，非一家能囿之，就大體而言，它還是自由化的空間，天下攘攘，為利往，自由而往，一根文明的紐帶，使人走到一起來，把個西域，走成了世界文明的會所，人類信仰的樂園。這紐帶，便是絲綢，它是最美麗的中國產：植桑，養蠶，吐絲，結繭，化蛾，然後，織錦繡。

　　試問，迄今為止，哪還有比這更為天然更加美妙更富于詩意的產業？若謂西方文明以機器擅勝，中國文明即以天工見長，如絲與瓷，皆以天工開物，非以機器生產。

　　從古希臘人開始，歐人就以絲綢來命名它所不知道的那個東方絲國，名之曰“塞利斯”。亞歷山大東徵，只要再往前邁一步，就進入塞利斯了，可他不知，否則，翻越世界屋脊，對他來說，並非多麼難的事。他死後，帝國解體，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在西域，留下希臘化世界的政治遺產，有許多城邦小國，就散落在天山南北，有的還攀上了世界屋脊。

　　假設，他漫步世界屋脊，看到那些山，會像漢武帝認同為昆侖山那樣，說它們就是奧林波斯神山嗎？很有可能，因為沒有哪里的山，比那些山更接近于神和天了。

　　假如，他真那麼做了，古代文明，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希臘神話，也許會超越其民族性和地域性，而具有普世性，中國傳統的《山海經》世界，或為其一部分。

　　但命運的蓋頭，要等時間來揭開。亞歷山大來早了，世界還沒有準備好，等到凱撒呼吁時，已是十二兩黃金買一鎊絲，這世界，已被絲綢誘惑得“天下熙熙”了。

　　對于絲，羅馬人猜想，某樹生白絨，用梳子一梳理，就變成絲。或曰小動物，比金龜子大兩倍，八只腳，養五年，方能吐絲，將自己纏起來，用其殘骸可以抽絲。

　　這樣猜來，還不算太離譜，兩說相結合，桑和蠶，似乎都有了。本來，歐人之于東方，所求香料，更甚于絲綢。然，何不稱“香料之路”，而名“絲綢之路”？蓋以香料，雖為日用所需，但其為物，天然有余而人文不足，文明尚欠火候，故難為當時代表。

　　而絲綢，作為物質文明的質料，它那麼柔軟，貼于人體似乎都會被體溫融化，又那麼透明，穿著它倣佛沒穿衣服，而是換了光昌流麗的皮膚，最宜于人體藝術。

　　如此人體藝術，引起哲人嫉妒：這些所謂的衣服，既不蔽體，也不遮羞，女人穿上它，便發誓自己並非赤身裸體，其實別人並不相信她的話。人們花費巨資，從不知名的國家進口絲綢，而損害了貿易，卻只是為了讓我們的貴婦人在公共場合，能像在她們的房間一樣，裸體接待情人。

　　而湯因比的選擇，既非人體藝術，亦非所謂絲路，他緊盯著文明的去處，看不同的文明及其個體，在同一地區，在無政府狀態下，如何相互衝突，又怎樣和平共處。

　　就這樣，他發現了西域，唐朝時的西域，那是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的西域，是個人主義的個體帶著多樣化的文明從異地到這里來趕集的西域。如果說，漢之西域，還是個神話與歷史交錯的世界，那麼唐朝時的西域，已成為藝術與信仰普世化的天下，貫穿了這兩個時期的，不僅有一根物質文明的紐帶——絲綢，還有一根精神文明的紐帶——個人主義。

　　西域屬于個體，國與國之間，有的是自由個體的飛地，而個體與個體，天然便趨于契約關係，就此而言，市場化是個體存在的最好方式。不信，請看本書作者，打起背包，獨行西域，居然安步當車。可他走著走著，就有人開車到他身邊，衝他喊：上車吧！他一上車，又對他說：15元。他眼沒眨，就“嗯”了一聲。就這樣，行了一程又一程，過了一地又一地。

　　看來，個體之間的契約關係和信用原則，是可以放之四海的，所以，我們說“搞好市場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本書的作者，在路上，就碰到了一位名叫買買提明的維吾爾族男子，兩人的關係，就是從市場化開始的。作者想搭車，向過往車輛招手，前面那輛車開過去了，緊接著的後面一輛在他跟前停下，向他報了一個價，他還沒應承，就讓他上車了。車上，那個名叫買買提明的司機告訴他，前面那輛開過去的車也是他家的，他們在跑運輸呢。

