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加利福尼亞人，對地球的各種活動司空見慣。我們都清楚，地面可能會移動和抖動。我們的手電筒總是裝著電池，壁櫃里總貯存著好幾加侖的水。我們都相信，人行道可能會突然裂開，遊泳池有時會像碗里的水一樣晃動。我們都能迅速地爬到桌子底下，都知道要小心提防飛來的碎玻璃。每學年開學時，我們每人都要備好裝滿幹糧的密封袋，以防大地震把我們困在學校。然而，和生活在地震少發地帶的人們一樣，加利福尼亞人對目前這場特殊的災難也是毫無防備的。

　　那天早上，弄明白發生什麼事之後，漢娜和我衝到外面四處張望，想找出地球轉動變慢的蛛絲馬跡。但天空還是老樣子——湛藍的天空萬里無雲，陽光一如既往的燦爛。海邊吹來熟悉的海風，空氣聞起來還是那個味，混合著青草清香、金銀花香和氯氣的味道。桉樹依舊像海葵那樣迎風飄舞。我媽那壺陽光茶看起來近乎黑色，可以飲用了。離我家後院很遠的地方，高速公路依然車來車往。電線繼續嗡嗡作響。如果我們把足球拋向空中，可能不會注意到它的落地速度比以前更快，撞擊地面時更有力。那年我11歲，住在郊外。我最好的朋友就站在我身旁。我沒有發現任何事不對勁或出差錯。

　　在廚房里，我媽正在查看架子上的必需品，擰開碗櫃的門，翻看抽屜里的物品。

　　“我只想知道應急物品放哪兒了。”她說，“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該回家了。”漢娜說。她依然穿著紫色的睡衣，雙臂環在細腰上。她還沒有梳頭，她的頭發需要細心打理，因為從二年級起她就沒剪過頭發。不知為什麼，我認識的摩門教女孩都留著長發。漢娜的頭發長及腰部，發尾像火焰逐漸變得尖細。

　　“我媽可能也抓狂了。”她說。

　　漢娜家全是女孩，我家只有我這一個孩子。少了漢娜，房間就會靜悄悄的，我舍不得她走。

　　我幫著她卷起睡袋。她收拾背包。

　　如果知道要過多長時間我們才會再見面，我一定會用另一種方式和她道別。但漢娜和我只是揮揮手，然後我爸開車送她回家。她家與我家隔著3條街。

　　電視里沒有出現連續鏡頭，沒有燃燒的建築物，沒有坍塌的橋梁，沒有變形的金屬或燒焦的土地，沒有倒塌的房子。無人受傷，無人死亡。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災難。

　　這說明了為什麼剛開始時我感到的不是害怕而是興奮。它有點令人激動——平淡生活里的一抹亮色、意料之外的驚喜。

　　但是媽媽嚇壞了。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她說。

　　她不停地把發夾取下又別上去。她把頭發染成了黑棕色，所以頭發黑油油的，很好看。

　　“會不會是流星隕石？”我說。我們上科學課時一直在學習有關宇宙的知識，我可以按順序背出行星名，知道飄浮在太空中所有物體的名稱。那里有彗星、黑洞和一堆堆巨石。“說不定是核爆炸？”

　　“不是核爆炸。”爸爸說。他盯著電視屏幕時，下巴的肌肉繃得緊緊的。他沒有坐下，而是雙臂交叉，兩腳分開站著。

　　“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能適應這種變化。”電視里有位科學家正在發言，他的衣領上別著一枚小小的話筒。一個新聞播音員向他詢問，情況會不會變得更糟。“如果地球轉動繼續變慢——這僅是猜測——我認為可以預測天氣會有全新的變化。地震和海嘯會頻繁發生，植物和動物可能會大量死亡，海洋可能開始向兩極轉移。”

　　在我們身後，垂直百葉窗在微風中沙沙作響。遠處傳來直升機的轟鳴聲，螺旋槳葉發出的嗒嗒聲穿過紗門涌進屋里。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媽媽問。

　　“海倫，”爸爸說，“我知道的並不比你多。”

