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長居軍事實力排名之首？

　　強大軍力，先進科技和作戰模式

　　美國擁有現今世界上總體實力最為強大的軍隊。美國憲法規定總統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有權命令武裝力量保障國家安全，但憲法又規定，宣戰權在國會。長期以來美國國內一直在就誰應該決定是否使用武力爭論不休。

　　1973年，美國國會推翻了時任總統尼克松的否決，通過了對總統進行戰爭權力加以限制的《戰爭權力法案》。主要包括：只有在國會宣戰、專門立法授權和美國本土、屬地及美國武裝力量遭到攻擊的情況下，總統才可以把美國武裝力量投入戰鬥；總統必須在把美國武裝力量投入戰鬥48小時以內向國會提出報告，說明必須使用軍隊的理由，使用軍隊的憲法和法律依據，估計衝突的范圍和時間的長短；要求總統“在可能的情況下”，在派軍隊到外國作戰以前同國會協商等。

　　目前美國實行的是以下模式：美國總統有權獨自下令使用軍事力量，但他必須要在下達命令後48小時內向國會通報，如果軍事行動將持續60天以上，總統需要獲得美國國會繼續採取行動的授權。

　　美國軍隊由美國陸軍、美國海軍、美國空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構成，現役總兵力約143萬人，另有海岸警衛與後備役人員90萬人左右。美國軍隊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向全球實施大規模投送，並遠離本土在全球任何地方發動局部戰爭的國家，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核武庫，最先進的軍事裝備，最大的軍事開支和國防工業。美國在世界與其結盟的眾多國家派駐大量軍隊。

　　美國2010年軍費支出6980億美元，佔GDP的4.8%；大大領先于排第二名的中國（1190億美元）和第三名的英國（596億美元）。約佔全世界軍費開支總計的42.8%。

　　美國安全戰略在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中。所有戰略規劃都必須以最先進的國防科技為支持，方能維護軍事超強地位于不墮。

　　20世紀初以來，美國國勢漸隆，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洗禮，帶動了軍事科技突飛猛進，長居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的軍事工業體係由一批諸如“波音”“洛克希德?馬丁”這樣實力雄厚的公司及其他一些大型聯合企業組成。它們能夠為本國武裝力量提供超過潛在對手一至兩代的軍事裝備。時至今日，全球軍力競爭者所能做的，仍限于抄襲、模倣而非超越美國的國防科技水平。

　　2010年12月9日韓國國防技術品質院出刊的《國防科學技術調查書》說，在8個領域的25個武器體係方面，綜合評價主要16國的技術並由此排名的結果，美國在指揮控制、通信、監視、偵查、機動、艦艇、航空、太空、火力、防禦和其他（包括軟件）等8個領域全部領先。其他國家中，日本第6，中國第8，韓國第11。

　　今天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不再是來自龐大的蘇聯軍事集團的威脅，而是諸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地區性衝突、種族暴力，以及恐怖主義襲擊等種種變化莫測的新的危險。要防止、威懾、挫敗這些新威脅，美國必須用最先進的技術建立並維持一支既能很好地協調又能靈活組合，且能控制任何對手的強大的常備部隊，包括具有高度機動性的特種部隊。

　　為了指導美軍走向未來，2000年5月30日，美軍參聯會主席亨利?謝爾頓上將公布了指導美軍21世紀聯合作戰的綱領性文件——《2020年聯合設想》（Joint Vision 2020），強調了未來“不確定之敵”的威脅，制定了“全面優勢”的具體指標，進一步拓展了“聯合作戰”的基本內涵和作戰原則，提出了新世紀美軍的發展方向及改進措施。

　　《2020年聯合設想》對1996年提出的《2010年聯合設想》的作戰觀念進行了更深入的描述和說明。這就是“主宰機動”，即通過對各種軍事行動的速度與節奏的控制，達成壓倒性的態勢優勢；“精確打擊”，即在整個作戰過程中對目標實施有控制的精確打擊；“集中後勤”，即在正確的時間、地點，對聯合部隊進行精確的勤務支援；“全維防護”，即在空、天、海、陸和信息等領域對聯合部隊提供多層的保護。《設想》要求美軍繼續以這“四種聯合作戰觀念”為目標發展未來的作戰能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電腦和網絡技術快速發展並大量用于軍事領域，不僅使信息的收集范圍極大擴展、信息數量極大增加、信息處理和傳輸速度極大提高，而且使各種信息縱向橫向同時流動，指揮體係由“樹”狀結構變為“網”狀結構，還使偵察情報係統與作戰係統之間、各種作戰平臺之間能夠實現無縫連接。根據技術上的這些變化，美軍提出了“信息作戰”理論，要求實施軍事欺騙、心理戰、電子戰、電腦網絡戰、作戰保密等作戰行動，首先奪取信息優勢，為實現全譜優勢和戰爭的最後勝利創造條件。

