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歷代名臣的晉級法則——得人心者得天下

　　千百年來，思想家孟子提出的“得人心者得天下”這種民本思想觀點，都備受推崇。即便是在今天，“以人為本”的思想依舊被社會所大力提倡。然而這種思想除了被統治者當做治國之道之外，也被一些聰明的大臣加以改制，成了他們升遷之路上的“必殺技”，從而造就了千古史冊中得以被傳頌的諸多名臣將相！

　　1．立信于民——商鞅變法傳頌千古

　　從古至今，“得人心者得天下”似乎都是一個無法打破的真理。不管是千百年前想在官場中平步青雲的大臣，還是現今社會中苦苦打拼尋找升遷機會的人，都勢必會將立“信”作為自己升遷的必備基石。縱觀古今，那些居于上位者，想要讓自己成功地立信于他人，取得最佳的成效，不僅會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立信標準，而且通常還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進行。

　　不管是官場還是職場，擁有融洽的人際關係，往往都能事半功倍。那麼，如何在職場中立信，讓他人信服自己呢？那就需要一種別出心裁的立信手段。戰國時期在思想學識上堪稱“博物君子”，且“出將入相”、創下不朽功勳的商鞅，就可謂是立信手段最高明的人。

　　“商鞅變法”的故事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即便是在政治舞臺上取得非凡成就的管仲、叔向、子產等賢士大夫也無法與其同日而語。商鞅原是衛國國君的後裔，故也稱為衛鞅或者公孫鞅，後因封于商，才被後人稱為商鞅。他作為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兼有學者與執政者雙重身份，所以他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政治家的特殊性。

　　幼年時期的商鞅就對建立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刑名之學”的法家學說頗感興趣。青年時期，他又在魏國對法家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認真總結了李悝、吳起等人在變法中的經驗，從而使自己所推崇的法家理論更加完善。然而此時的商鞅雖有治國的謀略，但是因為他太過年輕而且地位卑微，所以並沒有被當時魏國的君主惠王所重視。而恰值秦國的新國君秦孝公為了盡快地發展壯大秦國，發布徵求“有能出奇計強秦者”求賢令的大好時機。這對于懷才不遇的商鞅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天賜的良機。

　　懷著滿腔熱忱的商鞅自魏國西至秦國，將自己以變法圖強為主要內容的“強國之術”作了一番精彩的陳述之後，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郡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商鞅的苦心勸說下決定進行變法，不料卻遭到了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堅持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然而這並未令商鞅改變變法的決心，他甚至還憑借自己總結出的一些係統的革新理論以及雄辯的口才，駁斥了舊貴族“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足了輿論準備。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在商鞅的再三勸說下，終于下定決心要在秦國實施新法，並任命商鞅為左庶長，讓他全力在秦國正式推行變法事宜。在商鞅的建議下，變法中首次編定了由國家直接掌握全國人數的戶籍制，而且規定了使人們互相監督的“連坐”制；規定了“獎勵軍功，禁止私鬥”，以獎勵來鼓勵人們為秦國的封建政權而勇敢作戰，同時“禁止私鬥”一項也大大削弱了奴隸主的勢力，加強了封建中央集權；鼓勵農戶大面積進行耕織，發展封建經濟；制定了嚴厲的法令，以此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

　　然而新法雖然得到了君主的認可並推行實施了，但是這僅僅只能保證在實施變法時有政策上的靠山，卻根本無法保證民眾是否會將新法落到實處。為了使百姓相信新法是能夠堅決執行的，商鞅明白在取信于君之後，還要取信于民。所以，他又採取了一步新的計劃—取信于民！

　　在頒布新法之前，商鞅命人在都城的南門豎立了一根三丈多高的木頭，並告知所有的民眾，誰能將這根木頭從南門搬到北門，就可以得到十金的獎賞。聽說有獎金可以拿，人們便紛紛圍在南門，指著懸賞的告示議論紛紛。大部分的人看到那根木頭並不是十分龐大，稍有力氣的人都能夠將他從南門搬到北門去，便認為告示上所說的懸賞根本就是不可信的。于是有人質疑道：“這根木頭誰都拿得動，哪兒用得著十兩賞金那麼多啊？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啊？“也有的人幹脆直接下結論說：“可能左庶長今天閒來無事，成心和大家開玩笑吧！“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大多數的人都不相信天下會有這樣的好事，所以竟沒有一個人去扛木頭。

