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一致，是墨子平日所反復叮嚀的，他不但“坐而言”，更重“起而行”,是徹頭徹尾的一位實行主義者。他說：

　　話要能實行的，才值得去說。否則，就是空口說白話，徒費口舌了。（《耕柱》篇、《貴義》篇）

　　上文說過的那位兼學儒墨兩家學術，名叫告子的學生，有一天對墨子自誇說：

　　“我有治國手段。”

　　墨子說：

　　“治國的事，一定要能說能行，那才真懂得‘治’的意義。

　　現在只聽你滿口炫誇，卻不見實行，言行不一。你連自己本身都不能治理，又怎能治理國家？你不要再提治國的事，先想辦法治理本身。”（《公孟》篇）

　　墨子是最看不慣這種說而不行的人的。

　　墨子的學說，最受批評的是“兼愛”。世人反對兼愛，只說是：

　　“善而不可用。”

　　墨子說：

　　“如果真不可用，我也會反對它，但哪有好的東西不能用的呢？”（《兼愛下》篇）

　　兼愛的難以實行，並不在理論本身，而是在于人心：世人不願吃自己兼愛的苦，卻情願享別人兼愛的福。世人盡管反對兼愛，但遇到利害關頭的時候，便要去選擇能夠兼愛的朋友和他共事。其實，世人如能祛除自私自利的心，視人如己，兼愛並不難行。

　　墨子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認為如果知而不行，便連知都算不上了。墨子說：

　　假定這里有一個盲人，他說道：

　　“石灰是白的，煤煙是黑的。”

　　即使是明眼人也不會說他不對。

　　但是，將顏色白的石灰和顏色黑的煤煙混合在一起，再叫他去分辨，他就無法分辨出來了。

　　所以說：“盲人不知道黑白。”

　　這不是說盲人不知道顏色的名稱，而是說他無法作實際的辨別。

　　盲人只會解說名稱，而不會作實際的辨識，這也等于“不知”。同樣的道理，墨子又說：

　　當今天下的君子談說仁義，縱使是夏禹、商湯等聖王也不過如此。但是，若將合乎仁義的事與不合乎仁義的事混雜在一起，令天下的君子去辨認，就無法將它分別了。

　　所以我說：“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是什麼。”並不是指那一個名稱，而是實際的辨別。（《貴義》篇）

　　空談仁義是沒用的，必定要能實行，對國家百姓才有實際的益處。口頭幾句仁義道德的話，誰不會說呢？有些人口頭上講得很動聽，而所行所為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墨子最不齒這種人。

　　墨子自己是個言而能行的人，他審慎地提出一種主義，就要將它實行。他特意創立了“三表法”，作為立論的規準。為什麼要有“三表法”呢？墨子說：

　　凡是發一番言論、寫一篇文章，都不可以不先立下一個標準來。言論若沒有一個標準來審義，就好比將測量器安放在制陶器的轉輪上面，去定東西的方向，去測早晚的時刻一樣。如此，雖有精巧的工人，也不能將時刻量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