　　我們全都把那天的足球賽忘得一幹二凈。整齊疊放的足球服在抽屜里待了一整天，護脛紋絲不動地躺在壁櫥下面。

　　後來我聽說只有米凱拉出現在球場上。她和平常一樣遲到，手拎釘鞋，披頭散發，穿著短襪一路跑上山來到球場。紅色的卷發不時飄進她的嘴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球場空無一人，沒有做熱身運動的女生，沒有風中擺動的藍色運動衫，沒有左右晃動的法式發辮；草地上沒有一個父母或教練，沒有戴著太陽鏡、啜著冰茶的母親，沒有在場邊走來走去的父親；沒有冰箱，沒有沙灘椅，沒有切成4瓣的橙子；停車場空蕩蕩的，沒有一部車子。唯有球門上的網靜靜地在風中搖擺，證明在這塊場地上曾經進行過足球比賽。

　　“知道我媽怎麼做的嗎？”幾天後，她模倣七年級那些性感的女生靠牆吃午飯時的姿勢對我說，“等我跑到停車場時，她已經走了。”

　　米凱拉的媽媽是我同學的媽媽中最年輕的。其他同學最迷人的媽媽那時至少已有35歲，我媽媽已經40歲。米凱拉的媽媽只有28歲。即使米凱拉矢口否認，我們也知道這是真的。她媽媽身邊的男友走馬燈似的換了一個又一個。她皮膚光滑，身體結實，雙峰高聳，雙腿修長，這一切是某些可恥的勾當的源頭，雖然我們只是模糊地覺察到她做了可恥的事情，但我們敢肯定確有其事。米凱拉是我認識的同學中唯一住在公寓里的人，而且她沒有父親。

　　米凱拉年輕的媽媽錯過了那條新聞，當時她正在呼呼大睡。

　　“你在電視里沒看到什麼消息？”那個星期晚些時候我問米凱拉。

　　“我家沒有電視，你忘了？我從沒看過電視。”

　　“汽車收音機呢？”

　　“壞了。”她說。

　　即使在平時，米凱拉也要搭順風車。在地球轉動變慢的第一天，我們其他人都待在客廳看電視，米凱拉卻被困在足球場上，撥弄一臺已經停止服務的舊投幣電話（電話制造商都早已忘了有這麼一臺電話了）——那時其他同學都有手機了——後來，教練開車到球場通知去那里的隊員球賽被取消或至少被推遲時，才把她從困境中解救出來。教練開車送她回了家。

　　到了那天中午，各家電視臺沒能更新有關地球轉動變慢的信息。雖然沒有新消息，電視臺還是繼續對地球轉動變慢進行報道，翻來覆去炒著各種相同的小道消息。沒關係，我們全都看得入了迷。

　　我和爸媽一整天都坐在地毯上，離電視只有一兩米。我還記得如何度過那感覺怪異的數小時。那天過得很充實：渴望了解更多有關地球轉動變慢的消息。

　　媽媽定期在房子里巡視，打開一個個水龍頭，檢查水的顏色和潔凈度。

　　“水沒問題，親愛的。”爸爸說，“這不是地震。”

　　他手持眼鏡，用襯衫下擺擦著鏡片，好像我們要面對的純粹是個視力問題。我發覺爸爸取下眼鏡後，眼睛不僅很小，而且有點斜視。

　　“你怎麼滿不在乎啊。”她說。

　　那時候我父母之間的分歧還不算大。

　　爸爸把眼鏡拿到燈光上照了照，然後小心地戴上。“告訴我你想讓我做什麼，”他說，“我會照你說的去做。”

　　爸爸是個醫生，信奉“出現問題，解決問題，診斷疾病，治好疾病”的原則。在他看來，對未知的事憂心忡忡根本是徒勞無益。

　　“人們張皇失措。”媽媽說，“負責看管供水係統和電網的人會怎麼辦？食物供應怎麼辦？如果這些人臨陣脫逃又怎麼辦？”

　　“我們能做的只有努力渡過難關。”他說。

　　“噢，真是好點子，”她說，“一個絕妙的點子。”

　　我看著媽媽光著腳匆匆向廚房走去，不一會兒，那邊就傳來開關酒櫃門的萩嗒聲和嘎吱聲、冰塊在玻璃杯里的碰撞聲。

　　“一切會好起來的。”我很想說些令人高興的事——它像咳嗽一樣不由自主地從喉嚨里冒出來，“一切會好的。”