　　商鞅看到老百姓果然不相信他所下的命令，便命人次把賞金提高至五十兩金子。然而賞金越高，那些看熱鬧的人反而更加覺得不可信，依然沒人敢去扛木頭。正在大夥兒都在議論紛紛的時候，人群中突然有一個人站出來，說：“既然大家都不信，那我就來試試吧！”說完，他扛起木頭就向著北門走去。

　　等那個扛木頭的人到達北門之後，商鞅早已派人拿著五十金在北門等候著。眾人看到那個扛木頭的人果真得到五十金的獎賞，這才相信賞金的命令不是和大家開玩笑，竟然是真的。這件事很快便被看熱鬧的人作為茶余飯後的閒話娓娓道來，很快便傳遍了整個秦國。

　　此時，商鞅明白自己已經用這種辦法向老百姓表明，自己說話是算數的，是講究誠信的，從而達到在民眾中立信的目的。將來法令一旦公布，如果有人不去執行，嚴肅處理決不客氣。這才把早已起草好的新法令在秦國各地公布開來。新公布的法令中賞罰分明，所有官員的官職大小和爵位高低都以打仗立功為晉升標準，貴族中沒有軍功的就沒有爵位；多生產糧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為了做買賣或者因為懶惰而貧窮的，連同妻子和兒女都要被一並罰做官府的奴婢。

　　商鞅因立木許以重金而一舉立信于民，從而減少了新法在民眾中實施的阻力，保證了新法的貫徹執行，終于使得秦國一躍而成為“家給人足”、“鄉邑大治”、“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國。自從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的國力開始逐漸興盛：不僅農業方面的生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軍事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商鞅變法使貧困的秦國變為國富民強的七雄之一。不久之後，秦國進攻魏國的西部，從河西打到河東，把魏國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來，並最終得以稱霸諸侯。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秦國後來能夠一統天下，商鞅是功不可沒的。而商鞅變法在秦國發展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它使一個“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的新秦國，出現在中國西部大地上，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眾所周知，中國向來是缺乏改革家的，三皇五代的舊事、祖宗的規矩似乎都是萬古不易的法則。然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卻是個例外，當時變法之風盛行，商鞅就是改革家中取得了較為顯著成績的佼佼者。而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他是以做人最基本的誠信作為變法的通行證的。要得到民眾的支持，就必須先得到他們的信任，畢竟一項新法的實施如果得不到大部分民眾的支持，再好的改革也難以成功。

　　誠信對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個人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不管是國界之間的合作，還是人與人之間的買賣，無一不是以互相信任為前提的。中華民族也正是以禮儀與誠信馳名世界，並迅速崛起的。特別是古人極其講究言不在多，但必須守信的道理，因為只有守信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雖然大部分人也都明白守信的意義與重要性，但是卻總有些人會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無法遵守自己許下的諾言。

　　其實，不管是千年前的帝王或者大臣，還是現今社會中在職場上居高位的管理者，都應該將誠信作為自己和下屬人員之間交流和溝通的保障。對一些喜歡輕易許諾的領導者來說，決不能在下屬做了一件令自己高興的事或者有巨大貢獻的時候，脫口就許下一個諾言，但後來卻由于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很快就將此事忘得一幹二凈了。領導人不遵守自己的諾言不僅會使下屬對其失去信任感而心存成見，更會極大地挫傷下屬工作的積極性。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失了人心、得不到下屬信任的管理者，又怎麼能帶領自己的團隊作出優秀的成績來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管理者在職場中的晉升和團隊基層工作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所以絕不能失信于自己的下屬。要麼不許諾，但諾言一出就一定要遵守，哪怕最後會帶來一些損失也一定要兌現，否則你一定會因此而喪 失做人最根本的信用。誠與信，是一個人實現高度完美的雙翼。誠，忠誠于自己，亦忠誠于他人；信，相信自己，亦信任他人。集誠與信于一身，才能萬里高飛，長空競先。一個喪失誠信的人，不僅得不到下屬的信任與支持，更會因此而使上位者重新審視你是否是一個合格的管理者。所以，如果你想在職場中獲得晉升機會，就千萬不要忽視在人群中立信的重要性，否則可能就會因為失了誠信而錯失職業生涯中的許多晉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