　　現代戰爭是體係與體係的對抗，作戰雙方通過破壞對方體係的完整性和保護己方體係的完整性來奪取戰爭的勝利。美國軍事思想的創新成果，大多體現了體係博弈思想，要求用大係統的思維來籌劃軍隊建設和運用作戰力量。在作戰力量建設上，要求把戰場預警、指揮控制和精確打擊三個作戰職能領域建成無縫連接的大係統；在部隊建設上，要求組建由各軍兵種編成的一體化部隊；在戰場準備上，要求建設陸、海、空、天一體的數位化戰場。

　　“三空作戰”將成為作戰理論開發的重中之重。所謂的“三空作戰”，是指美軍的“太空作戰”“網空作戰”和“空海一體戰”。這三種作戰樣式都是新興作戰樣式，勢將在未來戰爭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新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美國空軍于2010年4月22日成功發射首架X-37B型可重復飛行無人空天飛機，經歷了7個月的神秘太空之旅以後，于當地時間12月3日在美國洛杉磯市西北部的范登堡空軍基地順利降落。一些軍事專家認為，空天飛機將會成為一種比核彈頭還要危險的太空戰鬥機，能夠捕捉其他國家的衛星，能夠在兩小時之內攻擊地球上的任何目標，意味著人類太空武器時代的開始。

　　當美國將“打贏反恐戰爭，確保美國本土安全”作為戰略目標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與完全不同于正規部隊的“塔利班”和恐怖分子作戰、面對路邊炸彈和恐怖襲擊時，美軍的大規模機械化作戰理論顯得不合時宜了。于是，美軍根據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經驗教訓，及時開發出“非正規戰爭”“混合戰爭”“穩定行動”“軍事—民事行動”“心理作戰”和 “跨機構行動”等創新性作戰理論，以適應新作戰環境的需要。

　　美國在雙赤字經濟的困境中，巨額國防經費必受制約。總統奧巴馬公布的縮減財政赤字的提案中，就涉及未來12年將減少美國國防開支4000億美元，對國防部實施國防現代化計劃帶來了困難。因此，國防部所有的科學技術計劃要求著重考慮經濟可承受性問題，把降低費用視為與係統性能和新的作戰能力同樣重要的目標。“民轉軍”，或者說軍用與民用工業基礎的一體化，相應地成為當代工業技術發展的最新趨勢之一。

　　美國歷來具有“軍轉民”的傳統。在20世紀，軍事技術的發明突飛猛進，許多重大發明，包括噴氣發動機、雷達、核能、衛星、塑料等，在滿足軍事目的的同時，無不轉化為民用技術， 在民用經濟領域得到廣泛普及，發揮了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進步的重要作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軍技民用”被視為一條普遍規律。

　　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科技工業基礎所費不貲，而同時，民用研究發展投資的持續增加和民用科技的飛速進步，為武器裝備研制提供了更廣泛的技術儲備和工業基礎。因此，發展軍民兩用技術，將民用技術引入軍事裝備在今天不僅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例如“全球定位係統”（GPS）、激光瞄準具和安裝在士兵頭盔上的戰場情況顯示係統，都是在民用產品基礎上發展成為“標準配置”。美國國防部的承包商L-3通訊公司在1986年時制造一臺F-16戰鬥機的模擬器需要3500萬美元，而現在利用大規模生產的空戰遊戲商用電腦部件開發的飛行模擬器，只需要200萬∼300萬美元。

　　美軍的信息化進程，實際上一定程度上就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從英特爾公司引入微處理器起步的。今天，美國軍方不必再投巨資開發信息技術，只要向民用公司下單定購即可很大程度上滿足軍事需要。難怪美國有人說：“硅谷與其說是個科研商業中心，倒不如說是個武器庫。”