　　各種瘋子和天才紛紛從荒郊野嶺鑽了出來，揮舞著知名學術刊物拒絕發表的學術論文出現在電視脫口秀節目上。這些“孤獨的狼”聲稱已經看到災難的來臨。

　　媽媽端著一杯酒回到客廳的沙發上。

　　在電視屏幕下方，有一個用紅色大寫字母顯示的問題不停地閃爍：

　　末日臨近了嗎？

　　“噢，得了，”爸爸說，“純粹是耍噱頭。看看公共電視臺有什麼？”沒人響應他的話，沒人去換臺。他轉而對媽媽說：“我認為她不應該看這些東西。”隨後他又問我：“朱莉亞，想去踢球嗎？”

　　“不想，謝謝。”我答道。我可不想錯過任何一條消息。

　　我穿件長及膝蓋的運動衫。托尼躺在我旁邊的地毯上，爪子向外伸，呼哧呼哧地喘著氣。它瘦骨嶙峋，脊椎上的骨節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克洛伊躲在沙發底下。

　　“來吧，出去踢會兒球。”

　　爸爸從客廳的壁櫃里找出一個足球，用手摁了摁。

　　“球有點癟了。”他說。

　　我看著他擺弄打氣筒，好像它是件醫療器械。他用外科醫生做手術的精準度，小心翼翼地把針插進球的氣孔，開始有條不紊地給球打氣，像吸呼機那樣，總是等到上一次的氣完全進入球里才再次用力按下氣筒。

　　我很不情願地係好鞋子，然後和他一道出去。

　　我們倆一言不發，來回踢了一會兒球。我仍然聽得見電視播音員在屋里喋喋不休地說個不停。他們的聲音和幹凈利落的踢球聲混在一起。

　　隔壁幾家的後院冷冷清清的。秋千像報廢了似的一動不動。雙胞胎的蹦床也不再發出吱吱聲。我心不在焉。我想回屋去。

　　“好球，”爸爸說，“傳得很準。”

　　不過，他並不太了解足球，踢球的動作不正確。接下來那一下我踢得太猛了，球飛到院子角落的金銀花叢里。于是，我們停止踢球。

　　“沒事吧？”爸爸問。

　　不少巨鳥在空中盤旋。它們不是平時郊區常見的鳥兒，而是些貓頭鷹、老鷹和烏鴉，它們強壯有力的翅膀證明東部這里還有未被開發的野地。巨鳥們從一棵樹飛向另一棵樹，響亮的叫聲淹沒了平常落在後院里那些鳥兒的啁啾聲。

　　我知道動物常常能察覺人類意識不到的危險，比如在海嘯或野火襲來之前，動物總比人類早幾分鐘或幾小時逃離危險地帶：大象有時會掙脫鐵鏈，向高處奔去；蛇會爬行到數公里外躲避災難。

　　“鳥兒知道有危險嗎？”我問爸爸。我抬頭望著它們，感到脖子上的肌肉變緊了。

　　爸爸研究著它們的外形，沒說什麼。一只老鷹落在我家松樹的冠頂上四處張望，隨後拍打著翅膀朝著海岸線向西飛去。

　　媽媽透過紗門衝我們喊道：“他們說地球轉動變慢可能影響地球引力。”

　　“我們馬上回去。”爸爸說。

　　他用力捏了捏我的肩膀，然後仰起頭望著天空，像個查看有沒有下雨徵兆的農民。“我希望你想想人類是多麼的聰明，”他說，“想想人類發明的每件東西，如火箭、飛船、電腦、人造心臟等。我們能解決問題，知道嗎？我們總能解決大難題。我們能做到。”

　　我們穿過玻璃門走進屋里。進門前，爸爸堅持要我在門墊上把鞋底擦幹凈——似乎做這些常規的事情能確保我們的安全——才能回到客廳，回到媽媽媽身邊。但是，在他說話、我們走動時，我清楚地意識到，雖然我們的世界目前還完好無損，可是周圍的一切很快就要分崩離析了。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們憂心忡忡地等著，疑神疑鬼，胡思亂想。我們從科學家和政府官員嘴里聽到新詞語、新方法。他們頻頻出現在電視屏幕和網絡視頻上，說什麼我們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追蹤太陽在空中運行的痕跡。媽媽喝著加冰的蘇格蘭酒，爸爸在客廳走來走去。我給漢娜打電話，但她沒有接。那個星期六過得迥然不同，早上像是昨天的延續。當我們坐著等待西邊的太陽慢吞吞地落山時，我覺得一天長似好幾天，似乎這天的長度突然爆增，遠不止多了區區一個小時。