　　兩人在市場經濟里，可謂如魚得水，真是“帝力于我何有哉”！

　　想當年那西域，豈非正是如此？兩國之間，就不這麼簡單，國家利益比個人利益復雜，國家當然要講信用，但信用原則要服從主權原則，為了主權原則，可以兵不厭詐。

　　作者隨身帶著兩本書：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兩書記載的，都是他們一個人的西域，作者追隨他們，亦走向一個人的西域。

　　唐僧西天取經，取回來的，本來是他一個人的《聖經》，後來，王朝參與了，就轉化為國家主義的《聖經》。還有那個瑞典人斯文赫定，他來亞洲腹地旅行，起初也是一個人的旅行，想通過旅行來驗證他那位德國老師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他用的方法，一是考古，尋找遺址遺跡，為此，他發現了樓蘭古城；二是繪制地圖，尤其是西藏地圖，完善了歐洲地理學的知識體係。他一個人的西域，使絲路成為了新的文藝復興運動的契機。

　　接踵而來的人多了，來了一個英國人斯坦因，他也像本書的作者那樣，是瑞典人斯文赫定的粉絲，還是唐玄奘的粉絲。據說，他對唐玄奘的崇拜，超越粉絲成為信徒了。

　　斯坦因一生信服兩人，一個是亞歷山大大帝——希臘化世界的王者，另一就是唐玄奘——西域文明的代表。他一個人的西域，可以說就是東西方兩位亡靈在他身上附體。

　　首先，他是個西方人，崇拜亞歷山大東徵，迷戀大帝留在西域的希臘化世界。在米蘭遺址，他為發現“繪制非常精美的有翼天使壁畫”，而驚嘆“在亞洲腹地中心如此荒涼寂寞的羅布泊湖岸邊，居然能夠出現這種完全古典的希臘模式天使”。他在樓蘭沉思：中國古代的偉大商貿活動究竟是如何組織？供給又怎樣維持？僅就文明交流而言，這的確是一件極為偉大的成就。事實上，古代中國政治方面顯赫的聲威，經濟方面富足的產品資源和無與倫比的組織能力，遠遠超過了他們的軍事力量。老實說，這完全可以視為精神勝過物質的一種偉大勝利。

　　這兩大文明遺產，在他身上，已悄然融為一體，並開始復興起來。他之後，又來了一位法國人伯希和，前赴後繼，你爭我奪，就如同英國和法國。“若無伯希和，漢學如孤兒”，這是從漢學復興上來說的，沒有伯希和，漢學如孤星，有了伯希和，就眾星捧月了。

　　西域如此多嬌，文化分外妖嬈！不是昆侖山，而是敦煌千佛洞，被他們“一截贈美，一截遺歐，一截還東國”了。在他們眼里，那敦煌千佛洞啊，豈不就是東方的佛羅倫薩？本來，西域考古帶來的歐洲漢學復興與遍及東亞的西化思潮互動，很可能在世界范圍內興起一場新的希臘化世界與漢唐文明相結合的文藝復興運動，“太平世界”可以“環球同此涼熱”。

　　孰料，國際共運引發民族解放運動，由東西方互動掀起的世界文藝復興運動之浪，才開浪花幾朵，就被民族革命的洪流席卷了。

　　談西域，還得回到湯因比，不光要回到“湯因比的選擇”，那“一個人的西域”，還要回到那個著名的與中國歷史息息相關更與當代中國人命運攸關的“湯因比讖語”：

　　匈奴是一股從西域雪山傾瀉下來的雪水，他們渴望流入中原這個“水庫”中，找到一個立足之地。但當他衝涌到長城腳下，卻被長城擋住了。于是，這場大風便呼嘯得更厲害了，一聲高過一聲，使綿延萬里的長城一線烽火硝煙千年不息。就像從雪山流下來的雪水再也不會倒流上去一樣，在頑強而執拗地要參與締造中國歷史的能量未耗盡之前，他們是絕不會回頭的。

　　我們讀史，已知匈奴之後的“匈奴”，唐有突厥，宋有遼金元，明有滿蒙，除了突厥，它們都曾飲馬黃河，入主中原“水庫”。匈奴不幸，碰到了不管不顧要鑿空西域的漢人，突厥亦不幸，碰到了“不破樓蘭誓不還”的唐人。此後，風水輪流轉，王朝更迭，宋元明清，漢家天下，終于被“匈奴”了兩輪，而“匈奴”們，亦相繼被漢化了。

　　一個人的西域，是個人主義的勝利，如能以個體立國體，如能在西域繼續被打斷了的東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我們就不必憂心如焚的去問：新的“匈奴”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