　　現在，美國海、空軍飛機的保養和修理任務有35%由私營企業或公司承擔。在今後幾年，這一比例將提高到40%以上，可望節省維修費15%∼30%。

　　美國政府依據上述發展趨勢，于20世紀末制定了一係列政策和措施，在科技政策，國防工業計劃，軍備採購程序及軍需用品規范方面進行了重大調整，以實現軍用與民用工業基礎的一體化發展。

　　人的因素，戰爭文化觀

　　美國的戰爭文化的基點當是個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文化。

　　美國自1973年實行全志願兵役制以來，基本上沒有出現兵員危機情況， 美國的募兵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美國有關兵役的法律法規適應性較強。 因此，美國在各歷史時期根據國家安全的需要，適時調整軍隊的規模，戰時擴軍，戰後裁軍，經歷了幾起幾落，沒有產生大的社會危機。而且社會本身的承受能力也不斷得到加強，戰時向軍隊提供充足的兵員，戰後比較妥善地接納和安置了大批退伍軍人。

　　美軍在招募新兵過程中實行人才市場競爭方法，通過入伍考試，嚴格掌握標準，使入伍新兵一直保持較高的質量。現在新兵持有高中畢業文憑者佔95％以上，而美國社會18∼23歲的青年中只有75％左右具有高中畢業文化水平。在能力水平測試方面，新兵中高于一般能力水平的人員為70％，而美國青年中此類人員佔50％。

　　美國軍事教育體係中共有60所高等軍事院校，根據美國武裝力量部署體係分布于美國全境。作為美國武裝力量核心的職業軍官的培養，主要在三所著名的軍事院校進行，即陸軍軍官學院（又稱西點軍校，位于紐約）培養陸軍軍官，海軍學院（位于馬里蘭州的安納波利斯）培養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軍官，空軍學院（位于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培養空軍軍官。

　　為了給軍官隊伍補充稀缺專業的高素質人才，美軍還直接徵召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耶魯大學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專業學院的畢業生入伍。

　　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軍官屬于聯邦政府的公職官員，基本職責就是為政府提供軍事領導。實踐證明，軍隊並不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官群體，而士兵又由于流動性較大等各種原因，難以形成軍隊的中堅力量。于是，設有軍士（士官，Sergeant）填補了這一空白。

　　軍士由士兵中提拔，晉升要求非常嚴格。軍士非官非兵，高級軍士的權力和待遇與低級軍官大致相同。軍士服役期限較長，崗位相對穩定，有些甚至可以在基層幹到退休。他們是基層部隊的軍事骨幹，官兵之間不可缺少的紐帶，是實施部隊管理、教育和訓練的橋梁，士兵的直接管理者、教育者和領導者，基層部隊真正的帶兵人，作用十分重要。在美軍的編制總員額中，軍士最高峰時達到了64%，現在在56%左右。

　　美軍每個新入伍的士兵必須在訓練中心進行時間不等的嚴格訓練，達不到標準者不準進入下一階段的訓練。據統計，陸軍新兵訓練淘汰率最高曾達到8.2％。海軍陸戰隊等作戰強度大、執行特殊任務的軍兵種，新兵訓練的淘汰率更高。

　　從近年情況看，美軍應募入伍的士兵大多來自中、下等收入的家庭，當兵的主要動機首先是解決就業問題。特別是美國經濟不景氣時期，許多青年就業無門，就到軍隊中尋找出路。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強調：“精神因素在戰爭中佔據最重要的地方。精神力量滲透著全部軍事領域。”可以說，軍隊戰鬥力是由兩種要素組成的：第一是精神，第二是物質。精神要素處于關鍵位置。

　　美國軍隊的整體戰鬥力異常強悍，應募入伍的士兵的精神力量從何而來？

　　首先是扎根于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念即“美國精神”。

　　美利堅民族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有責任將上帝的福音傳播整個世界的“自命不凡的使命感”。這里有美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在強調國家為個人服務的同時，又要求個人效忠于國家，以使國家更強大，從而更好地為個人服務。這里有強烈的公民責任感，《美國軍人行為準則》第一條這樣規定：我是美國公民，從軍為保衛國家和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戰，並隨時準備為之獻出自己的生命。

　　美國軍隊重視發揮軍隊院校和部隊軍事實踐兩方面的優勢，將精神教育貫穿于官兵軍旅生活的整個過程，確保教育的連續性和長期性，大力培育官兵忠誠感和愛國心；並在政治待遇和精神待遇上不斷強化軍人的榮譽感和優越感。