　　傍晚，爸爸上樓到他的臥室，換上有領襯衫和黑襪後走下來，手上還拎著一雙皮鞋。

　　“你要去哪兒？”媽媽問他。

　　“我6點要值班，忘記了？”

　　爸爸是婦產科醫生，專門給高危孕婦接生。他經常隨叫隨到，有時在醫院值夜班，周末常常加班。

　　“別去，”媽媽說，“今晚別去。”

　　我希望她能說服爸爸留在家里，但爸爸繼續係鞋帶。他喜歡把兩只鞋子上的蝴蝶結係得一模一樣。

　　“你不去的話，他們會理解的。”她說，“外面亂成一團：交通堵塞，人心惶惶。”

　　爸爸的一些病人為了保胎，要在醫院住上好幾個月，直到她們生下健康的寶寶。

　　“別鬧了，海倫，”他說，“你知道我不能待在家里。”

　　他站起來，拍拍衣服的前兜，我聽見鑰匙發出沉悶的響聲。

　　“家里需要你。”她側頭靠在爸爸胸前——爸爸比媽媽高約三十多厘米，“我們真的不希望你走，對吧，朱莉亞？”

　　我也希望爸爸留下來，但作為他們唯一的孩子，我學會了“和稀泥”。

　　“我希望爸爸不必去，”我小心翼翼地說，“但是我想他不得不去。”

　　媽媽把臉轉過去，柔聲說：“求你了。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好了，”父親說，撫平她的頭發，“別這麼誇張。從現在到明早這段時間里，什麼事也不會發生。我相信整件事會過去的。”

　　“如何過去？它如何能過去？”

　　爸爸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在玄關處朝我擺擺手，然後走了出去，關上門。很快，我們聽到車道上傳來汽車發動的聲音。

　　媽媽撲通一聲坐在我旁邊。“至少你沒有拋棄我。”她說，“我們只好相依為命了。”

　　我真想逃到漢娜家去，但是我知道要是我也走了，媽媽會傷心的。

　　孩子們的說話聲從外面飄進客廳。透過百葉窗，我看見卡普蘭一家走在人行道上。星期六是他們的安息日，他們這一天不開車。他家共有6人：卡普蘭先生和太太、雅各布、貝絲、艾倫和躺在手推車里的嬰兒。大一點的孩子在北面的猶太人學校上學。他們幾乎人人穿著一身黑衣服，那種樣子讓我想起了老電影里的那些人物——長裙黑褲，衣袂飄飄。貝絲和我同年，她不太喜歡與人交往，我不太了解她。她穿件長袖襯衫，一條長長的矩形黑裙，但配雙時尚雅致的紅皮鞋。我認為她全身上下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鞋子。當他們從我家門前魚貫而過時，我意識到他們可能還沒有聽說地球轉動變慢的消息。

　　很久以後，我從雅各布那里證實了我當時真的猜對了：卡普蘭一家直到太陽下山後才發現——當安息日結束後，他們的上帝再次允許他們開燈、開電視時——這個世界和他們誕生時的世界有所不同。如果你沒有聽說過地球轉動變慢，地球上的景色在你看來沒有絲毫改變。當然，後來事情不是這樣的。可是現在，在地球轉動變慢的第一天，地球似乎還是老樣子。

　　我家住在一條胡同的盡頭。我們所在的住宅區建于上世紀70年代，佔地10公頃。這里房子的式樣千篇一律，外牆是拉毛粉刷，里面的天花板和牆壁都鋪著石棉。每家前院都種有一棵橄欖樹，樹木曲折盤旋向上。當然了，前提是這棵樹沒被砍掉，沒被其他更普通、更耐旱的樹所取代。這條街所有的院子都修剪得很整齊，但並不過分。小菊花和蒲公英點綴著稀疏的草地。差不多每家的牆上都爬有粉紅色的三角梅，花兒在微風中輕輕顫動，在陽光下一閃一閃。

　　從那時的衛星地圖上看，這里的一排排胡同整齊劃一，相互平行，每條胡同尾都像燈泡。整體看上去，那些胡同猶如拴在一條繩上的10只體溫計。我家就在這些網狀的普通街道上。雖然這些房子靠近大海，但比較便宜，沒有另一側臨海的房子貴。

　　那時，每到早上，我家就會灑滿陽光。廚房正對著東面，當咖啡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泡、浴室傳來嘩啦啦的衝澡聲的時候，或當我刷牙、挑上學穿的外套的時候，陽光穿過廚房的窗戶照射進來。下午屋里涼爽宜人，因為每到傍晚，太陽在山頂的豪宅後面緩緩落下，要一個小時後才能完全落到那邊的海里。今天，我們帶著新的懸念等待著太陽落山。

　　“我覺得它動了一點。”我瞇起眼說，“我是說它當然會落山。”

　　沿街的一些電動車庫門緩緩打開，旅行車和越野車魚貫駛出。車里坐著孩子和狗，塞滿衣物。鄰居三三兩兩雙臂抱胸，站在草地上。每個人都望著天空，似乎在等待一場盛大焰火表演的開始。

　　“別直視太陽。”媽媽說，“強光會刺傷眼睛。”

　　她正在拆開一包在抽屜里找到的電池，旁邊的水泥地板上放著3把手電筒，像個小型燈具展覽。雖然太陽仍高高挂在天上，但是一想到可能要度過一個格外漫長的夜晚，她就心神不寧。

　　在遠處街的盡頭，我發現老朋友嘉比獨自坐在她家的屋頂上。自從她父母把她轉到一所私立學校後，我就很少見到她。和平常一樣，她一身黑色裝扮，染成黑色的頭發在天空的反襯下很引人注目。

　　“她為什麼染成那樣？”媽媽問。她也看到了嘉比。

　　“不知道。”我說。距離太遠，我看不見嘉比戴在耳朵上的一對三圈耳環。“我猜她只是喜歡那樣。”

　　我們旁邊的便攜式收音機傳來喋喋不休的說話聲。每過一小時，一天就增多幾分鐘。他們在談論小麥點——我一直搞不清這個術語是在教科書的詞匯表里潛伏了幾十年，還是那天新造出來的——一個急需回答的新問題是：如果沒有陽光，人類賴以生存的主要農作物還能存活多久？

　　媽媽把手電筒開了又關，窩起手挨個檢測它們的光束強弱。她從手電筒里取出舊電池，換上新的，神情好像在整理一組槍支里的彈藥。

　　“真搞不懂你爸為什麼不給我回電話。”她說。

　　她把無線電話也帶到了門廊。電話挨著她，悄無聲息。她快速地呷了幾口酒，沒有發出一點聲響。我記得媽媽當時喝酒的樣子、冰塊在玻璃杯里相撞的叮當聲，以及杯里滲出的水珠沿著杯緣往下掉的情景，還有水珠在水泥地上留下的相互交叉的圓環。

　　當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被嚇得六神無主。我的鋼琴老師，住在街對面的西爾維亞，一如既往地侍弄她的花園，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她手里握著一把亮閃閃的剪子，平靜地跪在泥地上。後來，她繞著街區悠閒地散步時，木拖鞋在路面上發出啪嗒聲，胡亂辮起的紅頭發散落下來。

　　“嗨，朱莉亞。”她走到我家院子時叫了我一聲，朝我媽笑了笑，但沒有喊她的名字。她們年紀相倣，但西爾維亞看上去仍像個少女，而我媽卻不像。

　　“你好像不怎麼擔心。”媽媽說。

　　“順其自然，”西爾維亞長嘆一聲說，“我一向都這麼說。聽天由命吧！” 

　　我喜歡西爾維亞，但我媽不喜歡她。西爾維亞身體纖弱但頭腦冷靜，身上有一股潤膚露的味道。她的手腳像桉樹一樣瘦長，常常戴著粗粗的綠松石手鐲或腳鏈。為了與琴鍵有更近距離的交流，上課前她會脫下手鐲和腳鏈。她總是光著腳彈琴。