　　打開美國國防部的網站，可以看見“美國精神”教育這一主題，不是生硬的灌輸說教，而是善用形象直觀的圖畫、簡潔激昂的文字，以及精心營造的整體氛圍，注重心理實效。

　　宗教信仰是美國的文化傳統，美軍中信教的人員達90%以上。宗教規范的約束力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條令條例的強制力量。軍中配備隨軍牧師，借助宗教的力量解決“為誰而戰”和“為何而戰”等戰爭倫理問題，教化官兵、安慰心靈。那些偏離美軍標準線的心性品行，在宗教力量的作用下得到矯正。

　　其二是奮鬥進取的成功意識和優惠待遇。

　　“美國夢”是這種民族心理的集中體現。自17世紀初年英國清教徒們懷著夢想，踏上“五月花”號那一刻起，數以千萬計涌來的後繼者，相信“美國夢”並非遙不可及，或想成為農場主、企業家、運動員，或想成為藝術家、工程師、科學家、金融家，甚至是白宮的主人，這一現象至今還在持續！

　　美軍以完備的獎勵、晉升制度，落實軍人奮鬥進取的成功意識，支持部隊生成旺盛的敬業和戰鬥精神。

　　美國軍人在服役期間獲得的專業技能證書得到美國勞工部的認可，可用于退伍之後的再次就業。服完兵役退伍之後可以獲得政府資助上大學的機會。1944年的《二次大戰士兵權利法》從誕生之日起，至今已經使2000多萬軍人和家屬從中受益。

　　職業的特殊性首先形成了軍人的“責任、榮譽、國家”自豪感，但單單用愛國心不足以形成以軍隊為職業的動力，只有官兵對生活質量滿意，他們才願意在軍隊服役。美國蘭德公司曾做過一項調查表明，物質福利是保持部隊穩定的“最有效措施”，“軍人加薪10%，新兵入伍率一般可提高39%”。

　　美軍大多以立法形式明確規定軍隊的高工資、高補貼、高福利優待官兵。比如《聯邦薪金比較法》規定，軍官和政府雇員的工資標準每年都要進行對比審查，以保證軍官的工資與政府雇員工資同等增長。事實上，由于軍人職業的特殊性以及這種特殊性所產生的各種補貼津貼，美軍官兵的實際收入遠遠高于政府雇員。同時還在軍隊內部制定完善的保險體係和納稅優惠吸引官兵。

　　美國法制使軍人以及家庭在社會競爭中明顯處于優勢，在一定的程度上大大提高了軍人服役的自信心。比如美國法律規定，軍人家屬可以持相關證明享受軍方的免費醫療，可以在軍人服務社購買特價商品。美軍的一些大基地必須辦有專供軍人子女免費就讀的中小學，如軍營附近沒有軍人子女學校，軍人子女可以去費用昂貴的私立學校上學，由政府買單。再如美國政府規定一個家庭最多只能有兩人在政府任職，而軍人家庭和退役官兵本人則不受此限制。美國的有關法律還規定，美軍官兵在參戰期間，其家庭可優先獲得各式優惠貸款和開辦企業的許可，所有債權人不得向參戰官兵以及家屬行使任何債務權力。

　　其三是尊重愛護軍人生命。

　　美軍歷來對戰爭中的傷亡問題格外敏感與關注。這主要歸因于植根人本主義傳統的美國文化，其特徵就是對生命的極度珍視。無論是在武器裝備的推陳出新抑或作戰理論的發展探索中，美軍一貫高度注重“如何減少傷亡”的問題。

　　美國人的觀念中毫不懷疑戰爭的暴烈與殘酷，但不認為一定要定格于對生命的殺戮。正如美陸軍軍事學院院長斯格爾斯在《國際軍事》上撰文所述，“戰爭是死人的事情，然而戰爭的目的並不是一定要消滅多少敵人……不管火力係統多麼有效和精確，勝利很少是用殺死對方的人數來衡量的”。這種傷亡觀所體現出來的戰爭發展觀，正在逐步被戰爭指導者接受。

　　美國基于基督教文化的人本主義精神，內涵要求尊重社會成員的個人權利和價值，包括生命價值。這種個人主義傾向的文化觀念，在顧及國家的整體價值和社會群體的共同權利與義務時，較多地強調公民的個體價值和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反映在戰爭領域，則表現出一種對人的生存權利的格外關注和追求。