　　“我腦子可能不太清醒。”她說，“我在排毒。”

　　“什麼是排毒？”我問。

　　“排毒就是禁食。”西爾維亞說。

　　她彎下腰向我解釋時，我聽到媽媽把手電筒悄悄推到身後的聲音，可能她突然為自己的驚慌失措感到難堪吧。

　　“不吃東西，不喝酒，只喝水。要持續3天。我相信你媽以前也做過排毒。”

　　媽媽搖搖頭。“我才不搞這種玩意。”她說。我注意到她的飲料，杯中滲出的水珠滴到她旁邊的路面上。有一陣子，大家都不說話。

　　“不管怎樣，”西爾維亞繼續往前走，“別讓這件事妨礙你彈琴，朱莉亞。星期三見。”

　　隨後幾個下午，西爾維亞都戴頂太陽帽在花園里修剪玫瑰或除雜草。

　　“知道嗎，太瘦無益健康。”我媽在西爾維亞走回去侍弄她的花園後說。媽媽有一個櫃子，里面塞滿小一號的衣服，全部用塑料袋套住。它們在等著她減掉10斤體重後重見天日。這件事她挂在嘴邊已經很多年了。“你能看見她身上的骨頭。”媽媽說。她說得沒錯，是能看見。

　　“看哪，”我說，“路燈亮了。”

　　路燈與定時器相連，到黃昏時分便自動點亮。但太陽繼續發出耀眼的光芒。

　　我想象著在世界的彼岸，比如在中國，在印度，人們蜷縮在黑暗中，像我們一樣等待——但他們是在等待黎明的到來。

　　又過了好幾分鐘。

　　“他至少應該讓我們知道他安全到達醫院了。”媽媽說。她又在撥電話，等了一會兒，再把電話放下。

　　我和爸爸一起在醫院工作過一次。我在那里時事情並不多。孕婦們坐在床上看電視，吃零食。爸爸問她們一些問題，檢查記錄。她們的丈夫在一旁陪著。

　　“我沒有叫他打回來嗎？”媽媽問。

　　“他可能只是太忙而已。”我答道。

　　在遠處，我看到湯姆和卡洛塔——一對住在街尾的老夫妻——也坐在外面。湯姆穿件退了色的扎染T恤；卡洛塔穿著勃肯牌涼鞋，一根長長的辮子搭在肩上。晚上這個時候，他們倆總是坐在擺放在車道的沙灘椅上，手里握著瑪格麗特酒或夾著香煙，身後的車庫門敞開著。湯姆家的電動車軌道看起來像彎曲的腸子。那時，這條街上的許多房子被重新改造，或起碼被修繕過，像舊牙套上新牙罩。但湯姆和卡洛塔的房子仍維持原樣。在向他們推銷女童子軍餅幹時，我看到他們最早用過的勃艮第粗毛毯還鋪在地上。

　　湯姆朝我揮揮手，因握著飲料，他的手顯得很粗大。我和他並不太熟，但他一直對我很好。我也向他揮手致意。

　　現在是10月，感覺卻像6月：空氣像夏天的空氣，天空像夏天的天空，傍晚過了7點還亮如白晝。

　　“我希望電話正常工作。”媽媽說，“一定在正常工作，對嗎？”

　　從那晚開始，我養成了媽媽的許多習慣，比如一件小事也會在腦子里翻來覆去地想，無法忍受懸而未決的事，但像她的寬臀、高顴骨這些特徵在我身上潛伏多年後才會顯露出來。那晚，我還沒法把那些特徵與她聯係起來。

　　“媽媽，冷靜一點好嗎？”我說。

　　電話終于響了，媽媽急忙接通。看得出來，電話那頭的聲音令她很失望。她把電話遞給我。

　　電話不是爸爸打來的，是漢娜。

　　我從門廊站起來，把電話靠近耳朵，走到草地上，瞇起眼望著太陽。

　　“我不能和你聊，”漢娜說，“我只想告訴你我們要走了。”