　　隨著戰爭科技進步，在打擊手段日趨精確化的軍事行動中，美軍不僅實現了以較少人員傷亡代價達成作戰目的的目標，同時也確立了以追求“低傷亡”和“零傷亡”為目標的新傷亡觀。從越戰結束到海灣戰爭，美軍共進行了8次小規模的軍事行動，傷亡總數不足1200人。最能證明這一發展趨勢的要數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軍進行的幾次局部戰爭。海灣戰爭中美軍的陣亡率為0.016％，而科索沃戰爭中美軍實現了“零死亡”。

　　美軍認為，戰場上的官兵始終處在恐懼心理的籠罩下，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性使其成為作戰係統中最薄弱的環節。正是認識到這一弱點，美軍試圖通過避免和減少傷亡的承諾，以及各個方面的撫慰和保證，使得官兵獲得某種心理認同，確信自己在危險的戰場上，自己的生命仍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和尊重。

　　這種傷亡觀是一把“雙刃劍”。在作戰指揮上，傷亡問題不僅成為指揮官特別關注的焦點和決策的重要依據，同時也使指揮官受到嚴重束縛。海灣戰爭的美軍總指揮史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1934－）將軍坦承：“最困難的決策就是涉及人的生命的決策……我不想讓部隊去送死，也不想讓士兵傷殘，我深陷于極度的痛苦之中。”美軍條令要求指揮官在實施地面進攻作戰時做到“三個不打”，即沒有制空、制海、制信息權不打，沒有通過遠程火力突擊致敵基本喪失戰鬥力不打，到達或即將到達作戰“頂點”時不打。可見，傷亡因素是美軍實施作戰指揮時，甚至最終決策的一個重要考慮。

　　例如在1993年10月索馬里維和行動中，美軍曾在一天之內被擊落3架直升機，陣亡14人、受傷77人、被俘1人，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巨大震動，美國政府被迫立即作出撤軍的決定。

　　美軍《行為準則》規定，當脫逃已經是不可能之時，繼續抵抗只會導致死亡而無法對敵人造成任何傷亡時，可以考慮投降。在用盡所有合理的抵抗行動後，除了死亡而沒有其他選擇時，被敵人俘虜並不代表這是不榮譽的。在這種情況下，美軍沒有對于被俘、投降的羞恥感。

　　在美國的戰爭紀念碑上，銘刻著每位戰爭中犧牲的官兵姓名。失蹤的官兵，死要見屍，活要見人。比如為了尋找朝鮮和越南戰爭美軍遺骸，美國當局為了贏得這些所謂“不友好國家”的支持和合作， 除了大把花錢外，甚至不惜做出外交上的讓步和妥協。

　　“大德曰生”。除了保護自己國家人民和戰士的生命，“國際人道主義法”要求在國際武裝衝突中，保護所有沒有或不再參加戰鬥的人，限制那些造成過分傷害或不必要痛苦，或對環境造成嚴重或長期的損害的作戰手段（特別是武器）和作戰方法（例如軍事戰術）；並且平等適用于衝突各方，而不論是哪一方發動的戰爭。

　　只要有戰爭，歷來傷亡不可避免。然而，如果人類還消弭不了戰爭，“兵不血刃”始終是有見識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孜孜以求的大目標。

　　美國不斷升級傳統武器的作戰性能，在整體上增強軍事綜合實力的同時，並以戰爭“零傷亡”為戰略目標。人們發現，美軍距離“零傷亡”的神話已經相當接近。這個目標不僅適用于自身，甚至可能適用于敵方，也就是說制伏敵人而不必殺死對手。

　　追求戰爭“零傷亡”有成，可能大幅提升軍威，導致戰爭形態簡單化，戰爭時間大大縮短，但戰爭還是戰爭，暴力制勝的“零傷亡”戰爭與更大傷亡以至大規模殺傷性戰爭一線之隔。只要戰爭不止，漫漫“史前史”不會因而提速終結。

　　2011年5月22日，美國即將卸任的國防部長蓋茨在聖母大學演講稱，美國不能退出全球舞臺，即使出現財政困難，美國也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實力，以便能夠以強大規模、堅強意志和軍事優勢打擊敵人。

　　蓋茨在演講中警告現階段美國孤立主義的再次抬頭，並且提到美國對抗世界敵對勢力最終勝利的資本來自于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