　　我能聽見電話那頭傳來漢娜姐妹們的說話聲。我倣佛看到她站在和姐妹們合住的臥室、她媽媽縫制的黃色條紋窗簾、擺滿了她床鋪的各種毛絨動物玩具、散落在梳妝臺上的發夾。

　　“你要去哪里？”我問。

　　“猶他州。”漢娜說。

　　聽起來她很害怕。

　　“你什麼時候回來？”我問。

　　“我們不回來了。”她說。

　　我感到一陣驚慌。那一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們幾乎形影不離，有時老師也分不清我們倆誰是誰，把我們的名字張冠李戴。

　　我後來得知，成千上萬的摩門教徒在地球轉動變慢後聚集到鹽湖城。漢娜曾告訴過我，教會在猶他州的某個地方標出約260公頃，作為下次耶穌返回地球的準確位置。她說，教會在那里建了一個巨大的谷倉，在世界行將毀滅之時給教徒們提供食物。“我不應該跟你提起這件事，因為你不屬于我們這一教派。”她說，“但這是真的。”

　　我的家人信仰不流血的路德教——我們沒有秘密可守，不相信有世界末日的說法。

　　“你在聽嗎？”漢娜說。

　　我說不出話來，在草地上站了1分鐘，努力忍著不哭出來。

　　“你要永遠離開這里？”我好不容易擠出一句話。

　　在電話里我聽見她媽媽在呼喚她。

　　“我得走了，”漢娜說，“以後再打給你。”

　　她挂上了電話。

　　“她說些什麼？”媽媽在門廊那邊大聲問我。

　　我的喉嚨好像被硬物堵住了。

　　“沒說什麼。”我說。

　　“沒說什麼？”她反問了一句。

　　我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幸好我媽沒有看見。

　　“我想知道你爸為什麼不給我們回電話。”她說，“是不是他的電話沒電了？”

　　“天哪，媽媽，”我說，“什麼事都被你搞砸了。”

　　她不再說話，看著我。

　　“別自以為了不起。”她厲聲說，“不許說‘天哪’。”

　　收音機傳來一陣輕微的雜音，媽媽調整頻道直到收到清晰的聲音為止。一個來自哈佛大學的專家正在講話。“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話，”他說，“對所有的農作物，對全世界的糧食供應可能是個致命的打擊。”

　　我們悶聲不響地坐了一會兒。

　　突然，我們聽到房里砰一聲響，是某種柔軟的東西撞到玻璃時發出的沉悶聲。

　　我們嚇得跳起來。

　　“發生什麼事了？”我媽問。

　　難以想象並非不可想象，難以置信並非不可相信。我覺得現在危機四伏，威脅無孔不入。

　　“不像是好事。”我說。

　　我們急忙衝進屋里。廚房沒有收拾，一片狼藉。我早上吃了一半的百吉餅原封不動地在碟子里放了8個小時，餅邊的奶酪已經變硬了。一只裝有酸奶的瓶子被貓打翻，里面的酸奶被貓舔得幹幹凈凈。有人忘了把牛奶放進冰箱。這時，我發現漢娜把足球服遺落在一把椅子上。

　　響聲是一只鳥發出來的，一只藍鳥撞上廚房一扇寬大的窗戶，然後落在廚房後面的露臺上。顯然，它的細頸折斷了，翅膀對稱地耷拉在身體兩旁。

　　“也許它只是受驚了。”媽媽說。

　　我們站在窗前。

　　“我看不像。”我說。

　　我們很快了解到，地球轉動變慢影響了地球引力。在那之後，地球在轉動時變得有點搖晃，運動的物體不太可能保持原先的運動狀態。地球上的生物及所有的物體更易受到地球引力的影響，或許這種物理轉變讓那只鳥徑直撞到我家的玻璃窗上。

　　“也許我們應該把它拿走。”我說。

　　“別碰它。你爸會處理的。”

　　我們讓鳥兒照原樣躺在那里。

　　我們離開廚房時，那里依然臟亂如故。前不久我家裝修了廚房，現在還能聞到油漆的味道。不過現在那種化學味與酸奶味混在了一起。媽媽又倒了一杯酒。放在杯底的兩塊冰在冒著氣泡的蘇格蘭酒里劈啪作響，然後浮了起來。我從未見過她一天內喝這麼多酒。

　　媽媽走回前門門廊。

　　“過來吧。”她說。可是我和她待膩了。

　　我沒去她那里，而是走回房間，在床上躺了一會兒。

　　20分鐘後，太陽終于落山了，證明地球雖然轉得慢，但還在繼續轉下去。

　　到了晚上，風向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逆著吹，從沙漠方向而不是從海邊吹來。風咆哮著，尖叫著。屋外，桉樹在勁風中掙扎翻滾。繁星點點表明空中沒有一絲雲彩——這是一股毫無來由、不會帶來暴風雨的風。

　　不知從何時起，我聽到櫥櫃門嘎吱嘎吱響。我辨出媽媽穿著拖鞋走路的踢踏聲、擰開藥瓶蓋的摩擦聲，以及玻璃杯在水槽里慢慢裝水的聲音。

　　我希望爸爸在家。我努力想象他在醫院工作的情形，此時此刻，他也許正在給新生兒接生。我無法想象在這樣的夜晚誕生到這個世界上意味著什麼。

　　不久，路燈熄滅了，我的房間陷入一片黑暗。路燈熄滅應該標志著黎明的到來，但整個社區仍然漆黑一片。我覺得這是一種新的黑暗，像鄉村濃黑的夜晚，在城市和郊區是看不到的。

　　我在黑暗中離開房間朝父母的臥室走去。透過門底的縫隙，我看見電視機發出的淡藍色的光傾瀉到走道的地毯上。

　　“你也沒睡著？”我推開門，媽媽問。她穿件白色的舊睡衣，看起來無精打採的，眼角露出了一排細細的魚尾紋。

　　我爬上床，緊挨著她。“怎麼刮那麼大的風？”我問。

　　我們低聲說話，倣佛旁邊有人在睡覺。她關掉了電視的聲音。

　　“是聖塔安娜風。”她說，“現在正是聖塔安娜風肆虐的季節。到秋天就總是如此，你忘了？至少這個現象是正常的。”

　　“幾點了？”我問。

　　“7點45分。”

　　“應該是早上了。”我說。

　　“是的。”媽媽說。但天空仍然漆黑一團，沒有一絲黎明到來的徵兆。

　　關在車庫里的貓變得狂躁不安。我聽到貓爪的抓門聲和托尼堅持不懈、反復無常的哀嚎聲。它因為患上白內障，眼睛快瞎了。但是，我能斷定，雖然看不見，它已意識到事情有點不對勁了。

　　“你爸爸打電話回來了嗎？”

　　“打了。”媽媽點點頭，“因為有人不去上班，他要再值一班。”

　　外面狂風大作，我們默不做聲坐了很長時間。電視機的亮光在白牆上忽閃。

　　“你爸爸到家後讓他休息，好嗎？”媽媽說，“他工作得很不順。”

　　“發生了什麼事？”

　　她咬著下唇，眼睛盯著電視。

　　“有個產婦死了。”她說。

　　“死了？”

　　我可從來沒聽說過由爸爸負責接生的產婦死于難產。在我看來，女人死于難產就像女人死于前線、小兒麻痹症以及瘟疫一樣完全是不可能的。靈敏的監視器和機器、潔凈的雙手、強力洗滌劑、品種繁多的藥物、各式療法、豐富的醫療護理知識等使女人死于難產的風險降為零。

　　“你爸爸覺得要是人手夠的話，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他們的人手太少了。”

　　“她的寶寶怎樣了？”我問。

　　“不知道。”媽媽說，淚水溢出她的眼眶。

　　不知為什麼，就在那時而不是更早，我真的開始擔心起來。我在爸媽的床上翻了個身。被單上散發出爸爸用的古龍香水味，有一股泥土的芳香。我盼著他回家。

　　在電視屏幕上，一個記者正站在沙漠的某個地方，在她身後，天空慢慢變成粉紅色。他們在跟蹤日出，就像他們過去跟蹤暴風雨一樣——陽光照到內華達東部邊緣，但加利福尼亞還不見它的一絲蹤影。

　　後來，我把地球轉動開始變慢那段日子看作是醒悟期。在那期間，我們人類終于明白自己過于擔心臭氧層破洞、冰川融化、西尼羅河病毒、豬流感、殺人蜂等事情。其實，我們最害怕的事到頭來往往最不可能發生。真正的大災難總是與眾不同——無法想象、無法準備、無法預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